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源“重返新民主主義”論是一堆爛貨
曾飛
筆者在《頓然驚醒:中國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一文中指出:“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理論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共產黨人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是改變買辦官僚封建的生產關系以及腐敗的政治,解放生產力。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對象。同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和趨勢是社會主義。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改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迄今為止,尚未見正式地拋棄這些革命理論。”
但是事出意料,現在就有劉源、張木生等一伙偉大的“政治理論家”企圖顛覆上述革命理論:必須“重返新民主主義”,“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無視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擱置中國革命的第二步。
劉源在《讀張木生》一文中說:“在頤和園幽靜的后山,木生問:從戰爭年代到建設時期,包括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凡是用新民主主義為指導,就勝利、成功了!而沒有真正遵循那套理論的,或犯錯誤、或走彎路,都出了問題。你認為,可不可以這樣說?我只悶頭默想:在當下的社會中,能夠涵蓋‘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數’,能夠彌合‘左右理論’求得的‘最大公約數’,可能非‘新民主主義’莫屬了。”
項觀奇先生指出:“從劉源將軍親帥五位將軍助陣張木生先生大作發行儀式,支持張木生先生拋出‘重返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茅于軾先生在他的天則所召集一群像他一樣有名的學者,舉行重慶模式、廣東模式座談會,再到胡德平先生親自出馬,召開這樣有規模的紀念決議的座談會,這一連串動作,在政壇上激起了不小的浪花。這不一定是精心安排的,但是,卻肯定并非偶然必然性在哪里呢?十八大還有一年就要召開了。十八大后的領導班子,是大體定了。但是,十八大后的路線,是否會變動,卻還是個未知數。”(項觀奇:《中國應該走哪條道路的再次選擇》)
強國社區樓主[小評小康小崗村]評論說:“八.二七北京座談會,可算是一個顯著標志。這個信號告訴我們,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到底應該走哪條道路,再一次提到了中國歷史的議事日程上來。”
項觀奇還指出:茅于軾先生的“天則法律與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于2011年7月30日,在北京香山飯店,主辦了“地方治理與國家轉型研討會——以廣東模式、重慶模式為例”。 我關心的是參加會議的是些什么人物,尤其是關心會議透露出了什么。這個會告訴我們:一個危險的信號在升起。正是這樣的人物,在最近一段時間,包括在這個研討會上,把“重返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拋了出來。這可是大事。帶頭的何許人也?不好說。只知道寫書的、作序的、講話的,是劉源先生的哥們兒“紅二代”的張木生,以及幾位被稱為“學者”的人物。他們強調“形勢比人強”。這是不錯的。形勢嚴峻,形勢逼人。正是看到形勢的需要,十八大在即,新的領導班子要上臺,要確定自己執政的路線,在這關鍵時刻,他們拋出了“重返新民主主義論”。 這是一個信號,一個危險的信號,一個值得提醒革命同志注意的危險信號。這是要爭奪十八大路線旗幟的斗爭。劉源先生早在他的書中就為其父劉少奇同志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作過翻案文章。(《一個危險的信號在升起》作者:項觀奇)
劉源將軍為其父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論翻案,并進一步鼓吹“重返新民主主義”論,其目的再清楚不過了:繼承父業,追求官僚資本主義。
為什么說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論和他兒子劉源的“重返新民主主義”論都是在圖謀將國家“轉型”為官僚資本主義社會呢?
道理很簡單:
其一,“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構想的來源1951年3月 ,劉少奇在為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起草《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中 ,明確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口號。其中第二條說 :“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 ,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錢守云:《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構想探析》)1950年1月23日,劉少奇說:“現在剝削是救人,不準剝削是教條主義,現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工人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今年關內難民到關外去,要東北的富農剝削他,他就謝天謝地。”(網易歷史《劉少奇“剝削有功論”的來龍去脈》)劉少奇還進一步說:“今天在我國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劉少奇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可見“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要害就是鞏固資本主義剝削的秩序。對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毛澤東曾經指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是新民主主義”(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65頁。), “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后,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72 頁。),“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85頁)而劉少奇所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和流傳于社會上的所謂“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顯然是圖謀在兩個階段之間“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官僚資產階級專政。在歷史上,李自成起義、太平天國暴動在進京之后所出現的敗局,隊伍里掌握權力的新官僚開始利用政權進行掠奪致富,形成一個暴富的新官僚階層。由此,社會也就必然走向官僚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格局,圖謀暴富的極少數新生官僚們擁護,絕大多數人反對。
其二,“重返新民主主義”的構想無非就是繼承“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構想的精神,使當今極少數人——官僚特權階層、官僚資本的既得利益和當權的地位合法化。這樣維護兩極分化的格局,已經暴富的極少數新生官僚們擁護,絕大多數人反對。
張木生先生認定:“從戰爭年代到建設時期,包括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凡是用新民主主義為指導,就勝利、成功了!”“用新民主主義為指導”我們真的成功了嗎?這要看張木生先生所說的“我們”到底是指誰?如果指劉少奇所依靠的一幫新官僚們,那他們確實是成功了。這般新官僚在“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旗幟下,利用手中的權力尋租,形成了官僚資本和官僚資本統治,成功地確立了他們的統治地位。被新民主主義革命打倒的官僚資本主義復辟了。而官僚資本必然依附于帝國主義并繼承封建主義傳統來鞏固自己已經獲得的統治地位。于是被新民主主義革命所打倒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也就卷土重來,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成果也就喪失殆盡。因此,如果“我們”指的是絕大部分的人民大眾,那就不是“成功”,而是失敗了。這就是當今的現實,慘痛的歷史教訓。歷史的教訓證實了毛澤東“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的理論和馬克思“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的判斷是正確的。歷史的現實就是,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沒有成功,孫中山的臨終遺言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而四大家族乘機建立了自己的官僚資本統治。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獲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一幫子新生官僚篡奪了實權,放棄了革命的第二步,拋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政治綱領,再一次建立了官僚資本統治。
因此,劉少奇之子劉源上將不滿足于自己總后勤部政委的職務工作,而異常熱情地鼓吹“重返新民主主義”論的現象就很不正常。他所鼓吹的“重返新民主主義”論并不是什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發展,而是從過去劉少奇等人的理論舊貨堆里撿回來的一堆破爛貨。
范守信,許廣亮:《對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考證與分析》的論文也承認: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發出關于修改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兩項決議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在經過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審議以后,認為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中‘關于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的提法,是不妥當的。’“應改為:“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的國家就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為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而斗爭的時期。黨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后,還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斗爭。一切黨員必須具有為徹底實現這些目的而堅持奮斗的決心。”通知還要求把《關于發展新黨員的決議》第二項內“它不僅要為鞏固新民主主義而斗爭,并且要為中國轉變到社會主義和最后建設共產主義而斗爭”一句,改為“它不僅要為取得新民主主義的勝利而奮斗,并且要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上述文件是經過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審閱和同意的。——可見連劉少奇自己也不敢公開堅持“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的所謂“馬列主義真理”,而只能明一套,暗一套地搞形左實右,瞞天過海搞官僚資本主義。
因而,在官僚資本及其后臺老板華爾街壟斷資本遭到99%的人抗議而成了過街老鼠的今天,劉少奇之子劉源極力鼓吹“重返新民主主義”論的目的就昭然若揭:急于維護和發展官僚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把中國拖回到官僚資本統治的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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