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在于民眾的認同　　

――紅歌、信仰與精神（二）　　

改革開放的34年是否定文革的34年，否定文革的主要命題就是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論的否定。這個否定不免令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彈冠相慶，于是一大批“科學”的、“數據”化的、“全民”式的理論爭先恐后地出現了，例如沒有定語的“經濟學”，加上定語“普世”的價值觀等等。但是，無論是在理論上或者是實踐上的證明，這些貌似公允的東西其實都是資產階級的私貨――如同廣東的品牌――低端產品，它是階級和階級斗爭論的涎生物，是歐洲文化中心說的另外一翼。　　

中國當代的時髦理論，即便從資本主義的理論體系看，也是低端的。其實，這是一個傳統，一個思維方式達于衰敗的故事。從晚明至于今天，中國瑣碎文人都長于理論上的演繹，就象王守仁一樣隨心所欲；缺少的是理論上的透徹，例如王守仁，因為格竹的無聊而放棄了“格物致知”的真諦。盡管這些瑣碎文人的演繹越來越背離種種理論的本來，他們仍然熱衷不已。　　

他們始終重復著一個幼稚，任何一個理論的成立重要的是民眾的認同，沒有大眾的共識，任何理論都到不了信仰與精神的高度，固執地宣講無非擾人而已，壞事而已――可憐的、瑣碎的文人。很難相信，只做蛋糕不分蛋糕的模式會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更難相信爪分了蛋糕的那一小部分人又把蛋糕帶往西方去獨自享受的模式會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　　

紅歌響起來了：　　

紅歌響起來了，社會主義信仰在大聲地呼喚，它在證明資產階級的丑鄙。　　

34年間中國的農民工為廣東創造了什么？廣東模式又給予農民工什么？做大蛋糕卻不分蛋糕本身就需要依賴專制主義的力量，又說什么民主？揭示這一點，實在是讓那些喋喋不休地宣揚“民主”的資產階級政客們難過。　　

可是。事實勝于雄辯，社會的正義體現于分配，并不表達于生產，唯有分配是公正的，生產力才能得到充分的解放，例如鄧小平的農村改革解放了農民這一個龐大的生產力，但是廣東模式對農民工的掠奪卻迫使農民工面臨不得不后退的選擇。生產力的充分發展需要自由、公平和公正，正因此，真正的民主主張來自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而不是資產階級理論。　　

紅歌是什么？　　

馬克思認為文化藝術是人類的精神生產，也就是說應該從生產論的角度考察文化藝術的本質與特點。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藝術生產論論證了文化藝術創作的自然屬性，返回了文化藝術創作的本源。　　

當然，我們可以因此讀出當代文化藝術娛樂百姓的主張是如此可笑――與那些不加定語的理論一樣可笑；而在這種可笑的主張的后面我們又能夠看到當代中國思維庸俗化的本源――是為復興封建主義體系和導入資本主義體系所作出的瞞天過海；更深入地說，我們社會的意識與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一樣，仍然處于過渡的階段――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混合體系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我們所看到的種種奇談怪論其實并不奇怪，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這是我們所處時代的特性。　　

于是當我們聽到紅歌再次響起時我們感覺到剛剛過去的這個時代正在破裂，如同黑暗中看到了一絲光明，紅歌是一個新時代到來的先聲，它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在經過一段短暫的迷離之后的再現。　　

當代紅歌唱的是一種成熟：　　

如果說紅歌的第一次響起，體現了的是革命時代的激情，這種激情主要的是運用于對舊世界的破壞；而紅歌的再次響起，則體現為坎坷之后的成熟，把舊世界的回光返照踐踏在自己的腳下，此歌非彼歌，唱的是一種成熟。　　

成熟就是認同，就是共識。所謂認同、共識或曰“接受理論”，正如基督教思想家阿奎那的看法，無論基督教徒如何接受《圣經》，說到底都是用自己的尺度來衡量。現代中國人接受紅歌，即來自新中國初建時期大眾對解放運動的熱情，也來自改革開放時期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所展現的丑惡激發人們的厭憎。紅歌的闡釋是以人們先有、先見、先把握的東西為基礎的，這種意識并不是什么唯心主義，而是人們對發生過的事實的感受，這種“先”結構只是社會生產的一個結果，或者說人們的理解和解釋是由自己的歷史環境所決定的。　　

令思想者興趣的是社會選擇了紅歌，它證明了中國社會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天佑中華，大道通天。　　

唱出來，讓紅歌升華為民族精神：　　

所謂紅歌與精神的關系，也就是文化藝術與時代精神的關系，兩者互為表里。　　

只有唱出來，才能激發我們時代的精神。馬克思主義文化藝術生產論包括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的兩個方面，也是接受理論的整體。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指出：消費從兩個方面生產著生產，因為只是在消費中產品才成為現實的產品；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因而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后者是生產的前提。　　

當我們把紅歌唱起來，當紅歌成為紅歌潮，我們看到那些曾經窮兇極惡的資產階級極右翼發出種種可憐的悲鳴――其實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紅歌――先進文化的生產，通過社會大眾的消費，正在不斷地擴大其生產規模和消費規模。這種文化生產得到重慶模式――社會主義模式的支撐，也反過來強化了重慶模式。當這種不斷擴大化的生產廣及全中國，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新的社會主義運動將蓬勃展開。至于不分蛋糕的廣東模式，其命運如何已經不重要了。　　

紅歌是屬于精神范疇。文化藝術生產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的一個術語，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的一個概念。馬克思認為，不僅藝術傳達具有生產性，而且藝術構思也具有生產性；不僅藝術創作具有生產性，而且藝術消費也具有生產性。只不過有物質性的生產性和精神性的生產性之別。因此而論之，紅歌在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無論它的創作、它的演唱、它的傳播都在中華民族的精神層面引發激烈的震蕩，而漸漸達于共識――即為中華文化在當代的展現，也形成中華民族當代的精神。　　

唱起來，紅歌，唱出我們民族的精神！　　

壺公評論2011－07寫一麒麟山麓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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