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官僚主義篡政奪權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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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世界任何其他的普通政黨通過所謂的政黨競爭的民主選舉而獲得執政資格不同,被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所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是為共產主義、為解放全人類的社會理想而存在的。
馬克思主義是人類認識和改造自身的社會以實現理想社會的思想理論體系,是得到實踐和歷史證明了的真理體系,是充滿吸納性和開放性并不斷與時俱進具有自我批判自我更新能力的思想體系。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則是精華中的精華,它永遠屹立在時代的潮頭,眺望人類社會的未來并追求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它不斷從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中汲取豐富的思想營養,再反過來形成指導社會發展的理論體系。
馬克思主義永遠具有直面現實不回避矛盾的理論品質,金融危機、經濟滯漲、戰爭沖突、環境惡化、能源危機、文化缺失等當前困惑人類的這些重大問題,都需要馬克思主義作出理論上的解答,并尋找到破解之道。
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探索者和執行者,在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擴展到全球并最終演化為宗主國和殖民地的階級斗爭時代,擁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共產黨肩負著領導本國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謀求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歷史使命,這一使命的終結,便是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在全球范圍內的相繼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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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曾經風起云涌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席卷全球之后,所形成的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是華約和北約的對峙、是美蘇爭霸的冷戰時期,這個由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而形成的冷戰格局,是階級矛盾國際化的產物,是國際化了的階級斗爭,是階級斗爭從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擴展至全球而遭到抵抗的必然產物。
雖然東歐的劇變、華約的解散以及前蘇聯的解體,使得社會主義運動遭遇了暫時的挫折,但這些挫折大都因為堡壘從內部攻破而造成的,它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的失敗,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和勞動的矛盾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
站在全球一體化的信息時代,站在智慧文明這一偉大時代的門口,我們可以回望那次社會主義陣營的集體潰敗,那不過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浪潮沖擊瓦解了社會主義陣營僵化的城墻而已,如果說失敗,那也是社會主義道路中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失敗。
正義的道路上也會遭遇失敗,但正義的事業絕不會因為失敗而抹殺其正義,就像邪惡的勝利不能掩蓋其邪惡的本質一樣,資本主義制度無論在整個地球建設多少富麗堂皇的帝國大廈,都無法掩蓋它在一邊制造富有,而在一邊制造貧窮的這種與生俱來的劣根性,都難以掩蓋他們在市場甚至戰場恃強凌弱弱肉強食的掠奪本性。
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全球化,伴隨著人類勞動從體力勞動向著腦力勞動的轉移過渡,伴隨著互聯網的出現以及精神文化產業在全球范圍內的興起,伴隨著物質生產方式向著精神生產方式的歷史躍遷,資本和勞動的矛盾又出現了新的變化——由于腦力勞動已經通過創造知識產權和品牌價值的形式而形成智本,資本和勞動的矛盾也就轉變為資本和智本的矛盾,與這種偉大的歷史轉變相適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也就轉變為貧富矛盾,轉變為富豪精英和草根群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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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偉大的歷史變化應當歸功于市場經濟造成的資本的泛化,資本在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交換關系中,使得其他生產要素也逐步打上了資本的烙印,以至于勞動也成為一種人力資本,這便是勞動的資本化,勞動一旦成為一種資本,就意味著資本和勞動的關系開始逐漸演變成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關系,直到腦力勞動的不斷進步使得人力資本發展成知本,并最終發展成智本。
而從生產方式發展演變的角度看,這種階級矛盾的演變狀況也能讓我們一覽無余,由于體力勞動時代的物質生產方式必須依賴物質資源,這使得貨幣資本具備了統治地位,最終通過資本的私人占有而產生了剝削,并最終形成生產中的勞資矛盾、進而轉化為生活中的貧富矛盾,直到貧富矛盾因為經濟危機的出現而爆發為階級斗爭。
但在體力勞動主導的物質生產向著腦力勞動主導的精神生產轉移過度的歷史時代,由于勞動的資本化,勞動逐漸在生產中取得與資本比肩而立的平等地位,以至于一些被雇傭的藍領和金領的高級勞動者一轉身就可以通過創業的形式而成為資本的主人,一些技術精英通過自己的腦力勞動所創造的知識產權而獲得風險投資之后也順利完成了從勞動者向資本家的過渡。
審視整個人類社會的所有經濟活動我們就可以發現一個普遍的事實,純粹的無產階級已經不復存在了,幾乎所有人都成了一定資本的主人,區別只是資本的大小規模不同,如果再把人的才能、技術、智慧以及知識產權和品牌價值等無形資產考慮進來,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準確的結論,只要能夠實現共同富裕,階級就會從根本上得以消滅。
如果認識到精神生產方式那種信息、知識等精神資源的共有性,并理解勞動資本化的歷史奧秘,階級消滅的規律也是不難理解的,那就是因為勞動的資本化,所有的勞動者都可以翻身而成為新型的資本家,從資本奴役的勞動力而翻身成為資本的主人,就連為汶川大地震捐款的義丐徐超在成名之后都從無產者質變為無形資產者,名聲,即品牌價值就是人人都可以擁有的一筆無形資產,只要通過恰當的運營方式,無形資產就可以變成有形資產,當無產者都能質變為無形資產者的時候,私有制就宣告退出了歷史舞臺,而階級矛盾的根源也將得以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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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慣性,資本不會主動自覺的退出歷史舞臺,他們還會拼命維護自己在生產和生活中的統治地位,除了在產業市場加強壟斷、在投資合作中爭取控股權以及最大的份額之外,他們又在金融市場找到了投機賺錢的方法。
之所以如此,也是精神生產方式的歷史進步性所決定的,由于精神生產方式依靠人的腦力勞動來進行,而人腦則是人人都有的器官,同時,精神生產的原材料是共有共享的信息和知識資源,這也不需要采購,只要生產出有價值的精神產品,就可以一舉成名一夜暴富了。
顯然,在這種生產方式中,資本是難以插手的,就像我創作《智本論》不需要資本就可以進行一樣,而同時,利欲熏心的資本也不愿意投資一個讓別人名利雙收的項目,因此,即使我的《智本論》出版發行之后需要資本的推廣宣傳,也沒有資本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由于在生產環節不能統治精神生產,而在生產之后又不愿意服務精神生產,這些過剩資本于是轉身去尋找其他投資項目去了,或者干脆沉迷于金融市場的投機活動,以維持他們錢生錢的體面和尊嚴,這樣,資本就和精神生產脫節了,而在物質生產過剩的時代,就會有越來越多的資本溢出而進行投機活動。
這就是資本和精神生產的斷裂,這種斷裂的結果在一方面造就了大量像我這樣由于缺乏資本而踽踽獨行的精神生產者,而在另一方面在整個金融市場和社會生產領域四處亂竄的投機資本,這便是資本的過剩,資本過剩不斷持續的結果便使得整個資本主義滑向了投機的泥潭,淪為投機資本主義,其最終的結果是使全球經濟陷入滯漲,進而引發政治動亂、軍事沖突,將整個世界帶入一場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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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懂得馬克思主義,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難以找到根治金融危機的辦法,只能沿襲他們祖宗侵略掠奪的擴張思維,通過巧取豪奪相互暗算的形式向外轉嫁危機,將自己的經濟復蘇建立在其他國家更為深重的災難之上,甚至會通過對外的戰爭來解決其國內的危機。
而社會主義的中國,則具有發展精神生產方式以解決金融危機的絕對優勢,因為我們擁有一個控制力超強的社會主義政權,社會主義的中國可以用政權的力量駕馭和控制資本,以矯正市場經濟的缺陷,而資本主義國家則都是被資本所統治的國家,他們沒有也不可能自覺發展這種消弱資本統治地位的精神生產方式。
因此,發展精神生產方式以便從根本上解決金融危機,并實現共同富裕徹底消滅戰爭為全人類開太平的歷史重任就責無旁貸的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肩膀上,落到了社會主義政權的桌面上,落在了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伏案沉思的書桌上。
中國社會進入新世紀以來所造成的諸多問題,尤其是中國經濟陷入嚴重滯漲的問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自身的問題,而是社會主義沒有發揮引導控制作用造成的,是放任市場經濟自由發展的后果,是聽任外資在各個領域擴張無度追求利益最大化造成的,而自覺發展精神生產方式,引導社會資本流入精神生產領域,促進資本和腦力勞動的結合,也是解決自身問題的必然出路。
而中華民族在探索這一世界性難題的過程中,也將為全人類掀開全球共產主義時代的大門,因為精神生產方式在本質上就是共產主義,是信息和知識的共產,是精神的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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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了這一時代格局,我們才能廓清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才能認識到階級斗爭在全球范圍內的發展狀態,才能更加堅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才能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由于勞動自身的崛起、由于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由于精神生產方式的出現,長期困擾整個人類社會的階級斗爭進入了消滅期,但由于資本仍然在頑固地維護著自己在生產中的統治地位,這使得精神生產方式難以得到發展,造成的結果是,階級斗爭又演化成貧富矛盾。
貧富矛盾絕不是階級斗爭的消滅,而是階級斗爭的潛伏期,貧富矛盾前進一步就是共同富裕,后退一步就是階級斗爭,其中的關鍵就在于能否自覺發展精神生產方式,使另一部分人通過腦力勞動也富裕起來,從生產方式這一根本上實現共同富裕。
而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發揮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必須在經濟活動中發揮社會主義政權的控制力,必須用追求社會正義的社會主義制度來矯正將利益作為核心驅動力的市場經濟,必須扶持以義取利的智本而抑制唯利是圖的資本,必須圍繞精神生產方式而出臺系統配套的政策體系。
面對這項令西方經濟學束手無策的系統工程,只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才能統籌兼顧游刃有余,因為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孤立的看待經濟,而是將經濟和政治視為矛盾著的對立統一體進行辯證的審視,經濟決定政治,政治也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因此,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自覺發展精神生產方式,只有社會主義才會自覺追求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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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甚囂塵上的這股自由化思潮看不到人類社會的未來,也看不到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看不到資本主義正迎來自己的滅亡期,看不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們只是沿著習慣性思維而企圖將所謂的自由競爭從經濟領域貫徹到政治領域,企圖將經濟領域資本之間的競爭變成政治領域政黨之間的競爭。
但事實上,這種所謂的自由競爭是不自由的,就像市場上的自由競爭必然導致強者恒強弱者恒弱一樣,自由競爭的所謂自由是強者的自由,是弱者的不自由,因而追求人類終極正義的社會主義制度決不能對市場經濟的這種所謂自由放任自流,而是要反過來管理和駕馭市場經濟的這種內在缺陷,使弱者也贏得生存發展的空間,人類社會絕對不能淪為一個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
這場自由化思潮和社會主義政權的矛盾,在本質上是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矛盾,是利和義的矛盾,是資本和政治權力的矛盾,他們抓住政治集權中的特權和專權現象大做文章,抓住中國轉型期而必然出現的腐敗問題而召集民意,企圖以專權和特權而否定政治集權,以腐敗現象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中國共產黨。
他們就是看不到,由于精神生產方式的出現,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方式已經陷入窮途末路,資本主義制度由于其內在的局限已經無法解決自身發展而造成的國際金融危機了,而這場危機的根本化解只能依靠社會主義制度。
因此,在這種局勢之下,中國社會更要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堅持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對于政治集權中出現的專權和特權現象,對于轉型期的腐敗問題,則只需要通過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就可以得到解決。
長期以來,由于共同的利益,那股混入黨內的官僚主義已經與自由化思潮里應外合形成合力,這是逐利的資本在政治場合中選擇的代言人,他們已經合二為一形成一股龐大的政治經濟勢力,不但對內破壞黨的團結,而且對外破壞黨的形象,破壞歷史中長期形成的黨民關系,他們通過大權獨攬,通過自己的專權和特權而削弱黨的集體領導,削弱黨的執政地位,而且還要得寸進尺,他們不去完善人民民主專政,不去改善黨民關系,而是繼續強化自己的專權和特權,進而對一黨執政、以黨代政加以妖魔化,企圖通過黨政分開徹底剝奪黨對中國社會的領導權,如果聽任這種官僚主義繼續肆虐,社會主義政權將岌岌可危!
《智本論》作者相曉冬2011年9月18日于南京江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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