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先看幾條相關時訊，然后再繼續討論。

【1】“游戲時間結束了”奧巴馬擬推出3000億美元刺激計劃

據每日經濟新聞2011年09月08日報道，在經濟持續疲軟、失業率屢創新高等多重利空壓頂的環境下，為挽救市場信心，昨日（9月7日）外媒報道稱，奧巴馬計劃向經濟注入3000億美元的刺激，以提振就業市場。事實上，當前美國的經濟局面對于奧巴馬明年的總統競選相當不利，奧巴馬在5日的集會上發表了具有挑釁意味的演說，他表示，“華盛頓的游戲時間已經結束，現在是時候采取行動了。”

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左小蕾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表示：“8月份，美國國債上限至2.4萬億美元，后續將通過美聯儲來解決問題。但如果奧巴馬政府出臺3000億元經濟刺激計劃，那么這筆錢從何而來？”她認為：“如果又通過本國金融機構來分銷，那么這個計劃就失去了意義，就是以舊債補新債。”

近日世界經濟論壇（簡稱WEF）公布的研究指出，美國競爭力下滑，主要因該國公共債務擔憂與對政府決策者的信心惡化，從而損害了該國經濟復蘇效能。美國當前最緊要的是促進宏觀經濟穩定，并制定出確切減債計劃。

【2】索羅斯警告當前金融危機嚴重程度可能遠超2008年

據《證券時報》2011年09月08日報道，知名投資大師索羅斯周三表示，眼下這場危機有可能比2008年以雷曼兄弟破產為標志的金融危機嚴重得多。日前，有關全球經濟恐陷入二次衰退的預測甚囂塵上。也有分析人士與索羅斯持有相似的觀點，認為全球經濟可能向遠差于2008年金融危機的方向發展。盡管歐洲方面通過歐洲金融穩定機制向困難成員國提供高達數千億歐元的貸款援助，并希望以此防止歐洲主要銀行的破產，但是由于部分銀行在獲取日常運作所需的資金時面臨巨大的困難，其能否挺過危機依舊存在不確定性。索羅斯稱，之所以作出以上判斷，是由于歐洲缺乏一個處理如此嚴重的銀行業危機的“泛歐管理機制”。

分析人士稱，由于全球金融體系擁有錯綜復雜的特性，歐洲的混亂局面可能很快便會“越過”大西洋，對美國產生威脅，也可能對本已掙扎的世界其他經濟體產生損傷。瑞銀集團策略師Philip Finch日前指出：“全球銀行業似乎受到多方的沖擊，局勢顯然在不斷惡化。”

【3】胡潤2011百富榜：前50名平均財富比去年上漲12%，較前年上漲35%

據每日經濟新聞2011年09月08日報道，中國富豪創造的數字再一次發生巨變。胡潤研究院昨日（9月7日）公布了《2011海南清水灣胡潤百富榜》前50名，其中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以700億元財富趕超宗慶后，成為新一屆中國首富；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后及其家族今年以680億元財富退居第二；百度董事長李彥宏以560億元財富排名第三。

此次榜單前50名平均財富292億元，比去年前50名平均財富上漲了12%，較前年上漲了35%。前50名的上榜門檻從去年的155億元躍升到170億元，前年為145億元。

【4】人民日報：需真正從本源上弄清權力與貪腐的關系

據人民日報2011年09月08日報道，一份資料顯示，某省檢察機關2009—2010兩年間立案查辦涉嫌職務犯罪的132名司法機關工作人員中，有正、副處級干部5人，其余127名均為科以下基層司法機關科員及無職級人員，占總人數的96%以上。這從一個側面表明，“小官”貪腐現象不可忽視。很顯然，倘以官小，就認為對他們的權力“不好管”、“不便管”甚或可以“不用管”的話，這便如同視長江大堤之蟻穴于不見，觀高殿大梁之蛀蟲于無睹，天長日久，這樣的小官和我們黨的事業就必然都會吃大的苦頭、遭大的禍害。

莫以官小而失管，需要真正從本源上弄清權力與貪腐的關系。“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一方面是說，權力過大、過于集中會導致腐敗；另一方面是說，只要失去監督，不管權力大小，都必然導致腐敗。當前，人們對位高權重者已越來越有了監督意識，對他們的用權行為也越來越用上了檢視的眼光，這無疑是公民意識的一種覺醒，是一種社會的進步。但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對那些職務、地位并不怎么起眼的干部如何行權，人們同樣應當予以高度關注。對干部隊伍的監管，原不應分官大官小。黨要管黨、黨管干部，決不能只重提拔使用，只抓高官要職，還必須對面廣量大的干部的日常用權行事，加強教育、加強管理、加強監督。

【5】輿情監測顯示：政府、專家及媒體嚴重損耗公信力

據人民日報2011年09月08日報道，除了自己，我們還能相信誰？政府、專家及媒體等公信力受損，導致社會信任度不斷降低，在一系列熱點事件面前，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來自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的監測顯示，目前社會公信力下降導致的信任危機，以政府、專家及媒體最為嚴重。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專家，更不相信媒體已構成了當前社會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墻”。

“從政府層面看，公信力損耗尤為明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主任輿情分析師龐胡瑞指出，當前一些政府部門或地方政府在突發事件面前試圖封鎖新聞和輿論，常常會進一步激怒公眾，直接導致公眾對政府發布的信息不信任，讓政府為澄清流言、穩定人心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相較于政府公信力問題上的“內外夾擊”，曾被視為角色獨立、立場公正，能為民眾提供權威意見，為公共利益代言的專家、媒體，其公信力透支的背后，則更多體現著社會轉型背景下，利益沖擊面前的一種迷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轉型，個別人依靠非正常手段富裕起來，過上了普通人難以企及的奢華生活，巨大的名利落差強烈沖擊著社會上各個群體。“專家和媒體都是社會的一分子，在這樣的沖擊下很難獨善其身。”中央黨校社會學教授吳忠民認為，正是在賺大錢、出大名的驅使下，部分專家急于求成，不再安心做研究，堅守學術良心，個別媒體也不再追求事實真相，而是淪落為了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逐漸喪失了公正立場，“一旦失去了嚴謹和公正，專家、媒體也就失去了維護自身公信力的基礎”。

【6】網聞博評：發展從來就不是“普世價值”

自人類社會進入私有制的階級社會以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就打上了民族性與階級性的烙印。奴隸制社會的經濟發展，卻是奴隸階級的煉獄。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同樣只是皇帝與地主階級的財富盛宴。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照樣與貧富貴賤等級相生相伴。而自15世紀“老歐洲”開始遠洋殖民征服世界以來，全球經濟的發展，又都始終是西方資本列強的先富先貴。特別是在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建立的這個世界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國際慣例”體系下，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的高速發展奇跡，最終依然逃不脫以廉價商品出口“補貼”和“供養”西方富國的宿命。

在這個“資本叢林法則”的市場經濟“國際慣例”體系下，西方資本列強所說的發展，絕不代表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全球經濟危機，也絕不不意味著資本富豪權貴身家門檻的降低。廣大工人階級如果幻想與資本家平等互利共同富裕，那無異于承認甘愿永遠受剝削做奴隸。更何況，朝不保夕的失業陰霾，還會不時光顧。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幻想與西方列強同舟共濟互利雙贏，那同樣是黃粱美夢。中國如果再用出口創匯的“血汗錢”，在去跟西方耍錢玩“資本游戲”，那更會是偷雞不成蝕一把米。非但如此，當西方世界制造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到來時，往往就意味著對第三世界窮國的又一輪“剪羊毛”。

再看國內，正是因為市場化私有化的“國際慣例”接軌，使得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奇跡，僅僅成了“一部分人”的財富盛宴。如以上媒體報道所稱，今年胡潤百富榜“前50名平均財富292億元，比去年前50名平均財富上漲了12%，較前年上漲了35%。前50名的上榜門檻從去年的155億元躍升到170億元，前年為145億元”，“個別人依靠非正常手段富裕起來，過上了普通人難以企及的奢華生活，巨大的名利落差強烈沖擊著社會上各個群體”，“目前社會公信力下降導致的信任危機，以政府、專家及媒體最為嚴重”，“需真正從本源上弄清權力與貪腐的關系”。這里的資本富豪、貪腐官僚和文化精英專家，恰好是中國這30多年經濟高速發展奇跡造就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團”。

可見，在這個世界上，同樣是發展，收效卻是天差地別。而一旦遭遇經濟危機，首先受沖擊的反倒是“被發展”的國家和人民。這種發展的欺騙與忽悠，又怎能不造成信任危機呢？

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私有制經濟基礎上的發展，僅僅只是少數富豪權貴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發展，永遠改變不了資本家剝削勞動人民的本質。西方資本列強主導的市場經濟“國際慣例”體系，也同樣改變不了西方列強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本質。經濟發展的民族性與階級性差別，是絕對不可能模糊和諧掉的。

反對民族壓迫，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在公有制基礎上實現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發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些都應是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宗旨理念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國理想。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支持和擁護，也正是基于共產黨的這些宗旨理念。要說“需真正從本源上弄清權力與貪腐的關系”，就必須從這里開始追根溯源。所以，只有真正代表中國和最廣大人民利益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而貧富兩極分化和一部分先富的發展，根本就是沒有道理的歪理，更談不上什么“硬道理”。

在當今“美元帝國”的“貨幣殖民”時代，美債危機加劇和美元的增發濫印，就意味著中國外儲“血汗錢”的縮水蒸發和“輸入性通脹”的加碼。奧巴馬“飲鴆止渴”的3000億美元刺激計劃，無疑是又一輪“資本游戲”的開始，華爾街金融巨鱷也已開始尖叫。什么才是中國的發展？該如何加快轉變發展方式？這個緊迫的命題，已經時不我待了！

【7】鑒古往而知興替，讓歷史告訴未來

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在此前的《美債危機是怎樣接軌輸入中國的？》、《猛喝一聲：中國為何會“被玩弄”？》及《文化反思:究竟什么是“經濟建設”？》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回望來路，從“向錢看”爭先富，到接軌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到形成出口導向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再到貧富兩極分化和“黃賭毒黑腐假”沉滓泛起的“道德滑坡”，直到現在的美債危機和“輸入性通脹”危機，我們辛辛苦苦做出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大蛋糕”，卻原來并不定吃也不定用。頂多，只算是給救美國救歐洲救世界作出了“負責任大國”的貢獻。

為何會這樣呢？難道我們不正是從“向錢看”開始，便把“GDP大蛋糕”和美元貨幣真當成了自己的財富嗎？可到頭來，自己真金白銀的物質財富，卻被“虛擬”給了西方富國，而自己僅僅只是落了一堆“看起來很美”的數字和不斷貶值縮水的紙鈔！現在，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輸入性通脹”危機，還看不到盡頭。與其說這是以“東莞模式”為代表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已走到了盡頭，倒不如說是“向錢看”的思維模式已經陷入絕境。拜物拜金，反而失財。自私自利，反倒自損自殘。

拜金拜富，就得學習世界上最富裕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接著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西學東漸”，西方資本買辦精英通過世界輿論大合唱，順著中國人“向錢看”爭先富的“求學”愿望，又循循善誘地給我們送來了“科技崇拜”、“市場崇拜”、“GDP崇拜”、“法治崇拜”及“普世價值崇拜”等一整套“西洋套餐”。這里面最核心的教義，還是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簡稱“市場經濟”。

于是，在這個市場經濟的全球財富盛宴狂歡中，世界經濟繁榮景氣時，貧窮的中國人以血汗勞動供養美國和西方富國消費。而當經濟景氣低迷危機海嘯來臨時，遭受“血汗錢”縮水蒸發和“輸入性通脹”打擊最慘重的，還是貧窮的中國人。窮國供養富國，窮人供養富人，這究竟是哪門子的“國際慣例”和“普世價值”？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對敵人的視而不見與寬容，就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我們今天實現危機突圍的出路，同樣需要回歸到歷史的起點上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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