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毛澤東返回神（上）　　

--紅歌、信仰與精神（七）　　

周作人在其《夜讀抄》小引中為“歐陽子方夜讀書”的意境感動，他寫到：　　

“輒涉幻想，仿佛覺得有此一境，瓦屋紙窗，燈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櫚。。。”　　

這里的歐陽子方即《朋黨論》的作者歐陽修，有宋一代是魏晉啟蒙之后仕文化旗幟高啟的時代，在舊勢力企圖以朋黨罪阻遏范仲淹主導的慶歷新政時，歐陽修拒絕接受宋仁宗的“戒朋黨”詔，犯顏直諫。　　

歐陽修《朋黨論》的辯證即在于分辨君子之朋黨與小人之朋黨，他寫到：“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在這里歐陽修清楚地做一個鑒別，即君子之“道”，小人之“利”。事實上他也十分明白所謂君子之“道”只是仕文化的一個類別，“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因此他建議宋仁宗“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說得好，可惜難以實現，即使是當代，服務于大眾的好官不絕如縷，而貪官惡吏也前仆后繼，這就是官僚文化—仕文化走不出的困局。　　

宋代的中國仕文化進入巔峰狀態，但是歐陽修的《朋黨論》引發的卻是范仲淹一派改革者在政治上的崩潰。只是歐陽修的《朋黨論》啟發了仕文化的君子境界，續之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和文章中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成為后世知識分子入世的基本守則。作為政治的慶歷新政早已經淹沒在歷史的汪洋大海中了，而歐陽修、范仲淹的君子風范卻如同飛舞在歷史海洋上的精靈，昭示著中華民族精神的真純。不過，作為仕子的精神終究是有限的，只有成為大眾的精神，社會的生命才能有所皈依。　　

錄一節《秋聲賦》，感受君子意境：　　

“歐陽子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于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　　

而今我論文化大革命，好一場暴風驟雨，其勢雄聲宏又遠遠大于歐陽先生的赴敵之聲；而今我論中國文化，并不為仕文化張勢，而是正視仕文化向大眾文化的嬗變，論之信仰，論之精神。　　

一）正視文化大革命　　

從社會及其文化演變的角度說，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就其深度，就其宏大，就其久遠，都遠遠超過當代的改革開放，這一個觀點可證于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從現象看，當代人對于文革的隱諱證明中國的思想權仍然掌握于少數的一些人手里，而這些人仍然生活在這一次大革命的恐懼之中，這種恐懼至甚超過他們對滿清屠華、日本侵華的記憶。其中的原因，固然因為前者是當代權勢人物的切膚之痛，而后者作為民族概念不免等而下之，不過一場運動所產生的震撼在幾代人心中揮之不去，它的意義當然在于非常之列，如巨石擊淵，波涌其久。　　

其二、對于文革否定的一致性和不可爭議性固然在于政治權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文化演變的困境――我們仍然不能沖破舊文化的束縛，文化的演變不同于政治或經濟的波動，它是一個長周期的波動。毛澤東說“七、八年來一次”，看來是低估了這一個周期的長度，或者說毛澤東說的僅僅是指文革余波，沉寂和余波都在能量衰變期中――也就是新能量積聚期中。這個文化周期至少應該以五百年計取的，如孟子的觀點，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公孫丑》）。　　

從這樣的兩個方面，又可以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二重性：社會矛盾的傳遞；中國文化的嬗變。　　

（一）社會矛盾的傳遞　　

有關報道：　　

　2009年5月16日　，正在支攤的夏俊峰被城管們送到勤務室接受處罰。這一過程中，夏俊峰與執法人員發生爭執并且摸出削香腸的小刀向城管的身上扎去，兩名城管死亡。兩年中，夏俊峰迎來一審、二審兩次“死刑”的判決。　　

筆者雖然同情這些無辜的弱者，筆者更想質問的是造成這些事件的社會環境，否則夏俊峰之前有北京小販崔英杰，夏俊峰之后又將是誰？我們不能不如同赫爾岑一樣大聲呼喊：“誰之罪？”我們不能不如同車爾尼雪夫一樣充滿愁苦地問到：“怎么辦？”我們不能不質問，誰有這樣的權力，讓那些為了生存而忍辱負重的人們一個個拔出刀子？誰有這樣的權力，讓那些為生存而抗爭的人們一個個躺倒在“法律”的槍口下？　　

下崗工人夏俊峰是一個偉大的父親，一個勇于改變自己命運的勇士，他在波瀾壯闊的下崗運動的余波中下崗了，他選擇了“抬不起頭”的小攤小販的職業――為了培養年幼的孩子他去賣烤腸――為了不使貧窮延續下去他去賣烤腸。可是這一個殘酷的社會卻最終逼迫著他把切烤腸的小刀剌入新時代的偽軍的肚子里。　　

有的時候，民生并不是那么復雜，只是不要撲滅別人生存的希望，可是瘋狂的人們說“不”。　　

有關報道：　　

　2011年6月23日　，吳學文在自己的房頂上拉出“政府非法拆遷，誓死抗爭到底”的條幅。吳學文是一個普通的進城農民，他的小兒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變成殘廢，他因此得到了一點點賠償，以之換取了8間平房用于住宿，用于經營，家庭漸入佳境。但是官老爺們要發展GDP了，發展GDP必須拆了吳學文的8間房子，通知下達半個月之后官府去了吳家里，拒絕了吳學文提出就地安置住宅一套、商鋪一套的要求，其后半年多時間里，官府毫不妥協。　　

吳學文的堅持出自于謀生手段的擔憂，這樣的實際困難顯然是官府沒有慮及的。5月法院下達了司法強拆公告，6月22日區政府開會決定第二天大行動。而吳學文也掛出了那個條幅――大約是想讓蒼天也看看――實在的，他只能依靠那個陰郁的天了。　　

蒼天沒有回答，那些兇神惡煞的衙役們卻來了。吳學文只能依靠自己了。那些衙役付出了一死一傷的代價，吳學文的妻子也死了，他和大兒子戴上了手銬，房子被推平了，鄰居們說，這一家完了。呵，滅門的GDP！　　

有的時候，民生并不是那么復雜，只是不要撲滅別人生存的希望，可是瘋狂的人們說“不”。　　

仇恨是要傳遞的，整個人類史證明，無論多少個次傳教士的絮叨都無法改變社會矛盾的傳遞。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在《獄中回憶》中講到這樣一些舊事：　　

文革前一個叫做“三毛伢子”的小偷在管教所受到一個干部的虐待，文革中他挖去了這個干部的眼睛；　　

文革前企圖逃外的李良成了“三毛伢子”的場友，文革中他們組織了“長沙青年”，文化水平最高的李良成了造反隊的領導，主導了一系列武斗。　　

楊小凱寫到：　　

“李良的命運卻悲慘多了，他象張九龍一樣被判處死刑緩刑二年執行。向土匪知道對李良的判決后，好幾天都在為李良抱不平。用他那不地道的長沙話，他忍不住會罵起來：　　

‘這些公檢法的家伙真是一幫畜生，他們中很多人要不是李良制止長沙青年的人亂打亂殺，早就沒有命了。他們今天得了勢，不但不念李良的救命恩，反而認為他有文化，有頭腦，政治上危險，不殺他不安心。這些家伙只吃三毛伢子那一套!’”　　

楊小凱企圖說明，對于一場大革命，各個角度的觀察并不同，那些被牛鬼蛇神視為土匪的人們也是一些正氣凜然而視死如歸的人們，起碼比現在還在哼哼嘰嘰的人們要好多了，他寫到：　　

“象張九龍一樣，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運動中，李良被拉出去殺掉了，因為李良也是‘政治隱患’。與向土匪被判刑的同時，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執行。執行槍決的那天早晨他拖著他的死鐐從九號門前走過，朝向土匪喊道：‘向土匪，我到閻王老子那里先占個位子，明日你來時，一定不會虧待你，’邊說邊笑，‘十八年之后又會是條好漢!’他相信來世又會投胎，成為一條好漢。”　　

經濟學家楊小凱說，“聽到三毛伢子那輕松的語調，我們才覺得心里稍為好過一點。”這種同情性的心態很大的程度應該說，成為大經濟學家之前的楊小凱也是三毛伢子們的難友。　　

這種感覺并不見得準確，例如現代中國人喜歡趙本山的“二人轉”，大約官老爺們看著這一份“輕松”一定輕松，但是如果老爺們能夠知道“二人轉”是滿清淫威之下的苦難深重的闖關東們的自我精神調諧，相信一定不會輕松。“二人轉”是仇恨和絕望的結晶，甚至不具有李某功的拒絕――拒絕也是一種態度，有了態度就有了妥協的基礎條件，可惜繼李某功之后出現的“二人轉”連態度都沒有。　　

社會的矛盾并不是那么復雜，難辦的是傳遞。這種傳遞的動力其實不在夏俊峰或者是三毛伢子身上，主要的是來自得勢者們，因為得勢者們缺乏一種自我收斂的心態，即給別人留一點陽光――那怕是一點點陽光。例如讓夏俊峰有個地方賣他的烤腸，讓吳學文保留一個賴以生存的小店鋪，讓三毛伢子生病的時候能夠躺一會兒，讓李良去他要去的地方。例如，與“向土匪”同牢的楊小凱得到了讀書的機會，于是中國有了一個大經濟學家――差一點點成了第一個中國的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　　

那種輕松的感覺如同三毛伢子一樣從囚徒楊小凱面前晃過，楊小凱忽然有一種并不輕松的感覺，他寫到：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驚和不安，因為我一直認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政治沖突是由政治觀點的沖突引起；雖然我比別人更注意這種政治沖突背后的社會矛盾，但我不會想到，對于向土匪的小團體而言，這種根深蒂固的階級仇恨和互相迫害卻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識形態，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報復。我有時用‘雙城記’中的故事安慰自己，造反運動中民眾的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會上層階級對下層民眾的系統暴力迫害引起的，正象法國大革命的殘暴的一面是由當年貴族的殘暴引起的一樣。這位長沙話都講不好的扒手使我了解到革命中黑暗和無理性的一面，使自己那些看上去高雅的政治意識形態黯然失色。”　　

這種傳遞是人性放縱的必然，唐人杜牧在其《阿房宮賦》也感慨于這種人性的弱點，他寫到：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夏俊峰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自己的厄運――這個時代創造了多少工人、農民的苦難？吳學文們為什么不能活下去，那個GDP的海嘯到底要吞沒多少無辜的家庭？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這個“斬”字，筆者總是以“結束”作為注解的，而夏俊峰、吳學文事件卻讓筆者回復至“斬”的本意“殺”。是下崗、拆遷運動的“殺”；是下崗工人夏俊峰、農民工吳學文的“殺”，是精英把持的法律的“殺”；是人民起義的“殺”。　　

孟老夫子啊，睜開眼睛看看吧，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個血腥的“殺”！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中很重要的動因是關于造成大量農民死亡的信陽事件的思考，以及彭德懷類對這一類事件的不問青紅皂白。我們今天重溫歷史上社會矛盾形成和社會沖突發生的原因，我們作為文革后的當代人能夠看到那些放縱自我的人們在驕橫跋扈的同時是如何扭曲文革形成的機理，我們能夠在目之所及處看到這個社會瘋狂的一面，不能不說文革的鼓號是中華民族前進的脈搏，毛澤東的思想是中華民族的旗幟。　　

（二）中國文化的嬗變　　

人間的一切現象最終只能歸結于社會文化本身，要深刻理解種種社會現象唯有辯證于社會文化。我們所看到的不幸都是官僚文化的產物，我們伴隨著官僚文化的衰敗應該能夠有所新的倡導，因為，如果新文化不能建立，舊文化就有留存下來的理由。　　

關于上世紀70年代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作為文化的變革是一個長周期性的演變，或者能夠這樣表述：　　

我們崇拜毛澤東，并非因為他曾經擁有絕對的權威，而在于他啟開現代中國新文化――大眾文化的大門。即便把我們的遠祖的開天辟地都算在內，毛澤東式的啟示在五千年的中國史上也不過二、三次。　　

相對于大眾文化，中國舊文化即仕文化――也就是仁文化，是在孔子手中匯總而成的，我們把它稱為軸心時代的文化。仁文化有一個典型的特點，即方法論上的“為”，是上人對下人的關愛，是下人對上人的擁戴。它不僅僅區別于大眾文化――即民權（皇權、仕權和民權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三大支柱），也區別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貴族和僧侶的依存關系太密切了，類似于中國仕文化的僧侶文化事實上并沒有能夠獨立出來。　　

方法論上的“為”有其致命的缺陷，荀子因此否認“仁”的自然屬性，認為“善者偽也”，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談到荀子的自然觀，他認為荀子的封建制是社會的自然形成。但是，作為仕文化中人，無論是荀況或柳宗元都無法擺脫“為”的思維。中國文化并不如同西方文化存在于兩個方向上――即中世紀貴族僧侶作為上帝的代表而無所不為，以及啟蒙運動之后社會大眾的自我作為。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兩個方向之間，以社會自然屬性為界線在有限的振幅內左、右波動，形如同道家陰陽雙魚的轉化。　　

后人一般認為荀子與孟子相對立，主張“人性惡”，其實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因為荀子的“偽”指的是“人為”，事實上是在強調仁文化的方法論“為”的特性，并且因此提出崇圣隆禮――畢竟，荀子也是仕文化中人。中國傳統文化――舊文化中的方法論“為”，其非自然屬性在漢代四百多年的實踐中因為不能適應社會現實而漏洞百出，以至于支離破碎，因此在后世經受三次激烈的反思，即魏晉玄學，中晚唐道學和宋理學。可惜的是這三次文化上的演變仍然沒有超出仕文化的制約，畢竟困窘于“為”――與人結合即成“偽”。　　

宋后的仕文化一直在衰敗中，在晚明達于崩潰。一般以為顧、黃、王是明晚清初的思想、文化的代表，其實不盡然，這一時期在文化和思想上的代表者應該是錢謙益，他把中國仕文化的痛苦掙扎表現得淋漓盡致。　　

當代仍然耽于仕文化的自由主義者們沒有能夠進入錢謙益的場景，他們不能明白仕文化的制約――即制約非自然屬性的“偽”的方法之一就是專制，在這一點上清代的理學家們就非常明白了，例如曾、左、胡、彭，他們的功業不謂不大，他們的律己之心不謂不重。其實袁世凱和蔣介石都是半桶水，他們身在仕文化中，卻把“偽”盡情發揮，他們沒有秦始皇的殘暴，可是他們的統治卻比秦始皇短促。　　

筆者簡論這一個大周期，是在證明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史上的意義及于對當代和未來中國的意義，因為是毛澤東企圖結束延續三千多年的仕文化的影響而展開大眾文化的新境界。　　

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比較明顯地出現于延安整風時期，它包括三個部分：　　

1941年至1945年間發生于重慶的關于晚明政治的大討論；同時發生于延安的關于李自成農民起義的大討論；歸納總結于毛澤東思想，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是大眾文化的宣言。　　

發生于重慶的晚明政治的討論主要是關于南明政治的討論，這個討論本身就說明了國民黨文化始終囿于仕文化的圈子，而左派中柳亞子、翦伯贊、吳晗等都參與了這一個圈子的討論；唯有郭沫若以《甲申三百年》擎起關于農民起義的話題――毛澤東把《甲申三百年祭》列為整風文獻，印發全黨。兩黨政治所依據的仕文化與大眾文化出現了一個顯著的分水嶺。文革中毛澤東把翦伯贊和吳晗當作國民黨論，應該就是以這一個討論為依據的。事實上，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國大眾文化的一次狂熱的張揚，毛澤東的一些行為不為后人理解，在于他的行為的涇渭分明，毅然決然，更在于不理解者縈繞心頭驅之不散的仕文化情結。　　

如果不能辯證文化大革命，中國人就走不出舊文化――仕文化的情結；不能辯證文化大革命，中國人不能銜接自己合理的歷史；不能辯證文化大革命，找不到中國未來進步的起點。　　

中國當代34年的改革開放是以文化上的沉默――“不爭論”為代價的，也許，過去的經濟成就能夠遮蔽文化的缺位，但是這種平衡正在被打破，因為沉默并不是激憤的消失，而是能量的積累。中國的官僚體制――仕文化的政治表達式，已經步入寒鴉古道而疲疲如老馬，對新文化――大眾文化的呼喚已經極具現實性而充滿壓抑性。不要以為大眾文化的產生只是文化大革命式的試驗，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既然社會存在已經赫然在目，社會意識又怎么可能被長期遏制？　　

辯證文化大革命，說到底是一場仕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發生的強烈沖突。所謂文革，是仕文化的浩劫，是大眾文化的生成；是封建法權受到的強震撼，是民主主義的大張揚。其實，飄浮在那一波大風浪之上的只是一些沉渣，而真正的涌浪在大海的深處――在文化層面上，筆者深深地感覺到毛澤東思想的偉大。

壺公評論家011-08寫于麒麟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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