什么是精神偶像？簡而言之，精神偶像是人們敬仰、尊崇的形象。　　

精神偶像含有社會普遍群眾理想的品質，是真理、道義、善的象征。這種美好的品質令社會普遍群眾敬愛，仰慕，崇拜，遵循。因而，精神偶像是社會普遍群眾意識、心理趨向的燈塔，不僅具有導向、引領的作用，還會產生巨大的社會群體凝聚力和巨大的社會精神力量。應該說，精神偶像的誕生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是人類由原始生活的分散狀態走向團結、聚合的飛躍。人類要團結成群并形成有序的社會，必須靠精神力量的凝聚和一定的組織模式的管理，而精神凝聚起著核心的作用。　　

世界上，不論東方西方，精神偶像的存在很普遍，有的影響較大，有的影響較小。如宗教里的耶穌、穆罕默德、釋迦牟尼算是“超級”精神偶像了。精神偶像有人與神之分，例如“上帝”、“耶穌”等就是神，而穆罕默德、釋迦牟尼、馬克思是人。至于把穆罕默德和釋迦牟尼神化那是后來的事。　　

在中國，歷史上的精神偶像很多，例如周公①、伯夷、叔齊②、介子推③、屈原、孔子、孟子、關公、包拯、海瑞等等。當代人宣傳的雷鋒，也是精神偶像。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歷史上的精神偶像盡管有“上帝”等大小神仙的概念，但是，神文化從來沒有成為主流，更沒有統帥普遍大眾的精神陣地，在民間是這樣，在官方意識形態也是這樣。同時，中國精神偶像還有另一個顯著特點，即把“神”泛化，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樹有樹神，河有河神。在民間，甚至可以隨意指物為神，一棵古老的樹表現出奇異的現象，于是將其作為神敬奉；那里的巖石生得有些蹊蹺，于是也將其作為神朝拜。實際上，這打破了一神獨尊的地位，對發展多元文化很有積極意義。這些特點與西方獨尊《圣經》里的“神”——耶和華形成鮮明對照。西方精神世界里的神“法力無邊”，獨霸神壇，被認為是“造物主”，是宇宙的本原。西方神文化曾經成為國家政治精神生活的主流，統治時間相當長。如此看來，中國人的精神偶像比西方人的精神偶像更具有人文精神和實際踐行意義。　　

在中國歷史主流提倡的精神偶像中，幾乎找不到神的影子。例如，知識分子的最大偶像是孔子、其次孟子，再次屈原等等。在民間，女性道德精神偶像主要有嫫毋④、嫘祖⑤、花木蘭、穆桂英等，男性的道德精神偶像有關公、武松等。此外，各行各業還有自己的精神偶像，例如，國家公務員要學習包拯的公正無私，從事醫療工作的榜樣是張仲景（醫圣）、做能工巧匠要像魯班那樣，練書法的要仰慕王羲之（書圣）等。中國傳統的節日文化也體現十分典型的人文精神，一是對自然界及其規律的敬仰尊崇，如春節和中秋節；二是對人格精神的懷念、敬重，例如清明節對介子推的紀念，端午節對屈原的紀念。這與西方一些國家把神作為隆重的節日（如圣誕節、萬圣節）截然不同。西方也有樹立立人作為精神偶像的例子，如自由女神。1851年路易·拿破侖·波拿巴發動政變推翻第二共和國后的一天，一群堅定的共和黨人在街頭筑起防御工事，暮色蒼茫時，一個年輕姑娘手持熊熊燃燒的火炬，躍過障礙物，高呼“前進”的口號向敵人沖去，波拿巴分子的槍聲響了，姑娘倒在血泊中。從此這位高攀火炬的勇敢姑娘就成為他心中自由的象征。這位自由女神的品質內核與中國的屈原一致，都是為了正義和真理而不惜犧牲。但西方人文精神偶像沒有中國普遍，特別是傳統節日對神的朝捧表現得極其突出，而傳統節日是一個國家所倡導的文化精神的“眼珠”，具有“點睛”的意義，起昭示、引領的作用。這證明了中華文化的優秀、先進、偉大。　　

雖然中國和西方崇拜的精神偶像有性質上的差異，但都有自己的精神偶像，這一點，整個世界都是共同的。　　

近兩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政治發生著巨大變化，清朝政府的腐朽沒落，導致外部列強入侵中國，繼而引發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太天國革命，以西方基督文化作為精神旗子，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華民國，但接著陷入軍閥混戰，繼而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產生了中國共產黨。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國外文化及其精神如浪潮一樣，一波一波涌入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客觀上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尤其是“五四運動”“砸爛孔家店”，更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壓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雖然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的提法，但在實踐中的情形卻表現得十分單調、枯燥。孔子在“文革”中再次被受到批判。數十年來，中國思想、哲學層面的文化長期被處于禁錮的狀態。儒家、道家、佛家被稱為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是中華民族的思想價值體系和精神家園，可是這些傳統主流文化不僅沒有得到發揚，而且成為批判或冷漠的對象。不過，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主流文化大力宣揚共產主義理想，弘揚共產主義精神（與儒家的大同世界相近似），并大興剛健清廉的政風，“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人格高尚、辦事公正、不以權謀私的領導干部就是眼前的“精神偶像”。同時大力塑造、宣傳雷鋒、王杰、焦裕祿等適合普遍群眾的精神偶像，因而，在這段歷史時期里，中國國民的精神是有偶像的，民族、民眾是凝聚、團結的。　　

然而，近三十年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旗幟與社會生活實踐發生了背離的傾向，在復雜的輿論陣地和媒體領域，臧否馬克思主義聲音形成了潮流，對毛澤東這個偉大精神偶像更是極力否定。急功近利的物質主義替換了共產主義理想，個人主義取代了集體主義，私有模式取代了公有模式。一些人對資本主義更顯出濃厚的興趣，提出要“補課”。在經濟建設中，完全實行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致的市場經濟。在顛覆共產主義理想道德同時，并沒有捧抬出可以代替的精神偶像，因而使整個民族失去了精神支柱。由于拋棄了理想，同時對物質表現出動物性的親和，于是金錢成了現實生活中的神，迷戀追求金錢而不顧國家法律和人格道德的束縛，首先表現為不少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掌握實權人物的道德墮落，不擇手段侵吞人民和國家的財富。本來，優秀的公務員的形象就是人民大眾眼前的精神偶像，由于公務員隊伍中的腐敗分子較多，人民大眾便失去了對政府和國家的尊重和信賴。固然，這些年也樹立了一些優秀典型，但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多，其原因是公務員隊伍里腐敗典型抵消了這些優秀典型的形象。　　

由于中國社會優秀精神偶像的缺位，導致國內外落后、低級、庸俗文化在中國社會中形成了潮流，特別是非法宗教活動猖獗，以及境外一些宗教在中國發展異常迅猛，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在中國文化潮流的趨勢上，表現為落后、低級、庸俗與優秀、崇高、典雅位置顛倒，落后、低俗、庸俗的文化居于上位，優秀、崇高、中正、典雅的文化居于下位；前者大有市場，后者沒有立身之地。“陽春白雪”被踩在腳下，“下里巴人”爬上了頭頂。歌星可以一夜成名暴富并受到媒體和世俗追捧，而科學家則在那里默默無聞、清苦寂貧坐冷板凳。一些青少年，把歌星作為自己的偶像，以之合影、擁抱為榮，而袁隆平這類為整個世界都作出了偉大貢獻的人物，有幾個人在崇拜他們呢？這說明，我們在輿論、宣傳、價值引導上出了大問題，在精神世界上出了大問題，在如何把國民向什么方向引導上出了大問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了本末倒置的變化。　　

一句話，現在的中國沒有精神偶像，如果有的話，那就是金錢。　　

值得憂慮的是，中國人良好價值觀的失落，思想的紊亂，道德的墮落，精神的沉淪非冰凍三尺一日之寒，而是到了難以糾正、挽回的狀態。　　

如果我們不盡快驚醒，長此以往，中國就會有天下大亂的危險，有國家、民族滅亡的危險。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要重新找回中國人的精神家園，須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第一，強力整頓吏治。一方面，真心誠意，采取非常手段治理打擊腐敗。建立反腐敗特別法，大張旗鼓、大規模、大造聲勢、拉長戰線治理和打擊腐敗。與此同時，根據公平正義法則，制定政策措施，撤除那些腐敗滋生的土壤和溫床，同時抑制社會分配的嚴重不公。例如，執法機關在執法過程中的收費里面就隱藏著腐敗，這樣的收費應當取消。由于政策導致的地區差異、行業差異、崗位差異也應得到調整。一些行業的收入太高，特別是一些行業領導的收入，對于普通群眾來說，簡直成了天文數據。這些現象，極大的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日復一日，積怨成怒，人聲鼎沸，矛盾激化，社會不安。在打擊腐敗，調整政策的同時，要大力教育各級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找回失去的道德、良心、良知，找回失去的人性，重建優秀的人生生活價值觀念。假如能建設好一支清新剛健、基本廉潔、干練辦事的公務員隊伍，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親和力、凝聚力就會迅速增強。因為，一個優秀的公務員就是他們身邊的精神偶像。　　

第二，要搞好馬克思主義與其他文化的融合，特別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世界是多樣的，多樣的世界需要多樣的文化；生活是多彩的，多彩的生活也需要多彩的文化。靠某一種文化獨統天下是愚昧的妄想，其結果必然會失敗。就思想文化而言，其運用是有時效性的，有的思想在此時起作用，而在彼時不起作用；有的思想在彼時起作用，而在此時不起作用。例如儒家的思想體系，在太平世界培育健全人格、治國理政、文明禮儀、穩定社會很起作用，但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不大起作用。所以，高明的社會管理家，往往是多種思想兼用，因時而變。從西漢先是對儒家的排斥而后來尊崇儒家就證明了這一點。要學會對文化的融合，如此方能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情形以及國際形勢，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變的前提下，要大力弘揚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特別要提倡儒家的道德哲學。要把儒家思想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作為社會普眾修養人格的價值遵循。馬克思主義與儒家并不矛盾，其基本精神氣性完全一致，例如共產主義理想與《周禮》中的“大同世界”圖景接近；共產主義理想基于公平正義，而儒家強調“中正”、“中直”、“中和”、“中剛”也是強調公平正義。追求的目標一致，只是手段不同罷了。同時，中國最需要民主文化，西方的“自由女神”完全可以作為中國人的精神偶像。“自由女神”那種爭取自由、平等、不怕犧牲的精神具有普遍的價值。　　

第三，扶正必先驅邪。當代中國社會邪氣很重，如果不驅邪，正氣就難以樹起來。要旗幟鮮明地抵制國內外腐朽沒落、低級庸俗文化潮流。例如不良宗教文化潮流、物質主義潮流、利己主義潮流、拜金主義潮流以及各類低級庸俗文化潮流。令人困惑的是，多年來，那些分明有損于國家長治久安的文化潮流一直大行其道而得不到制止，那些分明對社會群體健康有益的文化得不到張揚，實在使人扼腕嘆息。　　

第四，關鍵是領導要像個精神偶像的樣子。說句老實話，這些年的領導，給筆者留下良好印象的不多。道德修養差，文化素養低，加上腐敗惡風盛行，領導們的形象在群眾心中就自然矮小了，被群眾嗤之以鼻甚至唾棄了。如果各級領導大多數都是人格健康，是精神的旗幟，道德的偶像，社會風氣必然為之一變以至煥然一新。所以，國家治理最要緊的是對各級干部的培養，特別是高級干部的培養。不修身齊家，豈能治國平天下？　　

第五，要淡化“以經建設為中心”的提法。經濟屬于物質范疇，抓經濟就是抓物質。作為一時的政治糾偏，由偏重抓政治、搞政治運動轉變到抓經濟為重點是可以的，但長期舉起這個提法是值得商榷的。不斷以經濟為“中心”，精神文明建設必然邊緣化。抽象的哲學還講“物質第一，精神第二”，邊緣化后，連第二的位置都談不上了，在實際工作中就自然而然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設。請看基層干部，有幾個愿意管精神文明工作，原因是得不到物質實際利益。　　

應該說，“以人為本”的提法層面很高，具有哲學意義。但是，人們在實踐好像并沒有抓住“以人為本”的要害。關心人民群眾生活固然屬于“以人為本”，但這只是“以人為本”中的“末”而不是“以人為本中的“本”。按筆者的體會，在社會經濟發展建設過程中，首先要抓人的發展和建設，即人的培養、教育、管理，使人成其為“人”。只要人的思想品質好了，道德素養高了，什么事情就好辦了。可以肯定地說，首先抓人的建設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比直接抓經濟建設高明多了。集中國古人治國管理經驗，其關鍵就是抓人的教育管理不放松。　　

注釋：　　

① 周公：姓姬名旦（約公元前1100年），亦稱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陜西岐山北)，故稱周公或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被尊為儒學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　　

② 伯夷、叔齊：是商末孤竹君的兩個兒子。相傳其父遺命要立次子叔齊為繼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受，叔齊也不愿登位，先后都逃到周國。周武王伐紂，二人叩馬諫阻。武王滅商后，他們恥食周粟，采薇而食，餓死于首陽山。（見《呂氏春秋．誠廉》﹑《史記．伯夷列傳》）。《論語．公冶長》：“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邢昺疏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封建社會里把他們當作抱節守志的典范。　　

③ 介子推（約？——公元前636年）：晉國賢臣，又名介之推，后人尊為介子。春秋時期，周朝晉國（今山西介休）人，生于聞喜戶頭村，長在夏縣裴介村，因“割股奉君”，隱居“不言祿”之壯舉，深得世人懷念。死后葬于介休綿山。晉文公重耳深為愧疚，遂改綿山為介山，并立廟祭祀，由此產生了（清明節前一天）“寒食節”，歷代詩家文人留有大量吟詠緬懷詩篇。　　

④ 嫫毋：中華民族始祖黃帝之妻。相傳她貌似丑陋至極，是中國歷史上四大丑女之首。但她的德行品性卻極佳，堪稱女性之楷模。　　

⑤ 嫘祖，一作“累祖”。傳為西陵氏之女，是傳說中的北方部落首領黃帝軒轅氏的元妃。她生了玄囂，昌意二子。玄囂之子蟜極，之孫為五帝之一的帝嚳；昌意娶蜀山氏女為妻，生高陽，繼承天下，這就五帝之一的顓頊帝。《史記》提到黃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為妻，她發明了養蠶，為“嫘祖始蠶”。　　

（2011年11月2日至3日星期四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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