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與工人斗爭

作者：王曉林（[email protected]）

相信因為勞資矛盾而引發的各種糾紛，對于大家來講已經并不陌生了。隨著媒體對工人話題，尤其是對勞資糾紛的關注、報導增多，工人在權益受到侵害時，也越來越多地主動求助媒體。如何看待這種求助現象？工人應該如何看待媒體及其發揮的作用？工人應該如何利用媒體服務本階級的利益？

媒體與工人　　

勞資糾紛中，工人通常處于被動地位。在沒有階級力量支撐的前提下，單個工人權益受到侵害后，自己又無力解決，于是只好尋求其他力量給老板施加壓力，迫使后者盡快解決。其中被認為比較快捷、有效的辦法之一，就是尋求媒體的幫助。工人的經驗是，單個勞資矛盾被報導后，往往給老板造成壓力，從而獲得較快較好的解決。

然而，媒體為了炮制、引導符合有產利益的大眾口味，熱衷于追求獵奇、刺激效果，當同類事件增多之后，便失了去報導的興趣。前些年，有些工人在討薪時，采取跳樓、爬吊塔、自殺、自焚等激烈的方式表示抗議，媒體部分地給予了報導，看到事情解決有望，其他工人開始效仿，因此便有了“跳樓秀”之類的詞。新聞界有句話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當同類事件越來越多地發生時，便越來越失去其“新聞價值”。為了得到媒體的關注和報導，工人的應對方式也越來越多花樣，例如“裸奔討薪”、“開胸驗肺”。維權無路的工人，無奈之下被迫選擇以令人震驚的方式傷害自己的尊嚴和身體，以此發出抗議。這些事件在得到持續的跟進報導后，似乎得到了“圓滿”的解決。然而，大部份“冤案”事實上是得不到媒體披露的，而媒體對普通維權事件的繼續追蹤更是少見。因此，曝光一次之后，老板如果能夠拖延、應付過去，或者發現壓力并沒有原來以為的那么大，那么工人的維權同樣難有進展。

工人為什么找媒體？　　

工人尋求媒體幫助，主要原因是工人的力量跟老板相比實在太弱。老板有一大幫 “智囊”為他出謀劃策，讓工人干更多的活，拿更少的工資，并忠心耿耿、任勞任怨接受老板的剝削。在發生勞資沖突后，還有國家給老板善后。大多數工人則經常享受不到法律規定的最基本的權利。被侵權后，可以選擇的維權途徑并不多。

請律師通常收費高，耗時長，且未必有成功的把握。據了解，04年惠州超霸工人訴工廠一案，某律師為244名工人代理官司，收取律師費用二十四萬，耗時將近兩年，最后敗訴，給鎘中毒工人造成很大的打擊和傷害。律師給工人辦案不用心，甚至勾結老板、兩頭通吃的案例也不少。至于政府部門，許多工人只要有過一定的維權經歷，就會很快失去幻想?，F實中很多工廠明目張膽地違法和侵害工人的利益，可是勞動局、法院等相關部門，經常扮演的卻是赤裸裸地袒護老板的角色，連法律的遮羞布都不要了。

記者雖然很少直接干預糾紛，但報導本身能造成影響；同時記者如果介入事件，通常表現主動，而且給工人的印象是“義務幫忙”，而不像律師那樣要“提成”，也不像職能部門那樣慣于推諉。媒體看起來無論跟涉事的單個老板還是政府，都沒有什么利益關系，所以常常被認為是“中立、客觀”的。加之一些有“正義感”的記者為“探尋真相”，還會深入各種虎穴搞調查（如記者臥底富士康、與“新生代農民工”一起打工等），因此很多人得出前述的印象。權衡之下，無組織的工人更傾向于尋求媒體的幫助。

當然，工人在尋求媒體幫助的時候，并非純粹出于對媒體“中立、客觀”的幻想，更多的是把媒體當作就事論事、更快解決麻煩的“實用工具”。筆者在08年陷入一場勞資糾紛，與另外幾名本廠工人一起去當地政府部門投訴時，同行的幾位男工友提議去攔路，同時撥打本地一個時事新聞熱線報料，希望以此給當地政府和廠方壓力，盡快解決我們的問題。筆者接觸的另一次集體勞動爭議中，因為某工廠倒閉，幾千人堵路示威，要求政府解決工廠欠薪和補償金的問題。他們打了很多媒體的電話，雖然去的記者很多，但內地媒體都不敢報導，最后鳳凰衛視曝光此事。結果，在跟政府談判的時候，工人要求鳳凰衛視必須在場，這樣廠方多少要假裝出一點客氣來。這是工人主動尋求與媒體合作的案例。

如何看待媒體？　　

媒體在這個社會中扮演什么角色？他們為什么越來越多地以貌似同情工人、幫助工人的口吻來報導勞資糾紛？

我們先來看看媒體是如何“同情”和“幫助”工人的。首先，媒體對工人個體維權事件的報導，往往強調工人的苦痛、無奈，有時還會譴責無良資本家；同時，自己則扮演“打抱不平，呼吁勞資良性互動”的公道角色。這類調子背后的邏輯是，只要這個社會給予工人更多關愛（換句話說，多一些慈善家），就好了。當然，也需要譴責無良老板，呼喚富人遵守“企業社會責任”。實質上，明目張膽違反勞動法律的企業，往往都是那些規模小、利潤低的企業，就算他們全部倒閉了，也基本不會影響媒體的主要贊助者——各種大財團。既不影響收入，又能迎合大眾的需要，提高發行量（或增加點擊量），豈不名利雙收？

其次，對于工人罷工等影響老板生產的行為，近年來媒體日益擺出工人之友的姿態，而不再一味指責工人“不識大體”——他們批評“無良老板”，并提出罷工權立法、完善法制、加強基層工會等主張。然而，媒體的友善面目十分廉價。前幾年，珠三角某工廠發生重大勞資糾紛，《今日說法》進行了報導，后來事情并沒有解決，工人在老板和當地政府的嚴厲打壓下，無奈進京上訪。他們想到去找該節目當時采訪他們的一位記者，但是節目組聲稱該記者到外地去了。接待的女職員聽著工人們的傾訴，難過地跟著抹淚，最后表示：“媒體也有難處，你們回去，我向上面反映?！比缓?，就沒有“然后”了……

即便是這樣廉價的友善，對于工人來講也是奢侈的。媒體在國家和老板的壓力下一擊即倒，往往不惜犧牲工人對媒體的信任。筆者了解到，2010年，深圳某工廠發生罷工，老板找來黑社會助陣，許多工人向媒體“報料”，出于盲目信任，告訴了對方自己的真實信息。最后，當廠方把爆料工人名字、爆料媒體名稱一一點出來時，工人傻眼了。

媒體頻繁報導勞資糾紛，并看似很為工人著想和打抱不平的背后，是自發工人運動的持續與擴散，統治階級不得不有所變通，包括主動承認工人的苦況：生存狀況差，維權艱難；同時提出一些無傷資本大局的改良措施，以疏導矛盾和穩固統治。私人資本以及自由派輿論陣地，則期望借此在工人中樹立權威，獲得群眾基礎，作為向上層要價的籌碼。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造成了官僚遲鈍冷漠，而自由派媒體成天嚷嚷著“維穩必先維權”的表象，但在核心利益上，私人資本及喉舌（從記者到律師）與國家是一致的——不穩定，如何保證資本的利益？也就是說，他們總是努力掩蓋而非揭示工人跟老板階級的根本對立，他們總是誘導工人等待再等待，而非直接打擊有產秩序。歸根到底，在私人資本及傳媒幫手的眼中，不管是單個的工人，還是有組織的工人，只是他們用以實現民間老板與執政集團之間權力再分配的工具。

工人斗爭如何運用媒體？　　

既然主流媒體并非客觀、中立；記者的“正義感”也不過是在給統治秩序打補丁。那工人應該怎么辦？身在尚無廣泛言論、結社、出版自由的中國，并非只能沉默或一味指望記者申冤作主。只要把“依靠工人集體的力量”作為主要手段，對傳媒采取利用而不迷信的態度，就能避免被記者牽著鼻子走。更重要的是，只要有機會，工人應盡力用集體的力量爭取言論、出版等公民自由。所謂言論自由，并非自由派媒體所宣稱的那種，抽象且空泛的“公民言論自由”。從工人角度來看，應該首先、并主要是傳遞工人維權信息、發表工人意見的自由，例如在罷工期間出版斗爭通訊，利用各種形式（手機、QQ、微博、論壇等）傳播最新信息；又如保護因上網發帖被國家打壓的工友。一句話，工人要爭取的自由，只能是有助于最大限度維護本階級利益的自由。

另一方面，應積極使用新通訊手段（手機、互聯網），不拘形式創造工人自己的媒體，發出本階級的聲音。工人媒體（無論電子或紙版）的本質，是幫助工人了解自己的處境并尋求改善生存的共同出路。它應反映自身生存狀況以及普遍思想行為的變化，同時關注管理和老板的動態，做到知己知彼。對具體斗爭（不管是個體還是集體），工人媒體應設法記錄事件過程并總結經驗教訓。自發的工人運動已持續許多年，但總是難以擺脫被動應付的狀態。工人媒體，是變被動為主動的一個重要手段。

　2011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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