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華正在崛起，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下，華夏兒女們受其鼓舞，積極投身到這時代浪潮中，充當為國家創造財富的弄潮兒。但是也應該注意到西方的前車之鑒，其在商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經歷過諸多危機，尤以環境的惡化、人性的物化為最。而隨著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入，問題越來越多地暴露也都證明這并非杞憂。特別是在商業領域，欺詐之風日盛，極端功利利己主義風行，且有進一步演化為威脅社會安定的道德危機的趨勢。為此黨適時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作為轉型期國家發展的指南。因之，我們應該認識到，在要求加強法制規范市場的同時，更應加快精神文明建設。因為人才是各行各業的主體，行業危機其實就是從事者的精神危機。我們須要重建經濟秩序、道德秩序，嶄新的商業時代需要新型的商人來開創。而立足傳統儒家文化，發掘其中的閃光點，將其現代化來弘揚無疑就是行之有效之道。
華夏文明自大河源起，農耕文化在我們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記。承繼和闡釋華夏傳統的儒家其思想便一直體現著這一特質。且看漢儒賈誼名傳千古的對策《論積貯疏》：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是天下之大賊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士農工商之分先秦已定，農為天下之本，商則是末技游食之民。強調農人的勤儉樸實，重視農業生產打擊逐利之商人階層一直是統治階級的共識。（須要指出的是，當時的商還處在買賣人階段，談不上商業，更不是今日所謂商人包括企業家、商業家、金融家。）而這一論斷也是與當時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的（沒有生產力做基礎的所謂商業型文明除了強盜還能給以甚么樣的評價呢）。
但當生產力不斷提高，商業隨之興起，進而又推動封建經濟更為繁榮。到其鼎盛時的宋朝，甚至遠洋貿易也步入佳境。以徽商為代表的中國商人將皖南的茶葉宣紙以及江西的瓷器等出口到海外獲得了巨大利益。此即為海上絲路（實為瓷器之路，中國也因此得名China）的成型。這些商業成功的背后，是中國人觀念上的轉變。傳統的儒家已開始重新思考新時代自身的定位，以義利之辯為核心的社會思潮日益高漲。因此才有宋神宗與他的宰相王安石那次偉大的嘗試——熙寧變法。這對君臣力排眾議、甘擔身后罵名而費盡心力竟為使國家實現商業化重組，以富國強兵，徹底超越盛唐以作萬世之法。但這努力畢竟超越了他們所在的時代，終于還是失敗。惜哉后世受宋明理學的支配，再無人敢為此突破。但不論何時，只要生產力恢復到一定水平，商業總是不可遏制地蓬勃興盛，第三帝國時期晉商徽商潮商的先后崛起，建立起一個個金融帝國便是明證。
傳統中一般商人的形象多是唯利是圖，西方更是如此：那些家族利益集團聯合的財閥甚至以操控國家來謀取利益。但在華夏歷史上商品經濟商業意識與傳統的不斷碰撞中，逐漸誕生了一批特別之人。他們不以逐利為根本目標，而是在商業運轉貨幣流通進而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豐富人民生活的過程中尋找著自己的孔顏樂處，堪稱商人中的儒士。因之我們以一新名詞稱呼他們：儒商。
這一人群的濫觴，當是陶朱公范蠡。或許人們對他功成身退后與西施姑娘泛舟西湖的八卦傳說更感興趣，但他出仕致于卿相，居家能致千金，又幾度急流勇退、千金散盡，其境界不知為后世多少才智之士艷羨。而知道周莊的朋友一定也聽過明朝傳奇商人沈萬三的大名。誰能想象那個寧靜的水鄉中一個平凡之人竟擁有操控一個龐大商業帝國的能量？朱明王朝的建立有賴于他大力支持，甚至首都南京的城墻也一半由他籌建，緩解了王朝初期財政的捉襟見肘。
及至近代，仁人志士們越來越意識到經濟多元發展對國家的重要，紛紛投身實業以振興我中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北碚的締造者盧作孚先生了。他一手創辦的民生公司，以“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產業，富強國家”為宗旨艱苦奮斗，從弱至強最后收回了被帝國主義壟斷的長江航務。為日后中國實業界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創造了條件——抗戰爆發后，民生聯合招商局、大達、三北等公司集中了中下游全部船只，以鎮江為起點，組織撤退上海、蘇州、無錫、常州地區的工廠設備、學校和機關，日夜不停地運往長江中上游，保存了我國的工業基礎。其后武漢三鎮失陷，又是民生公司用22艘輪船和征用的860只木船，在川江航線上冒著日機轟炸，趕在枯水期前以40天時間將堆積在宜昌的9萬噸工業物資和3萬人員搶運入川。可以說沒有民生，便沒有抗戰的大后方。而作孚先生開發北碚也是驚世的大手筆。他整頓治安，建工廠，開礦產，規劃城建，硬是把一個夾在江巴壁合之間蟊賊橫行的山旮旯中的村鎮建設成了西南第一名城。他極富先見地設計了九大公園，其中我們至今仍有幸享受到北碚與北溫泉公園。
海外華僑同樣值得特書一筆。尤其在南洋，憑借自身的智慧、勤勞肯干而重然諾發家致富，甚至控制了南洋經濟。當祖國蒙難，他們心系同胞，長期踴躍地捐款捐物，歸國從軍，動員各界支持中華抗戰，為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陳嘉庚先生便是他們中的代表。
一代又一代傳統儒商以其重義輕利（對于義利之辯，我只想說公心為義，私心為利，相關論述如過江之鯽）的操守，發揚中華民族勤奮善良大度智慧自尊平和的傳統美德，樹立起了一種儒商精神。在現代，其作為西方商業精神的補充已受到世界的廣泛重視。尤其在日本，倭人十分重視企業的人本式甚至家族式管理，以彌補西方契約科層制過于機械的缺陷。漸漸也形成了6大新型治商理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金錢觀；善抓機遇科學決策的經營觀；突破現狀推陳出新的發展觀；求賢若渴知人善任的人才觀；以人為本協調人際的管理觀；顧客第一服務至上的營銷觀。在日本戰后快速崛起的進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而這些正是崛起中的中華應充分反思的地方：如何把自己的傳統現代化，弘揚古已有之的儒商精神來為當代經濟發展乃至國家前途服務。在當代諸如王老吉等企業已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探索，我們需要更進一步。華夏不是希臘，我們不能讓自己的文化只使別人復興。
儒家文化代表著華夏的傳統，已影響了中華2500余年，他塑造了中國人的心理結構思維本體，這是不可能切斷的淵源。深受儒商精神影響的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騰飛業已證明，這一精神是符合當今時代潮流的是進步的。那我們還有什么理由拋棄其植根的土壤——儒家文化？所以有理由相信，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克服了自身缺陷的現代儒家文化儒商精神將是國家經濟高速健康增長的保障，中華之崛起民族之復興的根本。
我想最后再暢想，試著定義真正的儒商。他們創業經營并不單純地以個體利益為出發點；他們懷抱修齊治平的理想以展現自我價值為目的，進而利吾國民；他們把修身放到國家天下的范疇，通過為世人創造價值而實現人格理想的完成，并帶動周遭民眾。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儒者士君子，他們是有理想有信仰有道德有規范的企業家商業家金融家，他們是新時代迫切需要的開拓者。讓我們都來為當代儒商文化的建設盡一份心力，為中國的崛起踏實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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