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從李大釗、毛澤東至周恩來，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和革命先驅們都非常重視新聞宣傳，都曾有或長或短、或多或少的新聞實踐活動，留下了多方面關于新聞宣傳工作的闡述和理論。
毛澤東一生善于運用新聞媒體指導、推動中國革命的解放和建設事業。他不僅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也是我黨新聞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黨的新聞工作者。
“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
1921年1月16日，毛澤東在長沙文化書社參加新民學會會友會時，曾明確表示：“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①]
從進步書刊的熱心讀者，到較系統地學習新聞學理論，毛澤東真正與新聞結緣是從他1918年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員的那段生活開始的。
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的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是中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被稱為“中國報業教育之發端”，由時任北京《京報》的總編輯邵飄萍向北大校長蔡元培倡議而設立的，蔡元培親任會長。研究會的宗旨是“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之發展。”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新聞學之根本知識，新聞之采集，新聞之編輯，新聞之選題，新聞通訊法，新聞紙與通訊社之組織”。可以說，囊括了較完整、較系統的新聞學內容。
研究會主要集會地點在北京大學文科大樓三樓的第34教室。邵飄萍和剛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徐寶璜擔任導師。當年參加這個研究會的大部分是北大文、史、哲、法等系的學生，也有少數教職員。毛澤東就是經常參加聽講的會員中的一名。
“五四”運動時期，既是中國人民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運動和文化革命運動時期，也是革命報刊大發展的時期。毛澤東此時的革命活動就與其新聞實踐活動緊密相聯。
1919年7月，年僅26歲的毛澤東創辦并主編了湖南省學生聯合會機關報《湘江評論》，公開宣布“本報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為反帝反封建運動大聲疾呼，在眾多進步報刊中表現突出。
同年9月，他接受湘雅醫專學生會的邀請編輯該校校報《新湖南》，以批評社會、改造思想、介紹學術、討論問題為已任，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及軍伐張敬堯督湘期間的虐政進行猛烈抨擊。
10月，他支持周南女校學生會編輯校報《女界鐘》，親自為該刊撰寫數篇有關婦女問題的文章，如倡導婦女要在經濟上實現獨立等，影響波及校園內外。
11月，他應長沙《大公報》聘請任館外撰述員。在看了長沙22歲女青年趙玉貞因反抗包辦婚姻無果，被迫在花轎中自刎身亡的消息后，毛澤東在13天的時間里陸續撰寫了9篇評論文章，對封建包辦婚姻制度、對當時黑暗的社會制度進行控訴和批判。
此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毛澤東，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培養革命干部，積極創建湖南自修大學。1923年4月，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校刊《新時代》月刊，以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研究中國革命問題。
1925年12月，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創辦和主編了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機關刊物《政治周報》，在宣傳共產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方針、消除國共合作思想障礙、團結國民黨左派共同對敵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此期間，毛澤東還先后在北京的《新青年》、長沙的《大公報》、上海的《申報》、北京的《京報》、廣州的《前鋒》等20余種報刊上發表文章。
在傳播先進思潮的同時，毛澤東自己也從一名革命民主主義者成長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②]
由此可見，毛澤東早期的新聞實踐活動異常豐富，從報紙到通訊社，從內刊到校報，從撰寫專欄到組織、編輯稿件，甚至籌集資金、發行推廣……新聞業界的眾多領域都有涉足；消息、通訊、評論等新聞的十八般武藝都運用嫻熟。可以說，毛澤東早期的新聞學習和新聞實踐為他積累了豐富的新聞工作經驗，也為毛澤東新聞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政治周報》是毛澤東親自創辦和主編的最后一個刊物。在隨后的革命生涯中，他依然十分重視新聞工作。土地革命時期，他積極為蘇區的報刊撰稿，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他領導了《新中華報》和《解放日報》的出版，還經常為《解放日報》和新華社撰寫社論和重要文稿。建國后，他雖然日理萬機，仍撰寫了許多論述黨的新聞事業和宣傳工作的講話和文章，并親自為《人民日報》等黨報黨刊撰寫社論和評論。
“毛澤東一生與新聞工作結緣達60余年，持續時間之長，是包括馬恩列斯在內的，任何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難以企及的。”[③]
重視受眾 重視效果 重視規律
科學理論源于實踐并指導實踐。它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又指導發展著的實踐。毛澤東新聞思想是毛澤東多年親自指導和主編報刊的實踐的積累和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和全黨多年來革命報刊實踐所取得的經驗的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新聞思想有著豐富的內涵——要堅持報刊的黨性原則。黨的報刊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它的任務是宣傳黨的政策，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反映群眾的生活；它的作用是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和群眾見面，目的是團結、教育、組織群眾，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堅持全黨辦報、群眾辦報。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堅持真實性原則。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講真話，不講假話。要堅持改進文風，反對黨八股，提倡文字通俗易懂、生動活潑，等等。
綜觀毛澤東的新聞實踐和新聞思想，我們不難發現，他有三個“非常重視”——
重視受眾。毛澤東在新聞實踐中把新聞媒體看作是團結群眾、教育群眾、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群眾是媒體最主要的受眾。為此，他非常重視群眾的感受、群眾的創造，強調要堅持依靠群眾辦報。“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④] 1942年3月8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題詞――“深入群眾，不尚空談”，這是對黨的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的要求。
重視效果。“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于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⑤]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對“對牛彈琴”一詞有不一樣的評論——“‘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么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嗎？我們和無論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東西，能夠做成知心朋友嗎？做宣傳工作的人，對于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⑥]
為此，毛澤東反對黨八股，鼓勵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到一個地方要有適合那個地方的宣傳口號和鼓動口號，又有依照不同的時間，制出不同的宣傳和鼓動口號。”[⑦] 他鼓勵創新，鼓勵學習群眾中生動的語言，甚至學習外國的先進的東西。“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⑧]
重視規律。規律是事物之間內在的必然聯系，決定著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向。重視新聞規律是毛澤東新聞實踐和新聞思想的重要特點之一。如在指導《時事簡報》的編輯工作時，他制定了先本地、后國內、最后才是國際新聞的編排次序，體現了新聞價值中的接近性原則。而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更是他一直強調的。毛澤東在當年新聞研究會聆聽邵飄萍、徐寶璜講演時，對新聞的真實性原則就有了基本認識。邵、徐二人特別強調報紙所登的新聞“第一要確實”；“所謂新聞者，非閉門捏造之消息，非以訛傳訛之消息，非顛倒事實之消息，亦非明日黃花之消息”；新聞應“豐富而正當，使閱者不出屋而知天下之大事”；“據實登載，和盤托出，造成正確之輿論”；“訪員不可受賄，為他人隱藏事情，或于編輯時顛倒事實”；“訪員編輯之格言，第一為‘信’字”。[⑨]
毛澤東在1925年12月5日為《政治周刊》撰寫的《發刊理由》中明確宣布——“我們反攻敵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敵人說：‘廣東共產’。我們說：‘請看事實’。敵人說：‘廣東內哄’。我們說：‘請看事實’。敵人說：‘廣州政府勾聯俄國喪權辱國’。我們說：‘請看事實’。敵人說：‘廣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熱民不聊生’。我們說：‘請看事實’。”[⑩]
正是因為重視受眾、重視效果、重視規律，黨的新聞事業逐步從無到有，由弱變強，成為黨的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推動革命成功、促進經濟發展、引導人民思想、培育社會風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然，科學的理論不應是一成不變的，科學的理論應是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今天重溫毛澤東的新聞實踐活動，學習毛澤東的新聞理論，不能脫離今天國內國際的社會實際，不能脫離媒體變化發展的現實環境。
離基層越近 離真理越近
下面著重談一下新聞規律中最重要的真實性問題。新聞是歷史的紀錄，真實是新聞的生命，關乎著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和生命力，關乎著黨的新聞事業的形象和未來。
目前，全國新聞戰線正在開展“杜絕虛假報道、增強社會責任、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建設”專項教育活動。重溫毛澤東的新聞實踐和新聞思想，有助于我們提高認識、明確責任、增強本領。
堅持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是共產黨人的黨性要求。列寧指出“我們的力量在說真話！”他說：“我們應當說真話，因為這是我們的力量所在，而群眾、人民、大眾將在事實上即在斗爭后作出究竟有沒有力量的解答。”[11]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也專門強調要講真話。他說：“那一天我說過，我們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今天再說這樣一點，就是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豬鼻子里插蔥—裝象’，吹就是吹牛皮。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都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應該如此。”[12]
堅持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是一種態度。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實踐的創造者，力量來自于人民，智慧來自于人民。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也來自于人民。“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是黨長期在敵我力量懸殊的艱苦環境里進行革命活動的無比寶貴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只有真誠地與人民群眾交朋友，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請教，尋找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鮮活的實踐與創新，新聞事業才不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堅持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是一種能力。客觀世界是紛繁復雜、發展變化的。要從中挖掘有價值的、真實的新聞，需要有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本領。從原則上說，新聞采訪就是調查研究。“報上的一切文章都應該是調查研究的結果”。而毛澤東正是調查研究的大家、行家。他提出“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13] 何為正確的調查？“有同志要問：‘十樣事物，我調查了九樣，只有一樣沒有調查，有沒有發言權？’我以為如果你調查的九樣是一些次要的東西，把主要的東西都丟掉了，那末，仍舊是沒有發言權。”[14] 如何對待調查來的資料？“詳細地占有材料，抓住要點。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和特點（矛盾的主導方面）。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列寧研究帝國主義，都是收集了很多統計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現特點的一部分。”[15]
從目前的實際狀況看，虛假新聞久治不愈，固然與社會道德滑坡、誠信缺失的大環境有關，但媒體自身存在的種種主觀因素同樣不容忽視。有些媒體的負責人對新聞真實性原則不以為然，掉以輕心；一些記者編輯采編作風浮躁、浮夸、膚淺。通過互聯網搜索信息的多了，深入一線獲取第一手資料的少了；對名人富人的追捧多了，對弱勢群眾的關注少了；粘貼整合素材的多了，分析判斷事物的能力弱了。
新聞是跑出來的。人民日報社前總編輯范敬宜曾告誡新聞學子：“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雖然現在信息手段十分發達，利用信息工具了解和掌握情況已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方式。但無論信息技術多么發達，傳播渠道多么豐富，媒體人深入實際、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追根溯源、追求真理、追問真相的本領不能丟。
但總體來看，我們還未建立起對虛假新聞剛性的、長效的追查、問責、監督、懲戒機制。尊重事實，堅持真理，杜絕虛假新聞，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今年1月27日，《人民日報》在第四版推出全新欄目《求證》。旨在針對各類爭議新聞、疑點事件進行報道，力求通過嚴謹核實與深入調查，澄清事實、還原真相、回應關切、阻擊謠傳，促進和諧，提升公信力。至今已推出《鄭東新區是不是“空城”》、《錢云會之死—一起簡單的交通事故》、《宮小村調查—殘害兒童硫酸潑臉不是事實》等報道，聚集當下網絡世界中被廣泛質疑、爭論的新聞事件，用翔實深入的記者調查，對一些不實的傳聞給予澄清和反駁，對還原事實真相起到了推動作用。
求真務實是黨報的品格，幫助公眾辨真偽、明是非，是媒體的職責。希望能有更多的媒體和媒體人加入到“求證”的隊伍中，保持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發揚認真負責的工作作風，兢兢業業做好新聞宣傳工作，在打牢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方面、在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方面、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作者為人民網副總裁）
[①] 《毛澤東新聞活動》（增訂本）P74，潭一著。
[②] 《西行漫記》第131頁。
[③]見方漢奇為《毛澤東新聞活動》（增訂本）一書所寫的《增訂本序》。
[④] 1943年11月29日《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33頁。
[⑤]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選自《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77頁。
[⑥] 1942年2月8日《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36-837頁。
[⑦] 1929年12月《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99頁。
[⑧] 《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83頁。
[⑨] 《毛澤東新聞活動》（增訂本）P12，潭一著。
[⑩] 1925年12月5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22-23頁。
[11] 《列寧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7月第1版，第283頁。
[12]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349頁。
[13] 1931年4月2日《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的土地狀況的通知》，《毛澤東文集》第267-268頁。
[14] 1941年9月13日《關于農村調查》，《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63-64頁。
[15] 1941年9月13日《關于農村調查》，《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63-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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