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烏有之鄉發表的文章在“最新文章”欄目中第二天就幾乎找不到了，想寫跟帖或讀跟帖必須知道文章的名稱或作者的名字，所以本來想作為跟帖的文字現在還是單獨成文吧。　　

現就讀了《項觀奇：一個危險的信號在升起》（載烏有之鄉8月26日）談點體會。　　

一，項觀奇同志在文章最后說，“中國面臨著三條道路，三種選擇，一條是修正主義的官僚特權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一條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一條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實質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階級斗爭。”而“一個危險的信號”是指： “社會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我同意這樣的形勢判斷，并認為走“社會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性要大于“修正主義的官僚特權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為什么？　　

因為正如項觀奇同志所說，“ 一切跡象都表明，上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下層已經不愿照舊生活下去了，危機在成熟，歷史在尋求出路”。不但廣大人民群眾對目前的官僚特權壟斷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切膚之痛，已經忍無可忍，而且某些“上層”領導在不同場合及不同程度上也公開承認，“我（俞振聲）認為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發展生產，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防止工人農民重新淪為社會的底層，他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現在的很多事情也證明他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 　　

“歷史在尋求出路”，廣大革命群眾在尋求出路，上層愛國愛民的志士仁人也在尋求出路，但囿于國外帝國主義的壓迫，國內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獗，上層更可能取中庸之道，這個中庸之道就是社會民主主義。　　

二，項觀奇同志對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有獨到的見解。『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無新民主主義社會』。　　

項觀奇同志說，“毛主席把49年后56年前的一段歷史時期，稱之為『過渡時期』，而不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我想，不是偶然的。…　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這一歷史時期的本質所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沒有體現這個時代的本質。毛主席是對的，劉少奇同志是錯的”。毛主席是向前看的，劉少奇則把新民主主義當成了目標。　　

“改革開放”的立論依據是：落后國家的人民在奪取政權后，不能直接搞社會主義，而是要首先發展生產力，并且只有實行“市場經濟”，搞私有化才能發展生產力，說白了就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因此，把新民主主義看作是一種社會形態，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理論同“改革開放”的立論依據是相通的。　　

新民主主義會不會是一種社會形態，是一個歷史時期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領導階級是無產階級，執政黨是共產黨，那么，就不可能放任資本主義自由發展，它必然要對資本主義采取“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針，它不會忘記自己的崇高理想：消滅私有制！如果“新民主主義社會”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實行“市場經濟”，“國退民進” 搞私有化，那么，用不到再來一個“三十年”， 共產黨就不會再在臺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就會變為資產階級的議會。“新民主主義社會”作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中間狀態是不會長久的。這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大對立階級你死我活的斗爭決定的。“勞資和諧”不可能！　　

三，“改革開放”的主政人，不說馬列毛的理論基礎不行，就是資產階級學說的理論基礎也不行。所以，幾屆主政人都是依靠所謂“智囊團”提供理論支持。項觀奇同志說，“據張木生先生自己在視頻上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工作中，他和杜潤生先生們都是位在中南海的高層決策的謀士。 這對我是一個啟示。它告訴我，『改革開放』所以會走到今天，決非偶然，所用人才的思想路線是和修正主義路線完全一致的，今天的結局，是當時這幫人操作的必然結果”。　　　　

主政人自己不懂馬列毛就會被資產階級學究牽著走，可悲啊！諾大一個中國，卻讓庸才胡說八道。　　

四，“放棄社會主義，搞資本主義；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是通過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搞資產階級民主憲政（實質是資產階級專政），這就是當前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歷史要求。劉源、張木生先生沒有跳出這股歷史思潮”。　從項觀奇同志的這一段話，可以看出項觀奇同志是反對資產階級憲政民主派的。因此，報春的“也談民主與憲政，兼談馬門列夫對項觀奇的責難”一文對馬門列夫的批評是對的：　　

“馬門列夫將項觀奇的無產階級的憲政民主偷換成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豎起一個他自己設的一個靶子，偷換概念來批所謂的“憲政民主派”,是別有用心的”。　　

非但如此，從項觀奇同志通篇對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批判，更可以看出，項觀奇同志同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是劃清界線的，某些人因為項觀奇同志把我國官僚特權壟斷資本主義同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比較時更著重批判了官僚特權壟斷資本主義就污蔑項觀奇同志主張社會民主主義，真是挖空心思了。　　

五，“重慶新政就是一次試驗。重慶新政，就其主要內容而言，并沒有超越鄧路線，也沒有超越社會民主主義的范疇。如果就此而言，薄熙來同志感到理論欠缺，是有道理的，是他聰明的地方、正確的地方。”項觀奇同志的這一段話對我們理解重慶，理解薄熙來同志有指導意義。比如說，重慶提出要大幅提高工人的工資，要縮小貧富差距，還是沒有跳出黨十七大提出的，把建立健全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收益）分配的制度提上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的框子。而十七大提出的所謂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是以承認資本家也是社會主義建設者，資本家的“勞動”同工人的勞動是“和諧勞動”為前提的，是以資本家“有道德血液”的理論為前提的。最近有個網友叫“盼鐵成鋼 ”的，在烏有之鄉連續發了八篇文章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勞動思考》。文中把“特色社會主義”一概當作社會主義，把資本家的“勞動”也稱為社會主義社會勞動，鼓吹社會主義社會勞動應該成為“富民勞動”，主張勞動要素參與剩余價值分配。可是前幾天有報道稱，“在《工資條例》的草案中，最低工資以及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等規定，遭到了來自全國工商聯等部門的反對。此外，有關‘同工同酬’的規定，也沒有找到令國企和相關部門滿意的解決方案。知情人士說，目前《工資條例》還只是草案而已，還在研究、論證和修改過程中，距離上報國務院還很早”。始于2008年的《工資條例》難產！幻想在私有制條件下教資本家的“道德血液”流一點出來，讓廣大勞動者富起來，現實嗎？　　

    普京如果要搞社會主義，葉利欽會把班交給他嗎？……但愿薄熙來同志把重慶新政看作是“過渡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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