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四位新中國同齡人（泛指1945--1955年出生的國人），在景山每周日的民眾論壇聚會。他們以自身60年的生活經歷為依據，縱論時政熱點：如怎樣看待大躍進、廬山會議、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改革開放、中共90年、辛亥百年、下一個10年新中國同齡人將走上中國最高政治舞臺等問題。計劃談一千零一個星期日，到2030年前后結束，所以標題為《景山日話》，副標題為“一千零一日…待續”。希望有興趣者共續之。目的是喚起民眾、關心時政，以史為鑒、去偽存真，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愚公移山、興利除弊。為中華民族的科學發展、持久崛起，群策群力、獻計獻策。

第十日。2010年10月10日（星期天）。議題：怎樣評價農業體制改革。

   左強：我對農村的情況不清楚，只知道改革開放后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了，農民都成為了單干戶，大批農民工進城從事最臟、最累、最苦的工作。

   尤震：我在農村當了四年的農民，五年的民辦教師，應該說了解一點農村的情況。我所在的陜北農村雖屬老解放區，但農民發展集體經濟的積極性并不高，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自留地的莊稼遠勝于集體大田作物，秋天偷拿集體糧食的現象比較普遍；國家對農副產品實行統購和計劃收購政策，農民收入基本穩定，但生活比較窮苦，提高也不快。因此改革開放后的分田單干，肯定會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同時還解放了農民的生產力，使他們能夠進城打工。當然，由于集體經濟的名存實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及農村公益事業，肯定會受到一定影響。但總的看，農業改革利大于弊，是促進了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

關偉：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核心是承包制，即繳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農業生產體制的改革有效地促進了農產品的增產，1980年后農業連年大豐收、農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就是明證。城市人民生活也由于農產品供應的日益豐富、充足而得到明顯改善。因此，老尤用“利大于弊”評價農業改革，似乎有些偏低。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農業、農村改革的成功，為工業和城市改革提供了有益經驗，也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全面實施奠定了基礎。

甄炎：農業改革取得的成績毋庸置疑，豐富的農產品供應取代短缺經濟時代就是明證。我考慮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原有的農村集體經濟？換句話說，五十年代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否錯了？改革開放后的農村政策是否就完備無缺？我雖然只插隊兩年半，但加上縣域經濟工作的時間則有七年，對農業生產體制的沿革有一定了解。我認為五十年代的農業合作化有其必然性：一是國家工業化的發展需要農業集體化的支持；二是集體化農業有利于改變小農經濟在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抵御自然災害方面的劣勢；三是避免農村過快進入土地重新兼并階段和農民的兩級分化。但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條件下，集體經濟的問題也是明顯的：一是不利于勞動力積極性的充分調動；二是計劃收購政策雖然支持了工業發展，但客觀上形成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對農民利益的侵占；三是農村干部總體素質（包括管理水平和自我約束能力）不高，干群關系不佳，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盡管農村每年都在進行“社教”運動，但優秀干部的比例仍然較低。我和老尤都是插過隊的，那個時候農村凡是有點文化的人，幾乎都當過干部，又都因一些四不清的問題被趕下過臺，像走馬燈一樣。老鄉講，“別再換人了，誰上來屁股后頭都別一把笊籬，已經養肥的的，只要帶著大伙好好干就行了。”可見群眾之無奈；四是中國農村人多地少，在集體經濟的管理下，不利于農村勞動力向其他行業流動。改革開放后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雖然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但也帶來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廢弛、農村公益事業缺位、農民兩級分化和農村干群矛盾突出等問題。去年是我們插隊30周年，我們幾個同學結伴回訪山西雁北的一個村莊，發現縣城面貌巨變，而村里變化則很小。特別是街道和廟場等公共場所（包括原知青院落）破敗不堪。農民進城打工本來是一件好事，但由于同工不同酬，農民工只能干最臟、最累的活。一個叫李昌平的年輕人，在改革開放二十年后寫的一本書《我向總理說實話》，書中疾呼“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要求給予農民國民待遇。說明盡管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生活水平有提高，但與城市生活水平的差距卻拉大了，農村陷入了相對貧困階段。所以，“三農”問題還遠未解決。因此，我還是那個觀點，我們必須全面分析農業體制改革的形勢，既要看到發展的成效，又要看到發展中的問題，更要采取務實措施發展農村經濟，縮小城鄉差別，保護農民工利益。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地興利除弊，深化和完善農業和農村的體制改革，我們的社會也才能不斷地前進進步。

第十一日。2010年10月17日（星期天）。議題：怎樣評價工商業管理體制改革。

左強：我從1974年返城以后，在一家輕工局下屬的日用工業品工廠干了近30年，經歷了公有制工業企業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的全過程。在計劃經濟時期，工廠的原料由國家物資部門計劃供應，產品由商業部門按計劃收購，工人們只管按計劃完成生產任務就行了。改革開放以后，原料和產品都納入市場調節，吃慣了計劃飯的公有企業肯定都不適應，加之工廠的管理和閑雜人員眾多，退休職工負擔沉重，在同新興民辦企業競爭中必然敗下陣來。中央工業改革的政策是“抓大放小”，像我們所在的一般中型企業都屬于被放棄（放手不管、自生自滅）之列，只能由步履維艱走向倒閉。工人們大多數被買斷工齡或內部提前退休，留一些人看攤的，靠出租廠房生存。總的感覺是，工業管理體制改革，改掉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把工人階級搞得灰溜溜的。至于商業體制改革給我留下的印象，一是官商作風克服了，售貨員都變得熱情了；二是物價飛速上漲了；三是賣假冒偽劣商品的多了，被人們戲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始積累的第一特征。

關偉：工商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打破鐵飯碗。解放以后工人作為領導階級，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迅速提高。和舊社會相比，最大的改變就是端上了鐵飯碗，盡管工資不高，但是收入有保證，勞動強度也相對降低了，同時還享受較優厚的勞保待遇。1953年梁漱溟與毛澤東辯論，說解放以后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就是對工人地位變化的形象反映。工人地位提高本來是“工人為企業主人”的社會主義理論應有之義，但是由于企業中人人都是主人，企業管理被弱化，企業人浮于事，工人出工不出力，甚至偷拿企業資產的事幾乎成了國有企業的通病。西方記者在文革前曾嘲笑說，“在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因此改革開放后，企業要實行真正的經濟核算，要在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下優勝劣汰，裁減多余的和不合格的員工就成了強化企業管理、維護企業生存的首要任務。商業體制改革確實推動了物價上漲，但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的上漲，應該更高些。總之，對工商業的改革，還是應該是肯定的。

尤震：我對老關的看法做一點補充。原公有企業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貶低專業技術人員的作用，從勞動報酬看，一個大學畢業多年的技術人員，工資可能還不如一個同齡的工人，這樣的企業怎么可能通過提高技術水平增強核心競爭力？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價值本身就是不同的。改革開放以后，知識分子的工資待遇提高了，拉大了同一線體力勞動者的收入差別，是價值規律的自然體現，對提高企業的技術和管理水平發揮了積極作用。所以，我不贊成老左關于“改革把工人階級搞得灰溜溜”的說法。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現在的問題是，打破“鐵飯碗”的積極作用，僅僅體現在眾多的中小企業身上，而對那些掌握國家重要資源的大型企業，鐵飯碗不僅沒有打破，反而換上了金飯碗，于是就產生了更為嚴重的社會不公。這是一個集權政府的必然選擇。

甄炎：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國家經委老主任袁寶華曾經感嘆，當年在延安的時候，他們就憧憬著新中國將會給每個國人一個飯碗，沒想到這個鐵飯碗居然成了今天改革的對象。這說明，對鐵飯碗也不能一概否定。一位同樣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老同志告訴我，“寶華同志的感嘆，緣于我們那一代人對親歷的舊社會的不滿。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北平冬季，每天都會有若干凍餓致死的窮人遺體被板車拉出城外，它激發了我們這些家境尚好但思想進步的青年人的革命理念，這就是要徹底改變這個不平等的社會。這些老同志的肺腑之言對我啟發頗深，我認為，解放后我們在城市基本上實現了革命前輩的期望的“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的理想，但是許多人并不珍惜這來之不易的革命成果，相反滋生了好吃懶做的壞習慣。這不能埋怨群眾的覺悟低，根本原因還在于我們的生產力水平太低。過去，我們試圖通過生產關系的不斷革命，來促進生產力發展，但這種實驗并不成功。改革開放前的工商企業一直在計劃經濟的軌道上運行，雖有秩序，但缺乏活力，從嚴格意義上講并不具備企業的特質。改革開放后，工商企業逐步納入市場經濟的軌道，絕大部分公有制工商企業由于機制不合、負擔沉重，只能選擇退出。但是工商業管理體制改革畢竟有效地提高了工業勞動生產率水平和國家的整體經濟水平，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質量，這是不爭的事實。鄧小平講，發展是硬道理。工商業改革對促進中國經濟30年的高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是應該肯定的。改革后物價確實上漲很快，統計局的數字2008年的物價水平是1978年的4。5倍，這同老百姓的直接感受有差距，即使將這一數據提高到9倍，也是低于平均工資增長水平的（由50元增加到2000元，40倍的增長）。因此從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角度看，工商業的改革也是有成績的。老尤講的壟斷企業的問題，我也有同感，而且認為是在1994年之后逐步突顯出來的，直到最近兩年社會上普遍反映的“國進民退”（據最新消息，2010年國企盈利水平超過民企25%）問題出現，說明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在上層受到質疑，并有可能導致目前國企、民企之間深層次矛盾的爆發。所謂國企專指金融、通訊、石化、電力、鐵路、交通、郵政、地產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對這些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實行壟斷經營本無可厚非，問題在于這些行業不是按照市場經濟的管理規則運行，而是依靠國家的行業壟斷政策吃偏飯，通過壟斷利潤謀取企業集團利益，造成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這個問題長期不解決，不是一件小事，它會產生斷送整個改革開放成績的嚴重后果。

第十一日。2010年10月24日（星期天）。議題：怎樣評價改革開放后的文化、宣教和體育事業。

   左強：改革開放后，咱們國家的文化和體育事業變化還是很大的：音樂、舞蹈、戲曲電影、電視劇以及圖書、光盤等各種文化事業和產品百花齊放、豐富多彩。體育方面由于成功地舉辦了亞運會和奧運會，我國體育健兒在眾多體育項目上發展迅速，金牌累累，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體育大國。但是也存在一些嚴重問題，主要表現在一些低級庸俗的文化產品應運而生，甚至解放后曾被徹底鏟除的黃、賭、毒作品也沉渣泛起。足球比賽黑幕重重，牽涉足球界的各級官僚。演藝界流行的潛規則，讓世人汗顏。所有這些，對世風日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尤震：同文革前相比，文化、新聞出版事業明顯繁榮，但是還遠遠不夠。主要表現在政治審查仍然過多、過嚴，特別是涉及政治陰暗面和經濟陰暗面文學作品和新聞報道，幾乎皆被封殺。相反，對涉及“黃賭毒”的作品卻可網開一面。我認為，這仍然是集權政治體制下搞改革開放的必然選擇。至于體育事業，中國做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多拿幾塊金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并不值得過分炫耀。

關偉：我不大贊成老尤的觀點，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了，言論更加自由了，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得來不易的。對文化和新聞出版業的監督和管理，是各國政府通行的職能之一，試想如果我們的文藝作品和出版物充斥詆毀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內容，我們的社會就無法穩定。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局。沒有穩定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有快速發展的四化建設，振興中華也不過是一句空話。同樣，體育事業的成就也不能低估，解放前中國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為什么一直被人稱為“東亞病夫”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世界重要賽事上，中國從未得過一枚金牌，看著中國體育健兒站在領獎臺上，飽含熱淚高唱國歌的時候，每一個中國人都會感到無比的激動。這對于鼓舞民氣，團結進取絕對不是一件壞事。

甄炎：改革開放以來，借重電視媒體，涌現了一批重大歷史題材的優秀電視劇，如《雍正王朝》、《走向共和》等等，在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下，重現歷史過程，針砭過往時弊，對啟迪當今改革思路，產生了積極作用。今日得以暢行，足顯文化氛圍之寬容。受寬松環境和市場競爭的影響，電影界也有了長足發展，一批有思想、有能力的劇作家和導演應運而生，中國電影開始在國際電影節獲獎。中國文藝界則在弘揚主旋律的旗幟下成為制作高水平大型文藝演出的專業戶，出手之快，質量之高，常使民眾嘆為觀止。對穩定社會、凝聚民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六、四后，由于文藝宣傳給力，使民情很快得以平復，就是證明。但是相比之下，新聞出版界的進步則不大，主要表現是，一些具有巨大影響的社會事件，在官方的干預下，新聞界可以做到滴水不漏；一些當權者的政治、經濟丑聞，也可在“為尊者諱”的潛規則下，被隱藏的無影無蹤。印證了外界對中國仍然維持鐵幕政治的攻擊。與此同時，一些不涉及政治但內容低下的作品，在利益的催動下則可沉渣泛起，毒害青少年，引起社會的廣泛不滿。因此，對改革開放后的文化、宣教和體育事業，從主流上是應該充分肯定的。同時也需要正視存在的問題，特別應相信群眾的辨別能力和輿論的監督能力，適當放松輿論監控，這是一個政權在政治上自信的重要表現，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老關講的“穩定壓倒一切”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以強調穩定為借口，壓制群眾的合理訴求，容忍官僚作風肆虐，甚至包庇縱容違法亂紀行為，那么這個穩定遲早會維持不住，帶給中華民族的將會是更大的災難。

第十二日。2010年10月31日（星期天）。議題：怎樣評價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和當前的房市。

關偉：住房制度改革是持續了30多年的一件大事。1980年4月，鄧小平提出要在我國進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要走住房商品化路子。當年6月，我國政府正式批準公布了關于住宅商品化政策。此后陸續經歷了“三三制”（即個人購買住房只支付售價的三分之一，其余分別由政府和企業各補貼三分之一）補貼出售新建住房改革方案試點,租金制度改革方案試點；“提租補貼、租售結合、以租促售、配套改革”方案試點。直到199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也稱23號文)的頒發，轟轟烈烈的房改正式開始，中國城鎮住房制度徹底告別了單位分房的歷史年代，進入了住房商品化、社會化、貨幣化的新時期。一套套原先的公有住宅一夜之間轉變為私有住宅，購買商品房或租用商品房則成為今天普通城鎮居民解決居住問題的最主要途徑。住房制度改革雖然歷經坎坷，但最終使政府和企業擺脫了福利分房的沉重負擔，有效改善了城鎮居民的居住條件，應該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成績之一。

尤震：老關只說了事情的一個方面。30年住房體制改革，把房價搞的畸高，老百姓怨聲載道，房地產商和房地產局的官員們則各個腦滿腸肥。住房占有不公，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一個重要矛盾。

左強：我贊成老尤的觀點。我的兒子是工科大學畢業生，由于無門子進壟斷大國企，評自身實力一直在一家外企工作打拼，名義工資收入也不算低。但為了結婚買房，幾乎愁白了頭。咱們是老實人，覺得借銀行的錢買房要還本付息心理不踏實，總是想攢夠了錢再買，結果是攢錢的速度遠遠低于房價上漲的速度，不得已只好在去年借了幾個親戚的錢，在南三環給兒子買了一個60多平米的房子，花了70多萬。31歲的兒子總算在今年結了婚，聊了我們老兩口的一樁心愿。現在想來，如果去年不買房，今年買就得多花30多萬，更買不起了。那些學歷和工資不如我兒子的家庭，困難會更大，除非老家兒有錢有勢，得房容易。

甄炎：我相信，老左講的是實情。但也有無權無勢的人在房價瘋漲過程中得了好處的。我認識的一個人，2005年利用貸款政策，用一套房子的錢按揭買了三套房，今年房價最高時他賣出了兩套房，不僅還清了貸款，白得了一套房還有盈余。我夸他有眼光，他“謙虛”地對我說，他只是小打小鬧，他的一個朋友在十多年時間里先后買了七、八套房，現在是城里有房，郊區有別墅，銀行有存款，沒有一點外債，真正是發了一點財。其實大家都很清楚，像剛才的例子只是個別現象，多數老百姓的經歷是同老左的經歷相似的，因此老左的怨言是有代表性的。那么怎么認識和應對改革開放后的房改政策呢？我以為應該有四點：一是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由福利分房到住房商品化的轉變）應該是對的，這從實行新政策后，老百姓住房條件的改善（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從1978年的不足7平方米升至目前的約28平方米）就可以證明；二是房改過程中存在的不公正問題也是嚴重的，主要表現在政策漏洞使某些人利用權力多占了房子，也使一些投機分子利用銀行貸款發了財；三是老百姓中一些不切實際和不明智的追求，成為推動房價上漲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表現在攀比住大房、新婚要買房上，這無論是從我國民用住房條件的歷史上看，還是同發達國家現實住房條件比較，都是不可取的。四是房地產業的火爆，帶動了建筑業的迅猛發展，據預測今年商品房銷售總額將達到5.2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8.3%；土地購置費9992億元，比上年增長65.9%。房地產業的異軍突起不僅有效地回收了央行一部分長期超量發行的貨幣，還大大增加了政府財力，使之有能力補貼公益事業和弱勢群體，這對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抑制吃穿用商品價格過快上漲是有一定作用的。其實，在促進社會住房合理占用、抑制房價過高上漲方面，各國政府都有一些成功經驗，如提高第二套住房貸款門檻，限制住房市場炒作，征收房產稅等等，目前我國實行的抑制房價政策還偏軟，所以效果自然不明顯。如果政府加大調控力度，同時嚴厲打擊房地產業內部違法亂紀、營私舞弊行為，再加上老百姓住房消費觀念的逐步理性化，中國房價畸高的問題終究是會解決的。

第十三日。2010年11月7日（星期天）。議題：怎樣評價醫療制度改革。

左強：我還是懷念計劃經濟時期的醫療保障體制。那時候不僅職工看病、住院不用花錢，連家屬也享受半價的醫療待遇。醫療體制改革后，職工看病的負擔越來越重，特別是得了大病，需要個人承擔的費用高得驚人。老百姓看不起大病，只有等死。最近兩年政策又有調整，看病報銷的比例提高了，對城里沒有工作的一老一小，政府還提供優惠的基本醫療保險。所以，情況是向好的方面發展。但同時帶來的問題是，各大醫院人滿為患。

關偉：我出國考察的時候，專門關注過發達國家的醫療制度，發現歐美國家的醫療福利條件都很好，而且醫院里也沒有那么多人。這只能用窮國和富國的差別來解釋。我們國家醫療體制改革的初衷無外乎兩條，一是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居民醫療費用由公費全包所造成的資源浪費、效率低下的狀態，二是減輕公費醫療費用過高的負擔。現在看來，開始的時候，步子邁得大了些，雖然有負面反應，但對解決計劃經濟條件下公費醫療存在的問題，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咱們想一想，改革前一方面城市里家家戶戶幾乎都有門類齊全的小藥箱，過期倒掉的藥品有多少？而另一方面農村缺醫少藥的情況又有多么嚴重；一方面城里有些不自覺的職工天天上醫院泡病號，另一方面廣大農民有病無錢看，小病拖成大病的比比皆是。這也是毛澤東為什么批評醫療系統是城市老爺衛生部的根本原因。

尤震：我認為過去存在的城鄉醫療差別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擴大了，農民工的醫療窘境就很說明問題。隨著收入水平的兩級分化，城市居民的醫療待遇也出現分化，患大病時，少部分高收入人群的過度治療和大多數人的無力承擔自負醫療費，形成強烈反差。一些外科醫生向病人索取高額紅包的現象屢見不鮮，醫德敗壞可見一斑。它在深層次上仍然反映的是制度問題。

甄炎：社會醫療保障問題，是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據我了解，即使同是發達國家，社會醫療保障的程度也大不相同，如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它的社會醫療保障覆蓋面就不高，有10%的低收入家庭，因交不起基本醫療保險費，有病就無法就醫。直到奧巴馬上臺，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才在議會一番激烈的辯論后，勉強通過。在一些高福利的發達國家，人民享受的醫療水平差別也是很大的：享受國民待遇的普通醫保人士只能在公立醫院就醫，而公立醫院除急診外均需預約排隊掛號，因此盡管享有基本免費的公費醫療，但做不到小病隨時就診。患大病的醫療條件也是有限的，我去過沿用英國醫保制度的香港公立醫院，住院病房是在一個大廳里用布簾隔開的一個一個小空間，住院患者在這樣的條件下，是很難得到舒適治療和修養的。香港的高收入階層看病進的是私立醫院，住院條件不僅舒適，而且豪華，但收費也高的驚人，每天的住院治療費應在1萬港元以上。因此，反觀我們國家的醫保制度，盡管有缺陷，但也不宜求全責備。我以為醫保工作中存在的另外兩個方面的問題，則需要認真對待：一是隨著醫保的全民普及化，財政能否長期負擔醫保的虧空；二是醫生開大方牟利以及手術收取紅包已經成風，長此以往，不僅毒化社會風氣，還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

第十四日。2010年11月14日（星期天）。議題：改革開放后，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問題。

尤震：實事求是地說，改革開放后的教育事業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教育的重要性得到全社會的公認，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全面發展，人民受教育水平顯著提高。文革前高中生已經算是有文化的人了，現在大學本科生在職業考場中都不占有優勢，一些熱門行業的門檻，已經提高到非碩士生、博士生不選的高度；其次，教師的地位明顯提高，不僅表現在社會地位上，而且反映在經濟地位上。現在教師的平均收入水平要高于社會的平均收入水平，重點中學的資深老師，收入水平已經達到高收入階層。同時，教師工作的穩定性也優于其他行業，加上每年的寒暑兩個假期，更是其他行業無法比擬。因此，教師職業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擇業的熱門。

左強：老尤講的是實情，但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教育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是不少的：文化程度是普遍提高了，但假冒偽劣的文憑充斥社會，說明有真才實學的人并不多。受教育產業化思潮的影響，從幼教開始到大學研究生院，認錢為親。我的孩子從80年代給幼兒園老師送掛歷開始，到新世紀初大學畢業，不知給校長、老師送了多少錢物，使孩子從小就接受了“有錢能使鬼推磨”的道理。直到今天還在埋怨我，沒有能力給他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盡管他的學習成績不比一般人差。

關偉：這就是鄧小平在六、四后總結經驗教訓時所說的，改革開放后最大的失誤是沒有抓好教育工作。另外，教育方面還有一個問題是，學校教育的最終目的似乎就是為了出國：你看，孩子從幼兒起就拼命擠進條件好的知名幼兒園，然后是優質小學、重點中學、一類大學，最后是出國留學，給人的感覺是，留在國內的永遠是受教育的失敗者。于是最優秀的學生都通過考獎學金去了國外；一些不大優秀的學生也通過父母的權利和殷實的家境到國外鍍金；還有一些學生和家長，本不具備自費留學條件，也要東湊西借送孩子自費出國留學，以博取留洋或海歸的頭銜。這種現象不僅不利于國民教育的健康發展，而且大大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負擔。有人統計過，教育支出已占城市居民支出的12.6%以上，成為僅次于食品消費的第二大支出。我們說今天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這是建立在獨生子女政策基礎之上的。試想，今天城市里有幾個家庭能供養起三、四個孩子的？

甄炎：鄧小平對教育工作的批評，是就改革開放后放松了政治教育而言的，實際則涉及了很多更廣泛、更深層次的矛盾：比如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和對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使全社會產生信仰危機；對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嚴重后果的聲討，使人們對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合法性產生極大的疑慮；對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片面宣傳，使一部分人敢于違法亂紀淘金和積累財富。隨著市場經濟的身體力行，在“改革開放”和“發展是硬道理”的旗幟下，對教育事業實行產業化改革嘗試，使過去被視為“神圣凈土”學校，變成權學交易、錢學交易、文憑學歷交易的污穢樂園。試想，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空泛的政治教育必然是蒼白無力的，又何在乎放松與不放松？所以事物都具有正反兩個方面，在肯定教育發展的同時，也必須正視教育存在的嚴重問題。應該從一個民族發展的百年大計出發，系統地糾正教育事業上“實用主義”和“一切向錢看”的弊端，使其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至于家庭教育支出不堪重負，是不爭的事實，但也是吸納過剩貨幣的有效途徑：試想，如果不是住房、教育和醫療消費的迅速增長，老百姓的吃、穿、用物價水平會漲成什么樣子？

第十五日。2010年11月21日星期天）。議題：關于金融體制改革和資本市場的利弊。

關偉：上次談到，教育消費的增加，抵消了日常生活用品物價的上漲幅度。我認為，對平抑物價作用更大的是金融體制改革中資本市場的推出，即股票市場才是吸納過剩貨幣的主導力量。據證券報分析，目前我國廣義貨幣M2余額達到69.64萬億元, 是年度GDP的1.8倍,而美國只有0.6倍,日本、韓國是1倍左右。過去十年我國的M2已增長450%，通脹壓力明顯增強。好在過去十年我國股市規模也迅速擴大，由2000年的48091億增加到目前的26.54萬億,增長幅度達550%。毋庸置疑，中國股市的發展，對于平抑市場物價功不可沒。

尤震：老關也是只講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你們知道老百姓是怎么評價中國股票市場還付給利息，現在通過股票市的推出嗎？他們說，共產黨過去用老百姓的錢場，國家用老百姓的錢，不僅不用付利息，連本錢也坑了去。我聽說很多國有企業連年虧損，已經資不抵債，股份制改革后一上市，不僅還清了舊債，還成了盈利大戶。說白了，都是用老百姓的錢變戲法，所以我是絕不進股市的。

左強：我贊成老尤的觀點。我就是禁不住2007年股市瘋漲的誘惑，于當年9月份進入股市的，當時上證指數已經達到5500點，據說很快就要漲到8000點。結果，我只高興了一個月，股指就從6124點一路下跌，到2008年10月份，我投入的20萬元錢，只剩下不到8萬元，現在雖然又回升了些，但虧損仍近10萬元。這是我們一家一輩子的積蓄啊！想起來我就揪心。再看看那些上市公司的老板們，年薪個個都上百萬，憑什么呀？這不是拿老百姓開涮又是什么？！

甄炎：我以為中國推出以發行股票為重要內容的金融體制改革，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企業通過向社會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功地運行了400多年。在單純依靠政府量入為出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這是不可想象的事。我們都還記得股票剛推出的那兩年，花錢買不能保本保息的股票，是一般老百姓難于接受的很前衛的事。為消除老百姓的疑慮，深圳市長帶頭買股票，是人們都記得的故事。中國股市的開戶數也由1990年的不足10萬戶，竄升到目前（2010年11月底）的1億3千萬戶，增長1300倍。市值從不到15億元，竄升到27萬億元，增長18000倍。而同期的全國城鄉居民人民幣存款余額，也不過30萬億元；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則只有15萬億元。股市成為僅次于銀行儲蓄的第二大貨幣吸納池。所以，股市的推出對平抑市場物價，確實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把老百姓一時不用的錢，集中起來發展實業，也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問題在于我們上市的許多企業并不是優質企業，上市公司的業績報表也多有弄虛作假之嫌，盡管有投資（機）欲望較高的民情幫襯，終難行成良好的股市投資環境。而且一旦百姓投資（機）欲望遭長期打擊后盡失，必然造成股災。那時金融改革帶來的繁榮，會被付之一炬。前幾天我路過新央視被燒毀的附樓，就聯想到在高樓放焰火是一件多么美麗壯觀的事，然而一旦失火，一座漂亮的大樓會被燒得如此慘不忍睹。因此，按照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辦事，而不是憑借行政手段為所欲為，應該是防患于未然的良藥。

第十六日。2010年11月28日星期天）。議題：怎樣評價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的改革。

關偉：１９８１年，國務院的工作部門有１００個，達到建國以來的最高峰。１９８２年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問題的決議》，將國務院各部門從１００個減為６１個（其中國務院組成部門45個）；人員編制從原來的５．１萬人減為３萬人。到2008年3月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國務院組成部門已減少到27個。可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機關的改革是按照建立精簡、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目標逐步推進的。

尤震：我覺得老關講的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國家機關的改革不僅進展不大，而且還有退步。我的根據有三條，一是原國務院所屬的一些工業、流通部門，轉為中央直屬的（通過國資委、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電監會）吃壟斷飯或政策飯的特大型企業，如中石油、中國移動通訊、國電集團、中國中鐵、中國航天、中國船舶、中國兵器、中國核能、中國機械、中國煤炭、中國航空、中國醫藥、中國儲備糧以及四大國有銀行、保險公司等上百家享受部級或副部級待遇的企業，實際是行政部門的翻牌公司；二是省、地（市）、縣三級均建有黨、政、人大、政協、紀檢五套班子，干部人數較文革前增加了四至五倍；基層鄉政權的干部隊伍也迅速擴張，甚至相當一部分村干部也由上級派遣，如大學生村官或駐村干部，本地村干部也普遍享受財政補貼。據說連寺廟里的和尚都有級別。國際媒體評價，中國是由一個無比龐大（近千萬）的官僚集團支撐著。官僚集團掌控國家必然會產生兩大特點，一是效能低下；二是腐敗嚴重。如果說經濟快速增長是改革開放的亮點的話，那么機構改革的換湯不換藥，進而造成吃官飯的隊伍迅速膨脹，應該是改革開放的敗筆。

左強：我贊成老尤的觀點，上面總是說要“精兵簡政”，但官是越改越多。過去工廠的工人都知道，脫產干部越多，工廠效益越差。看看現在的國家機關，當長的比當員的多；吃壟斷飯和政策飯的國營大企業管理人員也是人浮于事，真正一線干活的工人，幾乎全是薪酬最低的農民工。但有一點我也納悶：你說管理體制變化不大，甚至倒退，但經濟發展速度確實比較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明顯提高了，這又如何解釋呢？

甄炎：這并不矛盾。首先以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為基本內容的改革，確實有效地調動了各階層人民的積極性，也為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及管理方法提供了條件。這應該是形成中國經濟近30年高速發展的主因。與此相一致，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不爭的事實；其次，中國的官國的特征并沒有改變。（馮友蘭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留學美國時將美國定性為商國，中國為官國）在“穩定壓倒一切”的策略引導下，對由不同利益集團構成的上層建筑，很難進行實質改革。為構建“和諧社會”，政府也只能在與不同利益集團妥協同時，適當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需求，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實現“維穩”的目標。因此就出現了一方面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管理體制官僚化的矛盾現象。我認為盡管官僚化體制的加強，對維護社會穩定有重要作用，但是發展才是硬道理，當“積極因素”的紅利消耗殆盡，“消極因素”帶來的問題就會盡顯，嚴重時甚至會引發新的“革命”，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會再次陷入長期動蕩和停滯不前，這是大多數中國人所不希望看到的前景。因此與其坐等形勢陡變，不如對現行的管理體制做實質的、漸進式的改革。為此，徹底擺脫統治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官僚體制思想的束縛和“官國”的羈絆，應該是當前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首要任務。它不僅事關改革開放大業的最后成敗，而且還關系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長治久安和興旺發達。

第十七日。2010年12月5日星期天）。議題：怎樣看待當前的腐敗問題。

左強：腐敗現象是老百姓最深惡痛絕的一個大問題。現在是誰有什么權誰就使什么權為自己謀利益，權權交易、權錢交易幾乎成為社會公認的潛規則。看看報紙上公布的腐敗案例，動輒上千萬、上億元的貪污、受賄，真實觸目驚心哪！想想毛澤東時代，他們哪敢哪！？

尤震：何止毛澤東時代，就是最腐敗的清末民初時期也自嘆弗如。據說現在買官賣官行為十分普遍，大小官位均有暗箱標價，最典型的是黑龍江綏化市委書記馬德，在這起號稱“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賣官案”中，馬德收受17人的賄賂603萬余元。共有265名官員涉案，除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黑龍江省原政協主席韓桂芝等高官外，還包括綏化市下轄十個縣市的半數以上的處級干部，僅綏化市各部門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其程度遠遠超過“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水平。貪污腐敗行為還廣泛進入到學校這樣的育人場所，從校長到老師，為斂錢真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最可笑的是連軍隊內的人員提拔，也需要花錢，可見腐敗已到了極致。

關平：你們說的問題存在，但沒有那么嚴重，不帶普遍性。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一點貪污腐敗問題，也在所難免。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硬道理。況且，中央反對貪污腐敗的力度不斷加強，重慶市通過“唱紅打黑”，就有效地遏制了貪污腐敗現象的發生。另外社會上反腐倡廉的好典型也是不少的。如原中共云南省保山地委書記揚善州，曾任區、縣、地區主要領導職務近20年，始終保持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本色。1986年退休以后，他主動放棄進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機會，扎根施甸縣大亮山興辦林場，一干便是20個春秋。揚善州帶領群眾植樹造林7萬多畝。修建18公里的林區公路，架設了4公里多的輸電線路，為深居大亮山附近的村寨農戶通電通路，被評為全國老干部“老有所為”先進個人。

甄炎：老關和老尤舉的例子都是事實，但關鍵是要弄清當前問題的主導傾向，也就是說要明確目前貪污腐敗問題是嚴重、還是不嚴重的基本判斷。我認為是嚴重的。這也是一位在紀委工作的朋友的觀點。從他們掌握的情況看，貪污腐敗問題帶有一定普遍性，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毒瘤，目前還沒有一個遏制貪污腐敗勢頭的有效方法。總不能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另外，最近揭出的廣東巨貪原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在接受調查時竟大顏無慚叫屈：“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官場都是貪官。” “憑什么專整我？真讓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中國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腐敗分子反腐敗嗎？” “像我這樣級別的，誰不能供出來百十個人？這太平常了！”羅的話當然有為其罪行狡辯而過分夸大的因素，但也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了反腐倡廉工作的艱巨性。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在反對貪污腐敗方面就不能有所作為，公開本地區、本部門主要領導干部的收入和財產情況，接受該部門、該地區群眾的廣泛監督，就是一個遏制貪污腐敗行為的有力措施。如能借此機會，在全國建立所有公民的安全號（如美國公民誠信監控體系）制度，不僅能有效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效率，而且會大大加快“誠信社會”的建設。

第十八日。2010年12月12日（星期天）。議題：怎樣看待分配不均與分配不公的問題。

尤震：這個問題同上周日議論的問題有聯系，貪污腐敗除了使公有資產流失外，還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是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隱患。

左強：分配不均的問題也很突出，在工廠一線干活的工人月薪只有兩三千塊錢，而同廠干部的工資卻達七八千甚至上萬，一些壟斷企業領導干部的月工資據說有十幾萬。壟斷企業和非壟斷企業的職工平均工資相差一倍甚至幾倍。所以，每年統計局一公布北京市社會平均工資就會引起很多行業職工的強烈不滿，因為他們的實際工資水平，遠遠達不到統計局公布的數字。

關偉：分析問題要全面。改革開放的一個基本內容就是打破大鍋飯、鐵飯碗，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行業不同，創造的價值不同；崗位不同，做出的貢獻也不同。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正常現象。它有利于人們積極進取、努力奮斗，最大限度實現自身價值。這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基本動力。像一切事物均具有兩面性一樣，勞動分配制度改革，在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的同時，肯定會帶來分配不均的問題，但這終歸是支流，不會影響大局。

甄炎：中國有一句諺語說，“不患貧而患不均”。表明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有“均富”的追求，哪怕是建立在貧窮的基礎上。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成功，均富思想得到進一步強化。但是，這種理念同商品交換、市場經濟的要求是相悖的。因此，才有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我贊成關偉關于拉開分配差距，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們的工作積極性的觀點。實踐證明“大鍋飯、鐵飯碗”帶不來工作效率，也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分配不公的矛盾遠遠大于分配不均，如果諺語也能與時俱進的話，前面提到的那句古諺，可改為“不患貧，而患不均，更患不公。”因為不公比不均會更嚴重地打擊人們通過平等競爭、奮發進取的積極性，與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據說“中石油”如果將離退休人員計算在內，其員工的年平均薪酬為13.43萬元。若不算退休職工，中石油職工的年平均薪酬達14.97萬元，這在社會平均工資只有 2萬多元民間，引起了巨大反響。一位在中石油地區公司、集團總部都工作過員工爆料：地區公司一般員工月工資一千七八，獎金一兩千多，加在一起三四千元，比當地平均工資高些；集團總部的員工月薪大概一萬多，中、高層管理人員拿的都是高薪，究竟拿多少，這是絕對秘密。一位中石油下屬大港油田公司的采油工人說，“現在我們這里正搞降工資運動，每個職工降低20%，可憐我們這些一線職工干得最多，拿得最少，廠長、經理年薪好幾十萬，連個科長也要弄個十來萬，平時吃飯全都報銷；以前每次漲工資，我們漲一兩百，而領導卻是上千地漲，年底的紅包大得驚人，我們卻只有可憐的一兩千；單位的平均工資都到7000元了，可是有誰知道我們一線職工的工資才兩千多元！我們這些干活最多、拿錢最少的一線職工，給官老爺們平攤了多少啊？幾十萬的小轎車他們說買就買，天津、北京到處都有他們的房產……政府啊，看看你的企業經理們吧！”這還是壟斷企業基層職工的呼聲，若是再聽聽普通企業職工的反映，對社會分配不公的意見就更加尖銳了。難怪一些老干部一再告誡，“要警惕權貴資本主義！”因此，我以為當今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在現行體制下，只要領導層有求真務實的精神，跳出既得利益體團的束縛，分配不公的問題是不難逐步得到有效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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