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革命的幾個理論問題　　

徐漢成　　

思想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毛澤東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上存在著重大的誤區，如果我們的黨要想保衛社會主義制度，挽救與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必須在思想路線上予以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這是我們黨面臨的大是在非的迫在眉睫的任務！對于回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關于路線斗爭。　　

路線斗爭是一種客觀存在，主體是表現在黨內的決策者之間思想上路線上的分歧，只要不存有叛黨叛國與出賣人民利益的行為，路線斗爭并非一概就是敵我之間的你死我活的斗爭。黨的歷史實踐表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路線斗爭有著不同的表現，革命戰爭時期，主要表現為正確的路線與左傾冒險主義以及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鄧小平說：“從一九三一年我們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時間犯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我們的革命力量遭受很大的損失，到最后在蔣介石統治區損失幾乎百分之百，在紅軍蘇維埃區損失百分之九十。”接下來，他又說：“在政治上，從遵義會議以后，黨內雖然有過錯誤的路線，但是毛澤東同志總是用正確的路線去克服錯誤的路線，因此，從那以后黨的方針政策都是正確的”（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38頁、346頁1965年6月）因此，鄧小平認為黨內是存在著路線斗爭的，所謂“用正確的路線去克服錯誤的路線”就是路線斗爭的過程。　　

1980年，鄧小平說：“過去常說十次路線斗爭，現在怎么看？彭德懷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志這一次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去了兩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林彪、江青就更不用說了。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于是不是叫路線斗爭，還可以研究。”（鄧小平《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意見》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眾所周知，鄧小平的意見對于《決議》起著定性的作用，為什么與劉少奇的斗爭不能算路線斗爭，鄧小平并沒有從理論上給予闡述，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不是搞陰謀詭計的，張國燾、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這里，存有一個概念與邏輯性的錯誤，所謂路線斗爭，就是政治路線上的分歧，與是否搞陰謀詭計并無直接的關系。如果說路線斗爭與搞陰謀詭計有直接關系的話，那么，張國燾、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而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不是搞陰謀詭計的，他們之間哪一次屬于路線斗爭呢？最終，鄧小平對路線斗爭并沒有否定，只是認為“至于是不是叫路線斗爭，還可以研究。”　　

那么，在社會主義階段，到底存不存在路線斗爭？鄧小平說:“思想路線不是小問題，這是確定政治路線的基礎。正確的政治路線能不能貫徹執行，關鍵是思想路線對不對頭。”（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鄧小平文選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第2卷第190頁》）不難看出，鄧小平認為在社會主義階段是存在著思想路線與政治路線的，如果鄧小平不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著路線斗爭，他就不會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正確的思想與政治路線。中外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史證明，社會主義階段的路線斗爭不僅是存在的，而且是激烈的，其核心表現為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史觀來看，路線斗爭是對立統一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在哲學上是說得通的。否認了社會主義時期的路線斗爭，就否定了事物的矛盾性，就無法解釋胡耀邦、趙紫陽的問題！無法解釋中國的經濟制度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因此，承認還是否認路線斗爭是衡量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分水嶺。否定黨在九十年的歷史生涯中不存在路線斗爭決不是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鄧小平說：“過去評價歷史上的路線斗爭并不準確，這是我們不主張提路線斗爭的一個理由。”（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8頁《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意見》1980年3月至6月）但是，路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用得不準確決不意味著路線斗爭的不存在，如果說僅僅是由于用得不準確就否定與放棄了路線斗爭，這無疑是一種因噎廢食，得不償失的愚昧行為！　　

二、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　　

1979年，鄧小平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當時的解釋，即所謂“向走資派奪權”，也就是撇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實踐證明了是錯誤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釋，可以在黨內繼續研究。”（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79年3月30日　，第2卷第182頁）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是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在毛澤東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的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任務是展開對于錯誤傾向的批判，任何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產生后，都必然要經過復辟與復辟的斗爭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也是如此，否定與肯定社會主義取得的建設成就；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擁護與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繼續革命的焦點，但是，如果社會主義制度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就說明中國的社會主義超越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就失去了保衛的價值與意義。換言之，如果中國的社會主義是成功的，就理應得到保衛，如果是失敗的，就理應補上資本主義一課，關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979年，鄧小平說：“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第2卷第231頁）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取得的建設成就，鄧小平說：“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3頁、167頁）所謂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不是與發展中國家比，而是與發達國家比，黨的第二次《決議》中說：毛澤東時代“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二十六倍多，達到四千一百多億元；棉紗產量增長三點五倍，達到二百九十三萬噸；原煤產量增長八點四倍，達到六億二千萬噸；發電量增長四十倍，達到三千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一億零五百多萬噸；鋼產量達到三千七百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五十三倍，達到一千二百七十多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因此，毫無疑問，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成功的，是值得用無產階級專政來保衛的制度！　　

長期以來，黨內的一部分執政者們對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概念并不清楚，對革命的對象與內容不了解，改革開放后，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依法治國要不要呢？當然是要的！不僅社會主義要，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一樣需要的，但是，法律只能懲治刑事犯罪與調整人民之間的利益糾紛，并不能解決思想上、路線上的問題，解決不了官僚主義的問題，解決不了資產階級腐化墮落的思想的侵蝕，雖然，經過改革三十多年，我國的法律體系已基本建全，但是，一方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潮并沒有解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屢見不鮮，另一方面，黨政官員的貪腐犯罪率與刑事犯罪率卻是居高不下，這是不爭的事實！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為法律只能事后懲治，而不能事前預防，而思想與路線上的問題必須要通過繼續革命的形式予以解決，譬如整黨整風、開展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展對于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范疇與形式。因此，如果因為依法治國就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也就混淆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將無產階級專政混同于資產階級專政。　　

從五十年代的反右斗爭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再到八十年代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切都是圍繞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展開的，圍繞著要不要共產黨的領導展開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內容與形式，鄧小平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鄧小平文選《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意見》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第2卷第294頁）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反復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什么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說：“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7頁《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1987年3月3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而沒有黨的領導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91頁《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　1981年7月17日　）鄧小平為什么要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說：“有些人在搞煸動，使用的語言很惡毒。他們一方面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張全盤西化，要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全盤搬到中國來。這些煽動者都是成名的人，我們要對付這些人。這些人恰恰就要共產黨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8頁《排除干擾，繼續前進》1987年1月13日）從鄧小平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定義來看，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右派在理論、言論、目標上是一脈相承，如出一轍，沒有絲毫的差別，只是說法不同而已。可見，鄧小平也是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需要繼續革命的。經過一九八九年的動亂，鄧小平說：“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斗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說來，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既提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提出了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所謂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過程。　　

三、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說：“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鄧小平文選《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第2卷第149頁）在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鄧小平又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干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志在內。”（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6頁《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80年8月21、23日）可見，鄧小平于1978年關于評價文革的態度是科學與客觀的，他首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為了反修防修，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但是，黨的第二次《決議》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革命的形式歷來有兩種，一種是“文革命”，一種是“武革命”。“武革命”用的是槍桿子，“文革命”的目的是開展思想上路線上的斗爭，用的是筆桿子。黨的第二次《決議》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動亂后，有人說，文革失敗了，那么，文革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是失敗了，還是勝利了？改革開放的實踐就是對文革強有力的檢驗！在改革開放中，如果黨內沒有出現過修正主義，沒有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么，毛澤東發動這樣一次文化大革命則是錯誤的，反之，如果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正確的。黨的第二次《決議》中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論點是基于“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什么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和國家領導人總會要處于新老交替與不斷的變動之中，有誰能保證每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呢？保證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各界的領導權始終如一的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呢？改革開放后，就在《決議》否定了文革后不到十年的時間，就連續有兩任黨的總書記倒臺。胡耀邦、趙紫陽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是不折不扣的“當權派”如果他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者，反之，如果不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主張“全盤西化”的右派們同流合污，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印證了毛澤東“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的論斷！鄧小平說反右斗爭是必須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鄧小平提出來的，那么，文化大革命與反右斗爭以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涵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反右斗爭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文是對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潮進行了批判，而文革又開展了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者進行了批判，又有誰能說這種資本主義思潮只能存在于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而就不可能存在于黨內的當權派呢？這在邏輯上也是解釋不通的！如果說在社會主義階段就不需要繼續革命了，那么，不僅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而且三反、五反、反右斗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一切都是多余與錯誤的。也就無法解釋一九八九的動亂問題？鄧小平在離開主政后，對文革亦進行了反思，他在南巡講話中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實際上就是認同了毛澤東關于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的論斷！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歷史證明，文革的立意是完全正確的。　　

文革不是一種目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種形式，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揭露出了并批判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門路當權派，推遲了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教育了人民，這本身就是一種勝利，但是，這種勝利又只能是暫時的、階段性的，如果說經過一次文化大革命，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就完結了，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就永遠鞏固了，這是一種唯心主義與教條主義的思維，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將長期存在，從哲學上來說，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產生了，因此,如果認為經過一次文化大革命,從此,就會天下大定，那么，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不斷革命的論點就不存在，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也就不能稱之為真理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革不朽的貢獻在于教會了人民自覺抵御修正主義的方法，提高了人民抵御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能力！　　

二0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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