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這里不打算對各種意識形態加以褒貶，只是想從社會文化視角揭示自由主義作為社會意識形態所獨具的結構性功能，從而從根本處質疑自由主義的所謂普世價值。
公允地說，以精神為本體取向的宗教是意識形態的正宗本位形態，而準宗教（儒教、佛教等是，詳見筆者7-22貼《儒教芻議（續）》）和自由主義則分別為弱化的或負面的意識形態。
借用黑格爾的說法，“圣子是被理解為與圣父區別開的，并且被認作是停留在區別之中的，因此在圣子中，圣父、理念只是潛在的。但是精神[圣靈]首先是愛，是圣父、圣子的統一，作為愛的圣子，就是圣靈。如果我們過于不適當地堅持其區別，而不同時肯定其統一性，則圣子便成為它的對方了”。（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三卷 ）
就是說，宗教的核心觀念偏于本體一端即“圣父”，故強調信仰和恩典；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偏于自然人一端即“圣子”，故強調個體和區別；準宗教的核心觀念是中間的道德實踐環節——“圣靈”，故強調“內圣”、道德倫理和修身。
西方近代宗教“自由化”改革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叭绻f中世紀的信仰問題還要通過教會來做中介的話，中世紀晚期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則進一步將信仰問題交給了人的內心，進而倒轉成了現代人的私人領域……（孫關宏等主編《政治學概論》）
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的新教倫理為例。新教拋棄了天主教禁欲主義的修戒和超越塵世的空洞勸解和訓令，把個人在塵世中完成所賦予他的義務當作一種至高無上的“天職”。在韋伯看來，新教宣稱經營致富具有與修戒一樣的“道德意義”，從而導致和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萌芽和發展。
加爾文教義宣稱，一個人甚至在他出生前就已被上帝判決了他的來世命運。這樣，人與上帝、塵世與天國之間便存在著一到不可逾越的鴻溝。這種教義的邏輯結論便是，基督徒在塵世的活動包括日常牟利行為都是在遵從上帝的戒律和旨意，因而是榮耀上帝的行為。于是對于新教教徒，從事世俗經濟活動，獲得職業成功，便成為建立獲救信心的惟一手段。
這樣，加爾文教就為世俗經濟活動賦予了“精神”價值，尤其是使經營謀利行為合理化了。天主教把禁欲限制在寺廟里，加爾文教則倡導勤儉節欲，積累財富，是一種使宗教世俗化的“入世禁欲主義”。它一方面使世俗生活升華為宗教意識，另一方面宗教意識又帶有入世傾向，表現為勞動天職觀念、職業成功意識、節儉致富傾向等，而這一切又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存在著很強的親和力，客觀上推動了資本主義及整個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
然而經濟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其道德的負面性可以敗壞人性，同時毀滅人類生存環境。自然生態對理論上無止境的人類經濟活動的寬容度是有極限的，世界不是單向度的。西美爾所著《金錢的哲學》批判說，人創造出文化的客體，原本是為著拓展其生命和潛能，并將其整合入自己的生命流之內。然而這種主體與客體的整合是最終無法達到的，已完成的形式化客體與生命流相抵牾，反客為主變成了目的，人反而喪失了自由，淪落為其產物的奴隸。
此正如法國新托馬斯主義神父馬里坦所言，現代人的社會與政治生活處于“資產階級狀態"，他們有共同的生活卻沒有共同的利益，因為這種共同生活的目的僅在于把持個人自由，以獲取個人財富，追求自我享樂；現代人相信自由，卻不要自我約束或道德責任感，因為自由是與“科學決定論”不相容的；現代人相信平等，卻不要正義，因為正義也屬于形而上學觀念。按現代生物學和社會學來看沒有任何理性的基礎與準則；現代人寄希望于機械、技術或工業文明，而不想用智慧來支配這些東西，因為他們期待的自由來自外在的技術發展，而不是通過禁欲式的努力來達到自我之內在占有。
西方自由主義始于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卻終于物質的束縛，這就是歷史的吊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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