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見核心關聯詞條：劉瑜,土改,西奴無知 

劉瑜無知

@宅心仁厚黎元洪：就是這么個“給理想一點時間”的玩意兒，內容又如何呢？很不好意思，一者土地私有，二者沒有累進地價稅率，三者低土地增值稅稅率，看來只能繼續高呼@劉瑜 同學的口號“給理想一點時間”，給自己一點幻想了 （轉載HMS-Hood原創）  http://weibo.com/1693393297/xq8fYC360

http://www.cctvdream.com.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59&extra=page%3D1



劉瑜同學又犯2了……我為啥要說又？

HMS_Hood

劉瑜同學又著文了，這次題為“給理想一點時間”，于是又是被瘋狂轉載。仔細讀來，別的且不談，對比劉瑜同學的上一篇日志“超越那些想當然”，立刻覺得非常有趣。談到俄羅斯民主化—— 其實我覺得“去工業化”倒是更形象——之后的種種，劉瑜同學就義正言辭引經據典地挖出了一篇7年的東東來說明問題——能特意找到一篇7年前的論文，倒也得佩服一下劉瑜同學對此問題上心了，所謂“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可惜一談到土地問題，劉瑜同學就開始想當然了——當然了，按照慣例，哥一般來說總是不愿意以較壞的想法去推測人，所以這里用的是想當然，而不是說劉瑜同學混淆事實，雖然這事登載“超越那些想當然”的《南方周末》經常干。

難得劉瑜同學知道1930年的《土地法》，知道浙江二五減租搞得好，知道太子爺在贛南搞“新生活”運動時候試圖解決土地問題，知道黨國在臺灣的土改是靠贖買，不錯，很難得，比一般人對于土地問題的理解要深那么點。可惜這些東西混一塊，立刻滿擰成了比天津大麻花還亂，比火鍋還雜的東西，然后就有了劉瑜同學后面的發揮——或者說，想當然罷，又或者說，抒情罷。

民國的土改，要說源頭，那自然是大炮的“平均地權”。要說第一個法令，那也是大炮在1924年北伐之前簽署的關于“二五減租”的法令——這個法令結果也是壓了箱底，好在到了26年終于又想起來，重新拿了出來，在10月的《關于本當最近政綱決議案》里面定了下來——這是不是以黨代政什么什么的，這里先不評論。結果由于只規定了減租25%，而沒有規定地租上限，所以又被鉆了空子——這和國人劣根性無關。巴菲特說“我的女傭交的稅比我高”，那叫合理避稅或者你愛稱的什么玩意兒，至于是不是鉆空子么，南方蜥蜴們的看法大概和我不太一樣。至于1930年的土地法規定地租上限37.5%，則是在補漏子。

法令精神是有了，實施得如何呢？武漢政府倒的確是討論過這個問題。1927年4月2日成立土地委員會，一直開到5月6日，結論是……請劉瑜同學注意…… “經濟沒收是不能做得到的，大家都贊成用政治沒收，并如何保障佃農”（注1）。而這個“政治沒收”又是啥呢？就是沒收“反革命”的土地。大概看到這里大家都會覺得眼熟，這不整個一土鱉早期的土地革命口號嘛！要不咋說武漢政府尤其是其中的國民黨左派和土鱉走得近嘛……這次會議最后通過的《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倒是很平淡，一沒說暴力，二沒說贖買，不過是“各省省黨部應從速會同各省農民協會根據上述之原則，斟酌各該省實際狀況，擬具解決土地問題之實施細則，呈請中央襠部核準后交省政府執行之”——換言之，等于啥都沒說，你們自己看著辦。然后又提到“為肅清鄉村封建勢力，防止反革命勢力向農民進攻起見，對于土豪劣紳及一切妨害人民利益之反動分子，應由各省黨部會同農民協會、省政府組織人民裁判委員會，以嚴厲方法處分之。”——這上面有啥烙印大家都看得出來，反正就是沒“溫和”的影子（注2）

當然，考慮到開會的背景，武漢政府的這次會議的時代烙印也很明顯。開頭的討論“左”得很，最后通過的法案就刷刷地向右轉，比如把地租上限規定為40%…… 就這也沒搞下去，為啥呢？湖南湖北的運動搞得太熱火朝天，很多人——比如日后被常老先生（恩，也是那位提“親愛精誠”中間那個“愛”還沒有心結果仍被一堆人吹捧的常老先生）坑得凄慘得很的何鍵——就很不滿意，在之后就是715了……

武漢政府沒辦到的事情，南京政府得接著辦。于是就有了1930年前后一系列的土地法案。其中最重要的，當然也是劉瑜同學著重提出的，自然是1930年6月 30日頒布的《土地法》。頒布倒是頒布了，不過該法第5條規定“本法之施行法另定之”；第6條又規定“本法各編之實行日期及區域，分別以命令定之”。那么《土地法施行法》又是啥時候出臺的呢？答案是1935年5月，恩，大概在有些人看來不算慢，不過且慢：該法第2條又規定“本法之施行日期及區域與土地法同”——我勒個去 這循環論證還真是應了劉瑜同學的標題“給理想一點時間”，至于這個時間是多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反正我是想到了《大話西游》里面至尊寶的那句經典臺詞……

就是這么個“給理想一點時間”的玩意兒，內容又如何呢？很不好意思，一者土地私有，二者沒有累進地價稅率，三者低土地增值稅稅率，看來只能繼續高呼劉瑜同學的口號“給理想一點時間”，給自己一點幻想了（按：展開研究這部《土地法》的內容太長，這里僅僅簡單舉出最淺顯的問題。要具體展開，請自行翻去注釋找參考書去看）。事實也是如此，到了1937年7月，最辦理地籍整理最有成績的江蘇，也不過是蘇南各縣清丈完畢，蘇北各縣一半將竣，另一半正在開始（注3）。清丈土地尚未搞定，又談何施行《土地法》？我們只能繼續“給理想一點時間”了。至于“減租”的結果，1935年國民黨全國土地委員會的調查承認“單以租額而論，本會調查16聲144縣，平均租金與通常農產品收獲總值相比較，在39%以上，比《土地法》的37.5%尚高1.5%。有許多省份，如浙江、湖南、福建、廣東則在40%以上，山東、山西則在50%以上”（注4），“但因當時地方未定，‘二五減租’不但沒有通行全國，即是實行的省份，也陽奉陰違，鮮有成效”（注5），看來，“給理想一點時間”的口號似乎也沒法用了……好在還可以說共黨鬧事嘛！

至于浙江的“二五減租”運動，說來也可憐，雖然是民國時期土改的一面標桿，但是主要原因是……“黃金十年”黨國治下各省，只有浙江在部分地區搞過，其他各省完全當放屁了，不說它說誰呢，難道說蘇區不成？而就是這標桿，還是省縣二級黨部剃頭挑子一頭熱，省政府是一點看不上。1927年因為頒布得晚，租子都交完了，等于廢話。1928年倒是早做準備大力宣傳，一般說浙江二五減租也就是說這年，結果呢，大家都知道當時在“清黨”，所以大家都能想出來什么帽子會滿天飛。說起來倒是挺哭笑不得的：承認這頂帽子吧，這二五減租的獨苗成績就得被土鱉拿去；不承認吧，這根獨苗又成了“清黨”的罪證之一……到了1929年，省政府就提出取消二五減租，黨部不干，官司打到中央，結論是“本系為目前實行上之困難，暫時停止其辦法，而并非取消二五減租之原則”（注6）。嗯，這里大概又要劉瑜同學的那句“給理想一點時間”出場了……（按：浙江的二五減租在名義上倒是并未從此結束，不過已是名存實亡，就不展開了）。

造成黨國土改如此需要“給理想一點時間”的原因倒也不算復雜。以1930年12月30日的《農會法》為例。該法第16條規定“凡中華民國人民住居該區域內年滿20歲，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為鄉農會或市區農會會員：（一）有農地者；（二）耕作農地面積在十畝以上或園地面積在三畝以上之佃農；（三）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習農業者；（四）經營與農業有直接關系之事農業者”（注7）.簡而言之，貧雇農和小佃戶，請一邊玩去，討論土地問題沒你們啥事……反應的問題其實都是老生常談，只不過某些人——我不確定劉瑜同學在不在此例——故意忽視了而已。

“二五減租”和土地改革在抗戰期間倒是反而有了點成效——沒辦法，形勢所迫。山西、湖北、贛南、綏遠都算是比較有成績的地區，不過諷刺的是，之所以能有成績，還是因為山西有閻老西，湖北有陳三昌，贛南有太子爺，綏遠有傅宜生，都是一方土霸主，才能依靠強力將減租和贖買土地扶植自耕農——這里請劉瑜同學注意，這是寫到這里第一次提到贖買——推行下去。太子爺離了贛南之后，贛南也就浮云了……看來“給理想一點時間”有沒有用不知道，“給理想一點暴力”倒是能說得通，然而暴力一去，就又浮云了，只能繼續高唱“給理想一點時間”的調子，指望著外力推動：不是日本人打進來，就是來個土霸主……話又說回來，雖然抗戰時期的確是有以上亮點（按：還有其他，太長，懶得展開了），但是總體而言，和以往一樣，發國難財搞土地兼并依然是主旋律，好在在“神圣抗戰”的調調下，大家還能咬咬牙熬著。

最后該談談臺灣的土改了。劉瑜同學大概從一開始就“想當然”，把臺灣模式給推廣到整個民國時期了。的確，臺灣地區的土改是依靠贖買來逐步完成的，的確是比較平和。但是這種平和么，有幾個因素是不得不考慮在內的：
A.對于臺灣而言，黨國政府基本是個“外來戶”，與臺灣本地地主并沒有什么盤根錯節的聯系；
B.228槍炮在前，本地地主反抗一個試試？
C.贖買并沒有使用現金，而是使用土地債券7成及公營事業股票3成搭配發給——換言之，就是空手套白狼。而放領土地時，佃農/雇農是要付現金滴……
D.補償地價為耕地主要作物主產品全年收獲量之2.5倍計算。一般而言，20世紀20年代的地租購買年為10年上下（注8），而地租則為50%上下（因此才有“二五減租”和“三七五減租”這兩種實質相同的不同名稱）。按此計算，20年代的地價約為耕地主要作物主產品全年收獲量的5倍。這個補償地價是否合理，這里就不做評論了。
（按：有關臺灣的土改可以展開，但是本人懶，就算了）

就此寫結語吧。總體而言，劉瑜同學又犯了“理想主義者”的錯誤，或者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沒有做到“超越那些想當然”。具體做法就是先有論點，然后“想當然”地改造了事實來削足適履。考慮到劉瑜同學是一個博士后，這種拍腦袋的態度是極端不嚴謹，不符合一個PhD應該有的素質的，至少，和劉瑜同學之前那篇《超越那些想當然》形成了無比鮮明的對比。我不想以陰暗的心理去推測劉瑜同學的動機，不如就覺得劉瑜同學在犯2好了——誰年輕時候不2過呢？希望劉瑜同學以后繼續加強自身學習，養成對任何歷史問題都多翻書找資料的好習慣，而不是有選擇性地對某些問題去找資料，而對某些問題就拍腦袋搗糨糊。不然大概會有人懷疑劉瑜同學的博后頭銜是西太平洋大學，或者克萊登大學的。
以上。

按：本文在引用資料時，盡量使用資料轉引的原始檔案或者數據，而不使用引用資料自身的分析。如有疑問，請自行查找相關原始檔案，比如去南京的第二檔案館什么的。調檔費復印費都不貴，據說還能叫盒飯。
注1：《土地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記錄》，1927年4月24日。轉引自《中國國民黨土地政策研究》P171
注2：《中國農民》第2卷第1期，轉引自《中國國民黨土地政策研究》P173~174
注3：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P91，轉引自《中國國民黨土地政策研究》P213
注4：《地政月刊》第4卷第7期，轉引自《中國國民黨土地政策研究》P218
注5：《中國土地問題教程》，1948年版57頁。該書為國民黨國防部政工局編印。轉引自《中國國民黨土地政策研究》P199
注6：《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1929年5月4日，轉引自《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20世紀前半期》P252
注7：《內政年鑒》（三），1935年版1071頁，轉引自《中國國民黨土地政策研究》P184
注8：《中國國民黨土地政策研究》P134。原文有若干省的數字，引自《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117頁，此處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