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后的斗爭？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多少仁人志士，成千成萬的先烈，高唱著《國際歌》，以對黎明前曙光的翹首期盼和把未來幸福讓給戰友和他人的無私奉獻和大愛無疆，而走向刑場，走向前線，走向生命的終結，走向瞬間的永恒。毛主席、周總理等一大批開國元勛，就是始終在為先烈和同輩犧牲而“贖罪”般的心境和驅動，日理萬機，只爭朝夕。正是“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從翻身解放，從新舊社會兩重天，從人民當家作主，從社會主義奇跡等等一系列方面看，武裝奪取政權，開啟人民共和國的航船的確可以視為最后的斗爭。當然，《國際歌》原本的歌詞含義應當說是遵循馬克思、恩格斯原意，認定社會主義運動和革命只能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是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共同埋葬資本主義世界的對局中，完成暴力革命的歷史催生。

      時代和歷史境遇變化，被壓迫人民與民族的偉大解放革命演出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兩階段偉大活劇。毛主席高瞻遠矚，見微知著，明察秋毫，未雨綢繆，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就發出振聾發聵般的警示和規勸：奪取全國的革命勝利，這僅僅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長，更艱苦。若以此而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從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的科學判斷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基本形成，從東風西風兩大社會主義陣營到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出現，從蘇聯早起的共產主義到后來的發達社會主義階段，從蘇東波到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沖動，社會主義社會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變成了一種新的共識。

      但是，如何解讀、應對卻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大對立體系：一種是新老修正主義的，或者打著第三條道路旗號的東西；另外一條自然是馬列毛主義的道路。前者成為顯學、主流，操縱話語權，但內部和本質是利益驅動，交易瓜分，投機鉆營，故五花八門，雜亂無章，不成體系；后者原理、源頭、根基雄實，政治民心生態基礎雄厚，但一則“在野”，二則自然經濟與市場文化資源受到制約，三來實操性或工具性創新能力弱，但真才實學者不乏，橫空出世的大家也大有人在。前者處在防守反擊，大有日薄西山后的垂死掙扎之態勢，后者正蓄勢待發，躊躇滿志，正處于整合、裝備，而待重領風騷之前夜。

      海外媒體一片驚呼中國全面向左轉，判據就是吳邦國委員長的五不搞，習近平副主席的系列講話，薄熙來重慶模式的組合拳震蕩和烏有之鄉發動的公訴之震動和規模。當然，對全國掃黃，國進民退，軍事斗爭準備，對朝對古巴甚至對委內瑞拉或美國后院、非洲大陸等等外交走勢的變遷，也是判據的組成部分。

      看來基本共識是這不是，也不可能是最后的斗爭。反復、復辟、曲折的歷史進程就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而對此對立的解讀形成了針鋒相對的現實政治選擇路線和路徑。如果說赫魯曉夫從激進共產主義快速滑向三和一少的投降主義還不那么具有欺騙性的話，勃列日涅夫對其親戚說的，共產主義就是說說騙小孩子的，沉醉于他的打獵、收藏上百兩小汽車，假大空而骨子里的實用主義，就把特權、專制的嘴臉，就把雙面人、雙重人格演繹得淋漓盡致。當然勃列日涅夫至少同他的筆桿子還是實話實說的：別寫的那么理論、復雜，沒有人相信那是我寫的（見《居安思危》）。理論的制高點一旦喪失，信念、理想和勇氣就同屠夫差不多。輿論的失守和政治制度的葬送就是自然而然的后續結局。二十大的產兒基本上成了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叛徒。戈爾巴喬夫、謝瓦爾德納澤、亞科夫列夫、葉利欽等就是在秘密報告和勃列日涅夫的特權曹營庇護下茁壯成長起來的黨內高級叛徒集團的領頭羊。

      九十年代蘇聯解體，蘇共亡黨，不始于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時期，而是開啟于50年代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勃列日涅夫13年的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路線。毛主席早就料事如神地先以同志般坦誠相勸，在忍無可忍的中蘇爭論被迫公開后，又全力組織反擊和領導進行了系統的理論與思想清理。這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情結的最重要的外來因素之一。以美國杜勒斯為首的西方顛覆和培植則是另外一個重大的國際因素。為了防范中國免遭顏色革命之國變，毛主席不但制定了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基本路線，而且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創新，試圖通過社會階層自覺融合的知識分子勞動化，工農勞動大眾知識化，通過四大自由的全方位大民主的國家教育運動和舉國性反潮流大演練，通過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大舉措，包括據說是效法列寧的經驗教訓，通過大串聯、天安門廣場大規模的接見紅衛兵小將，以便保證更多的晚生后代，在記憶中留下革命導師的影子。但隨著導師1976年的溘然長逝，這一切都沉淀為悲壯的歷史。

      當然，中國既沒有解體也沒有亡黨，既沒有顏色革命，也似乎在另辟蹊徑。然而，意識形態的激烈交鋒和產權結構的蛻變卻是驚人的。在學界、商界、文藝界甚至政界的一部分，這樣的主流思潮和意識形態系統還在強固地存在著，這既是誘發茅以軾、辛子陵、李銳、胡繼偉、袁騰飛之流的思想氣候根源，又是私有化、全面西化的理論根基。有這些主流意識系統存在，復辟幻覺就有市場基礎，當然社會基礎來自于經濟變化的現實。

      這個中國版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系統，可以概括為下述五論：初級階段論，富裕論，復興論，建設或經濟中心論，共贏論。這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從定位到價值取向，到宏觀族群價值目標驅動，到實現路徑并且對以往路線和道路的否定與評判，再到國際混合聯盟。貌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仿佛建立在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之上，似乎科學判斷時代和社會發展階段定位，但背后的全部指向卻基本上是徹底摧毀一大二公的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產權或所有制經濟結構，為全面私有化掃清障礙。一個社會，任何社會，其生產力發展水平永遠是參差不齊的。中國一窮二白是基本國情。中國人口眾多也是基本國情。中國生產力就一般工業化水平看落后于美歐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事實。但由此而存在的初級階段，卻一沒有看到毛澤東時代中國尖端科技的急起直追的跨越式驚人大發展，尤其是沒有看到社會主義資源配置機制和制度所煥發和激勵的生產力飛躍發展的偉大歷史進軍和無限的解放生產力之潛力。更為重要的是一旦放棄這一體制，轉變成金錢和利益驅動，憑借市場價格統配與調節，則無形之手將一來使得經濟發展的真實投入變得無窮大，二來把中國重新推向“自管自己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一般散沙境地，三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優勢蕩然無存。這就是錢學森告誡的“中國離開毛澤東思想，公有制，就完蛋了”的真實含義。中美、中歐之間所謂現代化生產力的差距，又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是縮小了還是擴大了？龍有圖們頂層設計的世界車間式的中國參與國際分工體系，在全球化平臺下，可能成就中國生產力飛躍嗎？中國實體規模經濟的水平，許多制造業和資源工業規模與水平，全然不是美國、歐洲私有資本傳統工業可以比擬的，然而，中國奮力追趕上來后，人家悄悄改變了游戲規則，后工業社會和服務經濟定價權牢牢掌握在他人手中。這就好比中國一次次跑完了全程的馬拉松，人家在你奔跑途中改變了沖刺地點。還不能上訴，無法得到國際仲裁。

      初級階段論表面上實事求是地找到了低下生產力發展水平所對應的時代和社會經濟制度，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和諧產權結構的新經濟范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驅動、發展模式，但在其背后的真正博弈和殊死搏斗卻是，以超越發展階段論摧毀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經濟結構和管理體系，以回歸新民主主義為名，以搞一段資本主義為幌子，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為借口，以獲得國際化通行證和國際市場經濟地位為名頭，徹底的西化、美國化、私有化，最終步入資本主義和國際帝國主義體系，完成中國資本世界霸權或世界資本主義依附的增長和發展。最后結局取決于中國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能力與能量，但依附結果是歷史的必然。無論中國資產階級如何預謀和盤算，充當世界霸權的中華復興是死路一條。陽春和寒早的好兒子陽和平敏銳地洞察和指出了中國主流話語的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企圖。

    毛主席等老一輩開國領袖深刻洞察出中國一窮二白的現實起點，但他們無論從始發動機、追求目標和社會發展階段定位以至于追求的最后境界，都不同于中國主流經濟學界的上述初級階段論。

      同初級階段論直接呼應的價值取向驅動甚至煽動（情）的論斷就是富裕論。共同富裕很能迷惑人，更對大眾有著極大的吸引和“實事求是”的認同感，但深入其里卻既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國人現在對先富論嗤之以鼻，更對虛偽的先富示范深惡痛絕。國人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依然不但基本接受，而且急切尋覓共同富裕的社會政治保證和經濟手段。這是中國當下早已超過80年代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十萬倍的社會火氣、社會不滿和社會維穩大患。這里核心有二：第一是社會不公，主要是分配不公，并逐步轉向機會升遷不公，發展成長教育不公，創業投資不公，從而主要是資本配置和信用金融渠道不公，后者是一切腐敗和經濟犯罪的最基本的根源和源泉。第二就是價值取舍和價值迷失。因為所有人都大體認定，革命就是為了獲得建設和平環境和政權與制度建構，執政就是為了盡快過上好日子。富裕、富足、美滿成了幸福和價值取向的唯一標尺和終極追求，于是馬克思筆下的資本主義頑癥和痼疾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就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在中國大地上肆虐、泛濫、蔓延。連良心、靈魂和名義都可以出賣，更何況皮肉、學問和官位了？發家光榮受窮狗熊的社會價值時尚，在企業家、老板、大腕、明星，在國際化、全球化下，演繹出了遠遠超出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的血腥和殘暴。這才有了藥家鑫的鋼琴激情殺人和北京李大教授的專業解說。這也才有了令人發指的世界少有的中國特色的對少兒幼童的濫殺無辜。

      馬克思可從來沒有把共產主義定位為全民資本家或全國小業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可把廢除奴隸般的舊有社會分工和人之改造，看作共產主義的必要組成。馬克思、恩格斯不但宣言同所有制和私有觀念實行兩個徹底決裂，而且預言國家和家庭隨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無論是富裕論還是蒲魯東主義的在私有財產和分配上打轉轉的東西，都不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人民大眾的解放、自由、幸福，當然要包含豐裕和殷實，但卻既不是以物質占有和財富多寡為標尺和核心，也遠遠超出過物質優越的好日子的期許。這就是為何唱紅能如此讓國人心曠神怡，進入激情澎湃的重要的精神和心理因素。只有十三億人盡舜堯，才能重新找回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昔日輝煌和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光榮與夢想的社會主義大躍進式的前行與發展。

      經濟發展、財富積累，在任何社會形態，都不可能成為終極價值判斷。西方資本主義是人類文明和社會文化的災難和生態克星。人之所以區別于動物，不只是人能夠預見，可以理性地勞作和駕馭物質世界以資自身享受，而是人能夠完成精神超越，形成文化、思想、價值判斷和高級品味追求。毛主席、周總理、朱德的“三老”、“革命到底”就是這樣的杰出范例。

      富裕價值取向悖論和困境，在宏觀、宏大敘事價值方位沒有難倒主流精英。中國式語境很快就找到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高調復興論。這可比振興中華要響亮、給力、堂皇得多得多。這可以為全球炎黃子孫所信奉和由衷地認同和追隨。從而在國家統一的思路上，似乎也找到了兩岸四地的合流與歸宿。但復興論忘記了，人家在歐美和國際資本作為自由港和不沉的航空母艦大棋局下，經濟的優越和多樣化的形式自由和公正，特別是良好區位和極小人口規模下的長期、高水平富裕，這可能認同兩級大規模分化的社會結構？這就是為何一個中國原則之界定和內涵一再弱化，條件一再優惠，大陸經濟據說風景這邊獨好，但臺獨傾向非但不減，反而趨強的基本動因。

      中國共產黨當然肩負著統領中華民族走向強盛和復興的偉大歷史使命，但這不是中國共產黨唯一的期盼和追尋。世界大同的共產主義，在造就世界大同之前的國際主義，在面對弱肉強食、恃強凌弱的強敵面前的敢于斗爭善于勝利，中國共產黨還肩負著這樣一系列偉大的歷史使命，而后者才是最高綱領之所求，前者只有服從于后者，才是中國共產黨的旗幟與主張。從溫飽到小康，除了翻臉翻，就是人均美元GDP，國家戰略定位上和價值目標體系上，就顯示出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富裕論訴求，結果在國際博弈起點上就喪失了價值和精神制高點。連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目標體系都不如。請讀一讀孔子，共產黨、共產主義、馬列毛主義的價值觀、世界觀，只能是“天下為公”的大道之行，而不可能是“天下為家”的私家一姓的小康之理。搞了半天革命，不要讓所謂的貧困惡魔纏繞到連2500年前的孔夫子的境界都不如。溫飽、小康、發達，表面上看是統計指標和數據，背后卻是消解革命，告別革命的價值迷失。共產黨要打爛和拋棄的貧窮，是制度性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造成的貧窮。共產黨所要追尋的富足強盛，是人民大眾的翻身解放，當家做主人的人人平等、社會公正的富有和強盛，而不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大背景下的賑災、荒政和慈善小恩小惠。這是共產黨、人民軍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德仁義。大地主的兒子中國共產黨早期杰出農民運動領袖彭湃散盡家財，燒毀地契僅僅是其革命的起點。追求全人類的徹底解放才是共產黨的襟懷和訴求。

      從階段歷史定位到價值目標追求，從宏觀價值框架到工作重心轉移，形成了完整的運營系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實質上構成了馬克思哲學革命和馬克思思想學說革命的骨干。哲學-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完整版的龐大思想體系（參見韓毓海新的力作《天下 包納四夷》中源引美國學者的考證），表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和其它一系列的主要理論基礎和構成，都是在政治經濟學著作中建構和最終完成的。執政黨要建設、發展，因此需要所謂的經濟學理論。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則是批判性的、解剖性的理論武器。由此，以開放的思想與心態，全面引進西方經濟學就不但是理所當然的，而且是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這樣一步步地被邊緣化，被解構，被束之高閣，甚至被雪藏起來，甚至被批判、嘲笑和凌辱的。在當代中國大學生和知識分子群體，流行和主導的是把馬克思主義視為政治說教而非科學體系。只有哪些可操作、實物性的經濟金融財會的一技之長，才既是飯碗，又是科學。

      建設、發展經濟變成了GDP競賽。以經濟為中心，在私有化和資本利潤市場價格體系下，迅速演變成事實的告別革命。不以階級斗爭為綱，演變為資產階級話語權、法權和資本專政甚至黑社會猖獗橫行。馬克思主義、傳統共產黨人、工農勞動大眾被弄得灰頭土臉，成了弱勢群體和邊緣階層。我曾在十余年時間里反復、多次比較歐美和世界各國的國家官方大型媒體。中國類似級別的所張揚的性愛、炫富、追星、奢侈，讓老牌的有閑階級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大眾媒體和官方輿論自愧弗如。這絕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在鋪陳中國顏色革命的中國特色的封資修主義。文化產業化就是沒有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新思維，是會比美國之音、歐洲自由電臺等更要命的自毀長城。看韓三平們的《建黨偉業》和北京影劇院里的笑聲。一切主旋律都在無聲無息中化為烏有。

      從雙贏到共贏，中國主流話語很快就同國際接軌了。比之拉美陷阱，中國經濟奇跡被西方忽悠得越發飄飄欲仙了。共贏論可比當年的“量中華之物力，結余國之歡心”，“寧曾友邦不予家奴”要冠冕堂皇得多。“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何等地國際主義和威武大氣。“中國夠朋友”何等響亮？！零和游戲那是傻瓜才要的結果。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最優，人人有份，國國發達、現代化，多么美妙動人，何必斗爭哲學。現代核戰爭就是地球毀滅，沒有贏家。韜光隱晦，經濟至上，財大了自然就會氣粗。于是，共濟會戰略操縱下的美國地緣政治迅速構成世界格局和戰略態勢。東方藝術之“同一個夢想”在同一個地球、統一首歌、同一個家園的夢幻藝術中，再次升騰起八十國聯軍的東方遠征之旅。共贏共贏，不是在共贏中沉淪滅亡，就是在共贏殘局中沖天爆發。試看天地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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