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有需要否定的內容，這無須多說；但擔心有人要回到文革時代，只能是杞人憂天的自欺欺人。文革時期的行為不可能被全部否定，這也無須多說，否則無疑是白癡一個。有人將文革視為“大民主”運動，是指它涉及的主體遍布全國各個角落，是大多數人對少數當權派的民主監督活動。如果這個大民主也是必須徹底否定的，那么被標榜為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主體又是什么？難道它不是為了施惠于人民大眾的，而是像當今僅是為少數政客精英或權貴當權派玩弄所獨享？　　

為了防止民主被淪落為少數人滿足私利的工具而壟斷對它詮釋權，并借此歪曲并妖魔化文革中的大民主，有必要對大民主進行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　　

從事實判斷來說，大民主造成了除了國家最高領導人之外的任何當權派或相對于草民的知識分子，都有可能被貼大字報、被拉上臺批斗、被打到、被剝奪政治權力，客觀上使各種威脅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以及建國后迅速滋長起來的各種官僚特權現象，遭到了遍及全國的毀滅性打擊。由于大民主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義進行，必然具有暴風驟雨的特征，它不可能在短期內納入法制建設的渠道，也就必然造成社會秩序的不穩定，不可避免地會使一些革命對象的正當的權利受到侵害，并影響社會生產和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但這是任何革命也無法避免的負面影響，它至少不會像有些“顏色革命”帶來的生靈涂炭那么嚴重。　　

從價值判斷來說，站在各種被革命對象的立場來看，大民主無疑是罪該萬死的行為，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即使事實上和邏輯上都不可能對文革“全盤否定”，但為表達憤懣情緒的價值取向，用此極端的結論也是符合社會政治學規律的。而從人民大眾的立場來說，他們反對的只是某些大民主行為，如影響了他們進行生產和經濟活動的秩序，影響了他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大民主能使他們對自己的直接領導管理者充分行使監督權和罷免權，則是一萬個擁護。　　

而正是在如何確定并保障民主的主體方面，改革開放以來走向了與大民主截然相反的對大眾民主的壓制和剝奪。如通過對國企領導的一再放權和年薪制等名堂，將職工的民主權利一步步地剝奪干凈；通過取消黨委集體領導，搞行政官僚的個人負責制，并將誣告誹謗入刑律，使打擊報復舉報人合法化，從而保證了各種特權行為可以暢行無阻，腐敗也就成了一種競相追求的時髦。因此，當民主不再施惠于人民大眾，而為權貴精英們所壟斷時，人們“懷念”文革思潮的興起也就不可避免而變得順理成章了。然而也僅僅是“懷念”而已，又被對文革和整個共產黨革命有刻骨銘心之痛的那部分人斥責為“文革余孽”和要回到“文革時代”。　　

在一般情況下，中國的普通百姓在政治上關注的重點，是與自己有直接利害關系官員的任用和罷免；對于用何種選舉方式來決定由誰當國家最高領導人，這并非他們關注的當務之急，而這恰恰是政客們及他們網羅的那些吹鼓手們最為關注的事情。說百姓不關注誰當國家最高領導人，只是說他們因限于對被選舉對象信息掌握的局限性，他們無法去關注罷了；即使那些對普選制頂禮膜拜的人中，多數也只是盲目崇拜，為政客們作嫁衣而已。　　

百姓判斷國家最高領導人好環的標準，就是看他能否保障自己擁有與直接利害關系的對象“發揚民主”的權利。而國家領導人的施政理念和品行如何，在選舉時是根本看不出來的。所以極端民主派喋喋不休地要代表人民大眾謀取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選舉權，頗有點狗咬耗子多管閑事的味道，要不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政客們操縱授意下的吹鼓手。　　

將“大民主”視為“專制”范疇的人所持的唯一理由是：因為提倡并保障這種大民主的國家最高領導人是把自己排除在監督之外的，所以這種大民主只能是專制體制的產物。這是正確的事實判斷嗎？請看如下事實：　　

根據中國歷史上一些典型專制社會的特點，普遍存在官僚階級官官相護、共同欺壓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為駕馭臣僚，鼓勵告密，推行特務政治，搞暗殺；以莫須有罪名定罪，濫用酷刑；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等。這些現象在文革中表現得如何呢？即使在一些地方或許有存在，也不可能是公開合法的行為。　　

如歷代地主專制統治階級一旦取得天下后，都要大肆封官賜爵，呈現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局面。如電視劇中講到朱元璋取得天下后，曾濫設官位，阿狗阿貓、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只要會玩弄一些伎倆，都有可能混到一官半職。為此被劉伯溫斥責為“帽多發亂”（即官帽多，法度亂）。而文革時期，敢于打破官官相護的陋習，敢于對“班子”內的高官進行不留情面的監督，更不搞任人唯親，為親屬謀取特權的，正是保障全國民眾擁有大民主監督權利的同一個人。任何有良知的人，當在享受如此廣泛普遍民主的同時，會說保障他們民主的人是專制獨裁者嗎？即使他真有一些“專制”行為，也只能屬于為了保障大眾民主所必須的權威而已。　　

又如最近網上流傳的所謂177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名單，其中除了極少數幾個是被判處死刑槍殺的外，都是自殺和病死的。在長達10年的文革中，如沒有那個“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能僅僅判處幾個反革命死刑犯嗎？如果因為受到造反派批判、清查而自殺、病死的都屬“迫害”致死，那么現在每年30多萬人的自殺屬于什么“致死”？如楊繼繩的《墓碑》，為支持所謂大躍進餓死三四千萬人的結論，在書中陳述71歲的老父親在大躍進時，在路上餓得昏死過去，他在中學讀書知道后帶了3斤米回去，但老父被人抬回家后，就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很快就被“餓死”。這個71歲的老人到底是餓死的，還是突發什么疾病而死，并不難作出正確推斷，因為現在一些意外事故和地震中幾十天不進食的人被救后也不致于死亡；如楊老頭沒有疾病，昏倒后能搶救不過來的嗎？所以這些挖空心思玩弄“餓死人”數字比賽的人，目的也僅是為了制造出一個“專制獨裁者”而嘔心瀝血。　　

我們也不否認，那些一再重復要求徹底否定、清算文革的人當中，有相當部分人主要是為了否定確實錯誤的那部分內容，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發動文革和具體實施步驟上偏聽偏信、用人失察的錯誤；但是不能因為要否定一些具體錯誤，而犯下將洗澡水和嬰兒一道潑出去的錯誤。即使真的存在一個專制獨裁者，只要他能保障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利，就應該存在容忍這種“專制”的空間。相反如沒有高度權威的領導人，要保障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利，脫離官官相護欺壓百姓的窼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對“一把手”如何監督的問題，同樣需要以大眾民主為基礎，從反特權入手，帶動促進班子內的大民主，同時通過破除領導職務的終身制、實行任期限制等法治措施，就沒有理由說非比普選多黨制遜色。 　　

大家不是每天都在聲討腐敗和抱怨監督無力嗎？具體的要害在哪里呢？是因為沒有搞普選和多黨制嗎？至少我是不會容忍所謂發現腐敗的領導人可以在四五年后的下次選舉中把他選下來的說教，因為任何一次選舉，登上大寶的人是好是壞都是一個未知數。為什么在“專制獨裁”的文革時期可以讓大眾民主立竿見影地發揮監督官員腐敗的作用，現在反而不行了呢？其要害就是各級班子的一把手都成了老好人，在班子內硬不起來，而且都忙于為部門和下屬爭取更多一些官位，所以機構的不斷膨脹和腐敗分子的層出不窮是必然的。　　

至于那些喊出“寧要腐敗也不要M”的人，分明就是一種階級報復意識作祟或本身就是一個腐敗分子。他們害怕在大眾民主下自己的特權利益會首當其沖受到損害，各種腐敗行為將難以藏身，所以就打著文革必須徹底否定的幌子，實質就是為了反對文革中的大民主。如有誰還不能發現他們是與特權官僚、腐敗分子穿同一條褲子，就絕不僅是智商問題了。　　

試問誰愿意為了得到一張四五年一次的普選票，而愿意放棄每日每時可以對直接領導管理者進行民主監督的權利嗎？為了落實前者，非要否定后者嗎？這種鼓吹普選民主、否定大眾民主的玄機何在，不值得我們深思嗎？作為大民主的底線，你要宣傳普選制的種種好處，甚至說得天花亂墜，也沒有必要非去竭力反對并詆毀大眾民主不可，大可你走你的陽關道，他走他的獨木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