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主義的創始人和我們黨的幾代領導人都對民主法治的重要意義及其實現路徑做出過精辟論述。馬克思曾對巴黎公社民主法治的重要原則作出總結:“各公社選舉他們的行政的和創制法律的公職人員,對選民負責,并且可以撤換,以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以真正的負責制來代替虛偽的負責制,因為這些勤務員經常是在公眾監督之下進行工作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之后,列寧提出“讓工農群眾監督無產階級政黨領袖人物”的重要思想( 1992年3月22日 《文摘報》)。毛澤東提出“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重要思想(黃炎培《延安歸來》)。鄧小平提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重要思想(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江澤民提出“建立健全科學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的重要思想(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胡錦濤提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和“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重要思想(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由此可見,民主法治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推進器和穩定器,也是當代中國制止社會潰敗、加快中華復興的治本之策,而切實推行“四議兩公開”工作法則是當代中國實現民主法治的優選路徑——既優于以全盤西化多黨制為本質特征的改旗易幟的邪路,又優于以權力過分集中和踢開黨委鬧革命兩個極端相互交替為本質特征的封閉僵化的老路。
河南省鄧州市率先實行的“四議兩公開”工作法,即農村所有村級重大事項都必須在村黨組織領導下,按照“四議”“兩公開”的程序決策實施,“四議”:黨支部會提議、“兩委”會商議、黨員大會審議、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會議決議;“兩公開”:決議公開、實施結果公開。通過“四議兩公開”工作法的實踐和完善,基層民主深入人心,農村黨建扎實推進,鄉風文明日新月異,農村經濟快速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呈現出一派生機。實踐證明,“四議兩公開”工作法是踐行“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執政理念的具體措施和有效載體,是實現民主法治的科學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令人深感欣慰的是,“四議兩公開”工作法已經得到胡錦濤總書記和習近平副主席等中央領導的肯定并指示推廣。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四議兩公開”工作法的逐步推廣,我國民主法治建設必將取得突破性進展。現試以縣級為例,對推行“四議兩公開”工作法后將要呈現出的民主法治新局面做一瞻望。
一、民主決策
(一)縣域內有關改革發展方面的重大事項,由黨委提議、黨政班子商議和政協商議、黨委常委會或全委會或黨代會審議、人大常委會或全委會或人代會決議(必要時由黨委、人大、政協三會不同級別人員分別參加的黨委常委會擴大會議或黨委全委會擴大會議或黨代會擴大會議進行決議),決議公開、實施結果公開。
(二)黨委、人大、政協三會具有推薦、選舉、監督、評議、質詢、考核、罷免“一府兩院”干部的職權。三會的領導互不兼任。三會與“一府兩院”的領導互不兼任(黨的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不受此限)。
(三)確保中共執政地位:三會代表(委員)以及三會常委人數相等,互不兼任,其中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分別確保有2/3以上的中共黨員,政協委員和政協常委中分別確保有1/3以上的中共黨員;人大主任和政協主席必須由中共黨員擔任;“一府兩院”正職必須由中共黨員擔任。
二、民主選舉
(一 )“一府兩院”正副領導,由上級黨委常委會按多于應配職數3名的數額提出候選人,經上級人大和政協常委會審議通過后,交由下級三會大會聯席會議實行差額競選(或三會大會分別投票:黨代會進行推薦投票4選3,政協大會進行信任投票3選2,人代會進行選舉投票2選1),選舉結果報上級三會常委會分別或聯合審批或備案。
(二)“一府兩院”工作部門正副領導,由“一府兩院”正職提名,經市長(院長)辦公會審議通過后,報同級三會常委會分別或聯合審批或備案(其中需經人代會選舉或需經人大常委會任命的按有關規定執行)。
(三)工作部門內設機構正副領導,由工作部門正職提名,經局長(主任)辦公會審議通過后,報組織人事部門備案。
(四)三會常委和正副領導按照有關規定并參照上述“一府兩院”領導選任原則實行差額競選產生;工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正副領導,需選舉產生的按選舉辦法執行,不需選舉的參照“一府兩院”工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正副領導的選任辦法酌定。
三、 民主管理
(一)依法行政:從制度上保證政府依法獨立公正行政,做到職權明確,責權統一;哪些事情須經過三會審議后才能由政府依法執行,哪些事情政府有權自行依法處置,作出明確法律規定;政府實行首長負責制,在依法行政活動中,政府正職享有最終決定權,并與此相適應承擔相應責任。
(二)依法司法: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司法,任何組織、任何人都不得以權代法、以權壓法和以權枉法;任何組織、任何人觸犯了國家法律,司法機關均有權依法查處。
四、民主監督
(一)健全監督機構。明確規定黨委政法委員會、人大法制委員會和政協法制委員會為民主監督機構。三個委員會直接向各自的常委會負責并報告工作。三個委員會各設書記(主任)1名,副書記(副主任)2名。
(二)強化監督職能。三個委員會分別在黨委、人大和政協常委會領導下,代表黨委、人大和政協常委會(同時代表黨和人民亦即代表整個社會)承擔下列職能:(1)接待和受理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檢舉揭發和來信來訪。(2)對“一府兩院”工作目標完成情況、履行工作職責情況進行評議和考核。(3)對“一府兩院”的具體行政行為、執法行為和司法行為(包括個案)進行評議和裁決。(4)對“一府兩院”的行政過錯、執法過錯、司法過錯和各類腐敗行為,責成委員會辦事機構或其他有關部門依法依紀調查處理并按期反饋查處結果。
(三)規范監督程序。三個委員會人數相等,以一人一票表決的方式,實行議事記名票決制度和獨立監督、轉交監督、聯合監督、提交監督四個層次的監督制度。其中,三個委員會在司法監督過程中,正副書記(正副主任)在必要時可以直接出庭參加陪審。在獨立監督、轉交監督和聯合監督未能奏效的情況下,即可啟動提交監督程序:由三個委員會將有關案件材料和裁決(處理)意見提交黨委、人大和政協常委會聯席會議以記名票決的方式討論審定。經三個常委會審定通過的裁決(處理)意見,在本區域內具有最高權威,有關部門和人員必須執行。在執行的前提下,有關部門和人員仍然具有向上級有關部門和上級三會反映、控告和申訴的權利。
(四)落實監督考核。一是建立監督備案制度。三個委員會按季向紀檢委上報備案下列情況:監督案件受理數量和受理率;結案率;監督結果;每個委員(包括提交監督過程三會每個常委)對每一個監督案件的監督表決意見。二是建立監督考核制度。以一年為一輪考核期限,由紀檢委根據考核情況確定對每個委員(常委)的獎懲。
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明確告誡全黨:“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四議兩公開”工作法符合鄧小平所倡導的“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的制度標準,其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不但蘊涵了中國古代“三堂會審”和中國民間“有理擺到桌面上來”的傳統智慧,而且借鑒了人類政治文明“有效制約”的有益成果。總而言之,切實推行“四議兩公開”工作法的重大意義在于:必然能夠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有效避免喪失執政地位、引發社會動亂、國家被肢解、人民被蹂躪、復興被延緩的悲劇性后果。
(一)能夠從制度上保障通過改善黨的領導而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更好地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保障落實列寧關于“讓工農群眾監督領袖人物”的民主原則,保障黨的領導核心作用不僅通過黨的領導人的意志體現出來,而且主要通過三會(實際上是擴大的黨委會或擴大的黨代會)中絕大多數黨員的意志(因而也能夠確保符合廣大人民的意志)體現出來,能夠有效遏止黨內官僚主義傾向和腐化變質傾向,能夠有效保持黨的立黨為公性質和執政為民宗旨,從而能夠有效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二)能夠從制度上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保障落實馬克思關于“公職人員對選民負責并且隨時可以罷免”和毛澤東關于“讓人民監督政府”的民主原則,保障三會代表廣大黨員、各民主黨派和廣大人民群眾對“一府兩院”實施有效監督,保障政府依法獨立公正行政、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司法、各級干部依法公正選任和罷免,從而能夠有效堵塞各類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漏洞,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
(三)能夠從制度上保障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能夠科學合理地理順黨委、人大、政協之間的關系及其與“一府兩院”的關系,能夠有效革除“踢開黨委鬧革命”與“權力過分集中”兩個極端相互交替的弊端,能夠保障在黨的領導下對各類權力實施有效制約,從而能夠使各類問題在多數情況下通過本級有關部門就可依法獲得公正解決,避免或減少越級上訪,為上級和中央排憂解難,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確保社會大局穩定。
(四)能夠切實完善民主制度,實現民主法治有機統一,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能夠從制度上保障將民主落到實處、將腐敗揭到明處、將道理擺于“桌面之上”、將權力置于“陽光之下”,確保權力正確行使,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順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五)能夠實現由黨政一體化向黨群一體化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性轉變:這一轉變將會起到“四兩撥千斤”的神奇作用,使我們黨有效擺脫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道義困境,變“制度弊端”為“制度優勢”,把黨根植于人民的肥沃土壤之中和交融于人民的不竭力量之中,把“一府兩院”置于黨的直接領導之下和人民群眾的直接監督之下,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發展推向嶄新境界——時代高度和世界巔峰,從而牢固占據優秀文化、政治道義和科學體制的多重制高點。如果有人問中華民族依據什么復興?中華民族能為世界提供什么先進東西?我們就有理由十分自豪地回答:以“四議兩公開”工作法為載體、以人民當家作主為本質和核心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堅實基礎和根本依據,就是中華民族向世界奉獻的最好的文明大禮。這個文明大禮的歷史分量,遠遠超過數百年前歐洲人奉獻給世界的憲政文明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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