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共產黨以批孔起家（五四運動），絕不能再走批了再尊的老路，那樣就進入了歷史的循環，如果什么時候共產黨又將孔子請回來了，那么共產黨也就快完了。

          錢學森：如果中國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

          這二個偉大人物是不是有這個“預言”我目前無法查清楚；但是，我相信這樣的意思表達完全符合他們的思想和人格本質，我認為是真實的。

          首先，說毛澤東這個預言的真實性。五四運動時毛澤東正在北京。魏國英、王達敏先生的《在巨人和圣地之間-----毛澤東與北京大學》一書詳細的介紹了毛澤東五四前后的思想與活動。毛澤東這個時候已經遍讀世界百家諸子；與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梁漱溟、鄧中夏、楊昌濟這些精英人物有過往密切聯系，并且深受他們的影響。我在《胡適“少談些主義，多研究點問題”新解》一文里把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并稱五四運動的三架馬車；又說五四運動之發端本是一場偉大的“文化革命運動”并不是政治革命性質。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與李大釗、陳獨秀聯系相知更為緊密；這段經歷與他能夠在1921年出席第一次黨代會不無關系。

         蔡元培、胡適、魯迅他們對孔夫子都是有許多批判的，魯迅更為深刻。自五四以后，毛澤東一生從來沒有宣揚過孔夫子，這是無須考證的。因此，毛澤東說過這樣的預言是真實的。

         其次，說錢學森這個預言的真實性。要證明錢學森預言的真實性并不難。只需從二個方面思考即可。一是錢學森為什么要放棄對自己的科學前途，物質利益，甘冒生命安全風險，不遠萬里從美國回到祖國懷抱？事實上，蔣介石統治的國民政府時期，錢學森已經在美國大名鼎鼎了，他為什么不回來？當時美國海軍次長金布爾就說他錢學森能夠抵得上5個師；并揚言寧可殺了錢學森也不能讓他回中國，美國政府千方百計阻擾錢學森回國（當然還有一大批愛國科學家也是主義的遭遇）。錢學森是奔著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而來的；他就是要為自己的祖國付出全部的生命與智慧（現在，不管是思想還是智慧，再也沒有這樣的“海歸”人才了）。二是錢學森回國后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為新中國作出的偉大貢獻完全是在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完成的。錢學森對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公有制有深刻的印象和認識是順理成章的；他說過這樣的預言也是完全真實可信的。

          還有一個非常有力的證明就是錢老給我們留下的反思---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中國全社會圍繞這個問題的討論總是局限于大學教育這一塊，對于怎樣“育人做人”談得少；錢學森那一代人才，他們是抱著學知識為人民所用；如果學知識是為自己所用（升官發財）怎么能夠出人才呢？無非是混一個大頭銜到處做做嘉賓的“專家”而已。愛國主義，不是口號，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愛國主義，在戰爭年代是要準備付出生命代價的；在和平時期，愛國主義也是需要甘于寂寞，坐冷板凳，沒有別墅，沒有大把鈔票，子女找工作也困難，電視臺也不會請你閃亮登場的！不能做到這些，最好免開尊口談什么愛國主義。對那些用公款從五星級飯店剔著牙出來的人說的話萬勿相信。

          其實，我認為這二個預言是不是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它出現了，我們應當反思。我國的《憲法》《黨章》至今依然是承認并肯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的。毛澤東思想是不是過時了？這個問題我們恐怕是不能回避的！《憲法》《黨章》是特色中國的二個最高綱領，如果在現實生活中把毛澤東思想束之高閣，敬而遠之，玩虛的恐怕不行。

           人的聰明才智，不能指望豐厚的物質條件去發揮出來；只能指望人的精神信仰才能百分百的發揮出來。錢學森那一輩科學家的豐功偉績是無可辯駁的證明?！板X學森之問”的核心在這里；搞不清楚這一點，討論“錢學森之問”最好的結果也只能是隔靴搔癢。

           1999年的《憲法》修正案仍然堅持規定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爆F在，個別地方民營經濟已經占絕對的主體地位，甚至是一家獨占的地位；就全國而言還是可以的。但是，目前，許多地方為了GDP，不同程度存在發展民營經濟比鞏固發展公有制經濟的熱情更大的趨勢，這是危險的。

            中國如此之大，發展如此之不平衡，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民內部矛盾的利益化特征越來越明顯、突出和激化；解決民生問題，只能靠公有制經濟才會有希望；在這個問題上，民營經濟都是浮云！

            毛澤東一九三0年一月寫過了一首《如夢令--元旦》：

             寧化、清流、歸化，

             路隘林深苔滑。

             近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風展紅旗如畫。

            這是毛澤東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重新回到紅四軍，十二月主持召開了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古田會議”，糾正了黨內的錯誤思想，從理論上真正解決了黨和軍隊的路線建設問題。從此，毛澤東思想成為黨和軍隊的指導思想。

            “路隘林深苔滑”喻當時面臨的非常艱苦困難，生死存亡的時局；“今日向何方”提出了當時最生死攸關的方向路線問題；“直指武夷山下”這是毛澤東審時度勢后對中國革命命運之決策；“風展紅旗如畫”既指當時的局部階段性勝利，更喻示了毛澤東對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

              這首詞，我以為同樣可以用來解讀“十二五規劃”關于解決民生問題的決心和信心。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所在！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在新時期的現實運用的生命力。

              關于黑格爾“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的哲學命題爭論了幾百年；中國也爭論了幾十年，似乎依然沒有結果。這是黑格爾對KD在《實踐理性的批判》中的“應當”哲學的批判。一種理論一旦成為被改造世界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思想，它就不會過時。后來者無非是對其做一些豐富、完善和發展的工作而已。牛頓這句話無疑是最精妙也最公正的注解：“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我們對待毛澤東思想也應當始終堅持這樣一個正確的態度，這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應有的科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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