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讀中國歷史，就為知識分子感到遺憾，那些分邦裂國金戈鐵馬的英雄，要么是李世民那樣生自豪門旺族的子弟，要么是劉邦那樣的流氓地痞，要么是朱元璋那樣的農民，要么是朱溫那樣士卒出生的軍人，偏偏就沒有一個來自書香門第。國外其實也這樣，知識分子要么依附于權貴階層，要么依附于民眾勢力，進而實現自身的價值，并直達欲望的彼岸，衣錦還鄉，燈紅酒綠，用他們祖先的話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區別在于，西方知識分子能正視自己，無論是在權貴面前，還是在工農面前，都很謙卑，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要想活的更好，除了依附于他們之間的某個群體，絕無第二種選擇，正因此西方從古到今都沒有“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時光進入現代社會以后，這種趨向更加明朗化了，在一部分知識分子選擇權貴階層的同時，更多的知識分子加入大了農工陣營，最終導致了血雨腥風的階級斗爭，持續時間長達一百年。
中國知識階層的演化，卻走出了另外一種模式，他們既反權貴階層，又反工農階層，并試圖構建一種以他們的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模式，這種社會模式，他們稱之為“第三條道路”。但夢想很快就被殘酷的現實擊碎了，因為無論是代表權貴階層利益的國民黨，還是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都不認同所謂的“第三條道路”。所謂的“第三條道路”遂成歷史笑柄。
可是這并沒有讓他們變得清醒，所以解放后，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臺灣，知識階層都很不得人心，在大陸反右和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同時，臺灣蔣氏父子則忙著反左。大陸把他們送進牛棚勞動改造，臺灣則把他們送到綠島服刑。好在，臺灣的知識分子后來清醒了，放棄了第三條道路，逐漸的跟平民融為一體，最后靠著民眾的支持，成功的登上了政治舞臺。
大陸知識階層至今還做著“第三條道路”的春秋大夢，他們跟當年的黃炎培、沈鈞儒等一樣，一方面在跟權貴階層藕斷絲連坐地分贓的同時痛恨并反對這個階層，另一方面又堅定不移的與工農為敵。512大地震，《南方周末》稱之為“天譴”，這不啻于是他們政治態度的自白，——自絕于人民的同時兼自絕于權貴，所以在政治上他們必然是日益孤立。
政治上的孤立，讓他們并變得暴躁、歇斯底里，以至于喪失了起碼的理性，一是與民族為敵，替漢奸和日本侵略者歌功頌德，丑化民族英雄和毛澤東，直至喊出“再當三百年亡國奴”這樣的話來；二是與國家為敵，他們里通外國，陰謀分裂國家，并極力跟西方反華勢力唱和，要把中國推向春秋戰國時代。三是與工農為敵，點滴好處點滴權力不給工農，以至于說，中國貧富差距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
那么我們就來分析一下，一個投靠了外國政府，并堅決要與自己的民族、國家和工農為敵的階層，它的前途在哪里呢？我們當然相信，在現代社會和今天的中國，大規模排斥和虐待知識分子的事情，肯定不會再次出現，但這就能說明他們的明天會變得更加美好嗎？我們倒是有理由擔心，倘或他們耗盡了權貴階層的耐心，誰敢保證，不會拿他們開刀呢？
表面上看，今天的知識分子群體風光無限，他們掌握著媒體、掌握著社會輿論、掌握著潮流。可無論是吐沫淹死人的互聯網，還是牢牢掌握著政權的官方，對這個無恥的知識群體，都已經忍無可忍。互聯網逐漸散布開來的民意，已經不加掩飾的顯現出徹底清算知識階層的欲望，假如不是官方為了某種目的庇護他們，他們的命運只怕比當年還慘。
非常尊敬臺灣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理性、正義、客觀，不謀取知識階層的一己私利。所以我們便看到，臺灣知識分子格外地反感大陸知識分子，包括香港知識分子，對大陸知識分子也十分的反感，比方說郎咸平，對大陸學者幾乎不屑一顧。假如中國有那么一天，真的走向了民主化，能夠擔當起重任的，肯定不是大陸知識分子，而一定是來自香港或海峽對岸的學者。
無論從歷史的角度，還是從現實出發，知識分子都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因為他們既不具備容人和兼聽的胸襟，也不具備扭轉乾坤的實力和魄力。知識分子要想實現自身的價值，就目前的社會發展趨勢而言，除了跟工農站在一起，絕不會有其它出路。否則在他們被權貴階層拋棄的同時，則必不可免的就成了社會的棄兒，因為長了教訓的工農階層絕不會再一次濫施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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