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這世界可謂“好戲連臺”。剛剛在法國接受了歐美列強的軟硬兼施，接著又到美國的夏威夷聽群狼的游說。莫斯科紅場閱兵70周年紀念的盛大游行剛剛落幕，就激起了中國人民對　12月26日　參拜“毛主席紀念堂”的熱切盼望。一邊是對建立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人民幣國際化”的瘋狂鼓噪，一邊是逼得愛國的國際金融學家盧麒元先生由憂慮到焦慮直至忍無可忍罵“他媽的”。這幾件事看似互不搭界，其實卻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　　

   如果光看《烏有之鄉》網，不看《毛澤東旗幟》網，不知道什么叫派別；光看《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不看《愛思想》、《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不知道什么叫網絡世界真熱鬧。今年3月的“兩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宣布：“從中國國情出發，鄭重表明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這 “五個不搞”令《烏有之鄉》網萬眾歡騰，卻引來《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的口誅筆伐。“五個不搞”的核心是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遺憾的是，國家最高決策機構的正確決策沒有得到行政機關的響應，人民盼望的后續措施并沒有出臺。掌握公共行政權力的大領導說：“我們在2005年出臺了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的36條。去年我們又出臺了鼓勵和引導民營資本投資的36條。應該說，這兩個36條雷聲不小。后一個36條其實是對第一個36條的補充，它在政策和準入的細節上都作了許多明確的規定。我們正在著手制定新36條的貫徹細則。”國家發改委馬上表示，為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環境，近期已有廣東、四川、河南等10個省份正式出臺了鼓勵民間投資發展的實施意見。國家發改委已經擬定當前和“十二五”時期壟斷行業改革意見。將對鐵路、鹽業等行業，加快推進行業管理和企業管理職能相分離，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推進投資經營主體多元化；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穩步開展電力輸、配分開試點；對電信、民航、石油等行業，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加快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在思想文化方面，經濟私有化、思想多元化，推行普世價值一浪高過一浪。一向自我標榜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的茅于軾，　2011年4月26日　在若干有影響的媒體發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一文。立即引起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慨。此后的兩天即　2011年4月28日　,《人民日報》評論部發表了題為《執政者當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的評論員文章。可它要包容的不是人民大眾對回歸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義要求，也不包括對毛澤東思想的兼容并蓄，而是要包容茅于軾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異質思維”。這種“異質思維”的實質就是對共產黨執政和對社會主義進行“易幟”的思維。截至　5月28日　8時，全國32個省市自治區自發組成了人民公訴團，包括港澳臺地區，通過網絡簽名程序共征集有效簽名7702個。強烈要求公訴人民公敵茅于軾、辛子凌。　5月26日　，又是這個人民日報評論部，再次發表了《執政者要傾聽“沉沒的聲音”》的評論。但它所說的“沉沒的聲音”，不是人民大眾的疾苦聲；不是指重慶公安局長、打黑英雄王立軍等439名人大代表關于嚴刑峻法懲治食品安全犯罪提案的回聲；也不是引起舉國關注的反對轉基因主糧問題、購買美國國債問題的質疑聲。而是淹沒在全國各地要求公訴惡毒污蔑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的茅于軾、辛子陵們的聲音。　　　　

作為中國研究國際金融的頂尖學者，盧麒元先生曾“大隱在朝”任職于財政部，后隱居“叢林之島”香港，是一家著名投資公司的董事長。從2007年中期開始，盧先生集中研究美國發動金融戰爭，操縱世界經濟形勢的戰略目的，并高度關注中國經濟形勢的走向，對中國的相關部門和最高管理層提出了一系列的應對建議。可惜的是，他的這些建議除了在網上引起巨大的共鳴外，幾乎沒有影響到任何相關部門和決策層。眼看著中國的金融、經濟形勢在美國的戰略操控下一步步滑向泥潭，盧先生由憂慮終于到焦慮了。他在《誰懂經濟》的開頭寫道：“對于中國經濟，筆者由去年的憂慮變成今年的焦慮。筆者清晰感覺到經濟危機的臨近。遺憾的是，到了這樣關鍵的時候，我們才確認了一個基本的事實，管理層確實不懂經濟。問題更為嚴重的是，管理層所仰賴的，主流經濟學家和境內外機構的分析師們，更加的不懂經濟（也許是懂裝不懂）。于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目標與方法近乎背馳的政策調整，全面的經濟危機已經進入倒計時了。”　　

     在國內外專家學者和管理層，將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鎖定在建立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和推進國際特別提款權（SDR）這樣荒誕的邏輯思路上時，盧麒元認為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恰恰在中國的本土，只要能夠建強大的人民幣在岸交易市場，人民幣的國際化就會水到渠成。人民幣在岸交易的基礎，是人民幣本幣計價的債券市場，其核心為人民幣國債的債券交易市場。大凡了解世界金融史的人，都知道英鎊和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歷史過程。沒有強大的本幣在岸交易市場，就不存在本幣國際化的基礎，甚至根本不存在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因此，今日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完全是有心人預設的騙局。這種欺詐并陷害的勾當，已經得逞并在繼續深化。尤為令人憤慨的是，那些吃里爬外的家伙們，非但沒有被國人所唾棄，甚至如明星般被幼稚的年輕人所推崇。我國的媒體不以之為恥，反以之為榮，竟然將我國購買他國貨幣計價的主權債務的愚蠢行為溢美為“強大”。其結果將是錢走了，人也走了。包括領土主權和金融主權，一切都“國際化”了。“除了我那被當成白癡的十三億同胞，都他媽的‘國際化’了”！　　

    不論是“他媽的”還是“三媽的”，都不是盧麒元、孔慶東等學者、教授的強項，只能出現在胸懷祖國和人民而又極度憤怒、無奈、絕望之時。對此，一些漢奸無良媒體卻反應過激，不由得讓人們想起了魯迅先生說過的話：“假如指著一個人，說道：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謾罵；倘使她實在是做賣笑生涯的，就并不是謾罵，倒是說了真實。”　　

類似情況在我們的鄰邦俄羅斯近幾年來出現改觀。被譽為“世界強人”的俄羅斯現任總理普京認為，衛國戰爭的勝利是與斯大林的名字連在一起的。　2004年7月24日　，普京簽署命令要求將一個碑銘中的“伏爾加格勒”字樣恢復為“斯大林格勒”。2005年5月，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鮑里斯•格雷茲洛夫則明確提出“對斯大林要給以歷史的重新評價”。為了贏得人心，俄羅斯許多城市的政府做出決定，重新建立斯大林的雕像。俄羅斯民間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和懷念可以從一個調查統計中表現出來。1996年底“俄羅斯獨立政治素養研究中心”對“改革”以來俄羅斯人對斯大林的看法和態度的測試和分析結果是：1988～1989年，在戈爾巴喬夫發動的攻擊斯大林的浪潮中，敢于把斯大林作為一位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的榜樣來提的俄羅斯人只占1%～3％；1991～1993年，30%～50％居民開始懷疑繼續揭露斯大林做法的合理性和益處；1994～1996年，80％的俄羅斯人表示已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在俄羅斯歷史上的積極作用。（俄《蘇維埃俄羅斯報》　1996年12月26日　）。這足以看出俄羅斯人民對斯大林看法的巨大變化。　　

俄羅斯真正成為世界強國和領袖，是在帝國主義開始走向沒落的二戰爆發之前。那時的俄羅斯又一次抓住歷史機遇，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道路上全面擺脫西方，另起爐灶。在思想理論上信奉馬列主義，樹立以蘇維埃價值為核心的蘇聯文化自信，在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推行社會主義制度。這一切得益于列寧奠定的“向東看、向東走，寄希望于東方”的地緣政治思路，其標志是向東遷都莫斯科和援助東方革命。而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蘇聯，在政治、文化上日益失去自信，羨慕和迷信西方，眼睛向西看，熱衷于搞“美蘇共治”，地緣政治道路欲走愈窄。到了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執政以后，更是一頭栽進西方懷抱，向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一邊倒，導致了蘇聯解體的地緣政治災難。　　

現在西方文明的能量已經耗盡。美國武裝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表明西方文明走到了盡頭。此時，俄羅斯民族開始反思，開始重新審視列寧、斯大林 “向東看，向東走”的偉大戰略，由此出現主張“俄羅斯向東走是唯一地緣政治出路”的思想成為影響俄羅斯政治外交的的主流思潮。普京專門著文指出要在原獨聯體國家建立一個“歐亞聯盟”，并說“不懷念蘇聯那是沒良心，夢想回到蘇聯那是沒頭腦”。這與中國的現實異曲同工：重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是人間正道和民心所向，但這并不意味著要退回到“毛時代”，只有這樣才能團結最廣大人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94周年和1941年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紅場閱兵70周年之際，俄羅斯在莫斯科紅場舉行了意味深長的閱兵儀式，向世界昭示著崇尚列寧倡導的“向東看、向東走，寄希望于東方”的地緣政治戰略。　　

一個已經資本主義私有化的俄羅斯，在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戰爭威脅時，尚且敢于公開推行戰略東移和“寄希望于東方”，向中國和世界發出強烈信號。我們這個處于美帝國主義戰略圍堵，面臨內憂外患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理由不做出呼應嗎？我們這個號稱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有時間再左顧右盼嗎？列寧與毛澤東在現實的俄羅斯和中國的不同境遇是發人深省的。中國在公開場合一面說著正確但是無用的廢話時，必須一面有人抓緊進行戰爭準備，必須把一再強調的憂患意識，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決策付諸于實際行動，順應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愿望，重新高舉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勇于擔當，敢于引領世界發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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