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國內主流的經濟學家們仍在大力呼吁開放市場，減少政府干預，但與此同時，身處國外或已歸國的學者們卻往往寄希望于政府，希望政府能夠控制住放任自流的市場，扮演一個強有力的“主持公平”的角色。
如《中國，你要警惕》一書的作者黃樹東，他在國外某大型金融機構工作數十年，長期浸淫在華爾街的金錢與數字中，深諳資本的逐利本性。他曾在另一本書中提到：“許多人開口閉口不受約束的權力導致腐敗，卻不愿承認不受限制的資本將比腐敗更加黑暗。為什么權力需要制約，而資本不需要制約？資本也是一種權力。大家都在指責公權力，誰來制約資本？”
而對資本制約乏力，正是西方自由市場體系的無奈。因為這一體系鼓勵政府的無作為或是少作為。
西方經濟學推崇市場均衡論。然而均衡不代表效益，一個社會可能存在很多均衡點，既包括低水平上的均衡，也包括高水平上的均衡；既有市場自發達成的均衡，也有經過干預后選擇的均衡。黃樹東認為，不僅要追求均衡，而且要追求高水平、符合社會價值、公平正義的均衡。而這種精挑細選的均衡由誰來達成？經濟學三大主體――個人（包括家庭）、企業和政府，從可能性的角度看，似乎也只有政府的公權力才有可能用社會價值約束利潤動機。因此，黃樹東特別強調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作為同樣在美國生活多年的學者，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也很贊同一個更有約束力的政府。她以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美國為例，指出當時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非常震撼，對一直以來推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一片反思之聲。就在最近，弗里德曼還在他的一本書中提到，美國華盛頓一條地鐵出口的扶梯一年都修不好，但他到天津參加一個會議，天津的國際會議中心非常現代，卻只花了9個月時間就竣工了。他由此感嘆，單純靠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沒有效率，因為沒有一個合力在那兒，不是所謂的自由交易就能夠達到均衡。
相比之下，李玲認為國內學界對理論的反思遠遠不夠。“改革開放的時候，恰逢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它對中國經濟發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但是不能抱著這一根筋，在一條路上走到黑。”李玲說，“我們需要一場新的理論、新的思想解放、新的啟蒙運動，而這個啟蒙運動，對中國來說，挑戰更大，因為我們沒有現成的東西可以借鑒。”
盡管如此，這樣強調讓政府發揮更大作用的聲音在國內的主流學界并不突出，也相對孤獨。當天會上就有學者表示擔憂，認為就如前階段大熱的《貨幣戰爭》一書，觀點在民間可能會有影響，在主流學界卻被打入另類。
其實，筆者以為，不管是像黃樹東、李玲這樣的“海外派”，還是迄今仍在倡導更開放市場的“本土派”，他們都沒有錯。只是他們的視野決定了他們的見解。“海外派”們有大量的機會切身感受西方經濟學自由市場的洗禮，并且是真刀真槍的實踐而非紙上談兵的理論，所以他們更洞察市場的弊而羨慕政府的利；“本土派”們接觸更多的是一個政府管制的市場，對于自由市場只聞其聲難見全影，所以他們更清楚政府的弊而憧憬市場的利。錢老的《圍城》或許最能解釋這種情況――外面的人想進去，里面的人想出來。當然，這里的“進去”與“出來”指的是思想，思想的交鋒能碰撞出火花，融匯出真金。在“黑貓白貓”變成“肥貓瘦貓”的時代，中國或許還真是需要更多這樣的思想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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