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陳志武在新浪微博上發表微博：“說‘人類文明是從私有制過渡到公有制’，是違背歷史事實，也違背人追求自由的本性。沒有私有就沒有人的自由。文明進程使私有制不斷細化深化，而不是倒退回公有。古代不同形式的公有是勞動產出太低時為了生存，不得已而為之。現在物質豐富了，反倒要回頭公有？”

同日，黃亞生評論道：“否定私有制就是否定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生物進化論認為動物的本質就是要延續自己而不是他人的基因。動物是利己的，但這種利己的天性不排斥、甚至在特定的情況下會導致雙贏合作和利他行為。公有制不承認人的天性，它的合作是強迫的，懲罰性的和單贏的被合作。被合作長遠后果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

如果說陳志武的觀點不過是老調重彈的話，黃亞生的評論倒確實有那么點新意。可惜，任何敢于用進化論來為自己觀點背書的自由主義者都是世上最可嘆惜的勇士——或者用不那么文藝腔的話來說，是無畏的無知者。

不錯，我們也同意，構建在當代達爾文主義進化論這個科學基礎之上的社會科學理論，比構建在純思辨命題之上的社會科學理論對人類社會更有解釋性和預測性；從這個科學基礎出發來確定社會的道德規范，也因此是合理的。然而，要想把進化論作為社會科學的基礎，前提是要充分理解它，不要歪曲它，不要對它進行片面的應用，而黃亞生顯然并不真正理解進化論。

當代達爾文主義進化論的確認為，生物在進化過程中“要延續自己而不是他人的基因”。然而，這種“自私性”僅僅是針對基因層面而言。在個體層面上，說生物是利己的，就完全是偷換概念。因為承認基因是“自私”的，就認為應該大力提倡個體的利己主義，這種邏輯很像是說因為承認人體是由碳、氫、氧、氮等元素構成的，就認為人類可以靠喝石油、呼吸氮氣維生。

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當代達爾文主義用基因的“自私性”解釋了個體層面的利他性，我們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人類社會中普通存在、而絕非僅僅“在特定的情況下”才能表現出來的利他主義，今天我們對利他主義的提倡才更理直氣壯。以愛國主義為例，毋庸諱言，它是起源于人類黨同伐異的天性。人類為什么要黨同伐異？計算機模擬表明，這樣有利于一個群體在競爭中勝過其他群體，從而也就有利于群體中每個個體基因的傳播。當然，今天我們提倡的愛國主義絕不能僅僅是黨同伐異，但不管經過什么形式的修正，愛國主義都是能夠得到進化論支持的基本價值觀之一。進化論對愛國主義的支持，可以看作狠狠打在那些幻想用進化論讓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的自由主義者——尤其是那些聽到‘國家利益’幾個字就渾身發抖的自由世界主義者——頭上的一棒。

至于進化論是否支持公有制，首先要弄明白實行公有制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從形而上學的思辨前提出發，說“人類文明在將來要實現公有制”，然后以這個目的來推行公有制，那么這的確是不合理的。但是，今天中國的公有制的基本作用，一是提供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二是保證社會公平，由此實現社會和諧，營造穩定的內部環境，從而使中國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和愛國主義一樣，最終都有利于群體中每個個體基因的傳播，并不違反進化論。這樣一來，所謂“公有制不承認人的天性”，如果是針對思辨主義的公有制理論，還算有點道理，如果是針對實證主義的公有制理論，那就完全是睜眼說瞎話了。

其實，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很多時候只在理念上具有區分性，在現實中并不是那么容易斷然劃分的。以土地為例，中國一直實行公有制，所有權歸國家，個人和集體只擁有使用權，土地轉讓和用途變更都需要報批，而且審批很嚴。而西方一些國家（如英國）雖然宣稱實行土地私有制，個人在名義上擁有對土地的所有權，然而政府對于土地的轉讓和用途變更同樣有重重限制，有的國家審批比中國還嚴。在國家這種強大的干涉之下，這些西方國家所謂的“土地所有權”，和中國所謂“土地使用權”又有什么實際區別？

不考慮實際，光是把幾個光禿禿的理念搬來搬去，蠱惑大眾，這正是陳志武、黃亞生之類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的拿手好戲。由這樣的紙上談兵的能手（別忘了，陳志武還曾經發表過“在一畝地上蓋30層樓就是30畝地”這樣笑破人肚皮的怪論）來鼓吹重視實證的進化論，可以稱得上是學界的奇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