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設計師”不是一堵擋風的墻！　　

徐漢成　　

在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鄧小平被正式稱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1997年，中共十五大將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直接稱為“鄧小平理論”，并被寫入黨章，成為改革開放的主要指導思想。但是，鄧小平主政只有十年左右的時間，縱觀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的論述，并沒有對改革開放進行過所謂的“設計”。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有了三十多年，從鄧小平去世后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一些重大的改革舉措并沒有遵循鄧小平理論，因此，不能把鄧小平去世后的改革的正誤全部加在鄧小平一個人的頭上！　　

一、“總設計師”稱謂在哲學上的荒謬　　

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列寧《做什么？》）斯大林說：“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的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從人的認識論來看，要對一件事物做出“設計”，必須擁有系統的指導設計的理論，沒有理論的設計只能是一種空想，注定是唯心的、盲目的設計。如果沒有前瞻性的理論，想要對社會的變革做設計，充其量只能是一種嘗試。　　

鄧小平再三申明，他倡導的改革開放是對社會主義的完善，是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主要標志，任何事物都有一個“質”與“量”的界定，既然鄧小平對改革開放進行了“總設計”，那么，對于改革與開放的內容、目標就必須設計出一套完整的方案，譬如在改革中，個體經濟發展到什么程度，發展多少？是任其發展還是到了一定數量的時候予以遏制？必須有一個具體的規劃與量化，譬如分配，在發展個體與私營經濟中是按勞分配還是按資分配？譬如開放，哪些行業和領域可以引用外資，涉及國計民生的行業能不能讓外資控制？　　

從空間上來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全方位的，不僅有對于國內經濟體制的改革，而且有對外資本主義的開放，如果要對這樣一種龐大的系統做出統籌的“設計”，就不僅要求國內的執政者們圍繞鄧小平“設計”的藍圖不得偏離，而且要求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設計師”的“腳本”唱戲。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從時間上來說，既然是“設計”，對于改革的流程與時間就必須制定一個時間表，但是，中國的改革已歷時三十多年，至今仍然是遙遙遙無期，這就說明了中國的改革是長期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總是處于不斷的運動與變化的狀態，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因此，人們對于事物的認識是在實踐中循序發展的，毛澤東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入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綜觀鄧小平理論，總體上有兩個方面：一是“改革”，即改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改單一公有制經濟為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二是“堅持”，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兩者的關系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的前提，是改革的底線與原則。在改革中，鄧小平的論述也是處于不斷的變動狀態的，譬如一九七九年，鄧小平還主張“計劃經濟為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6頁《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79年11月26日）過了八年，他又說：“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3頁《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1987年2月6日）1979年5月 ，不僅對于改革如此，鄧小平的政治態度也是處于變動狀態的，特別是經過胡耀邦與趙紫陽兩任中共總書記的倒臺，經過一九八九年學潮引發的政治動亂，鄧小平從一九七九年的“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68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到一九九二年的“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這實際上就是認同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關于“走資派就在共產黨內”，“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的論斷。一九八六年，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講二十年，到了一九八七年說還要加上五十年，再到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中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1992年1月18日　—　2月21日　）很顯然，二十年、五十年與十幾代人、幾十代人的時間跨度是相距甚遠的。因此，我們不難看出，對于無產階級專政下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的艱巨性與長期性，鄧小平是逐步有所省悟的。因此，如果將鄧小平理論視為對于改革開放的設計，就會將鄧小平理論變成為僵化的教條，也就無所謂創新與“與時俱進”了！因此，從時間的跨度上來看，鄧小平要想對歷時幾十年的社會運動做出一次性的“設計”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鄧小平說：“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77頁《我們的宏偉目標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6日）試想，一個在經濟上外行的領導人怎么可能對經濟上的改革做出“設計”呢？他又說：“從另一個意義來說，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既然是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4頁《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　1986年9月2日　）在離開政壇后的南巡講話中，鄧小平仍然說：“不冒點風險，辦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么回事，我就從來沒有那么認為。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從鄧小平上述的一系列論述來看，鄧小平認為，他自己并沒有一個成熟的改革理論，他所倡導的改革都是一個試驗，從來沒有對改革做出過“設計”，從來沒有宣稱過自己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二、鄧小平并沒有對社會制度重新“設計”！　　

從人類社會的發展看，社會制度的變革歷來具有內因與外因的條件。決不是由那一個人“設計”出來的，人類從原始公社過渡到奴隸社會，是因為產生了私有制與階級，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內因是大機器的發明與采用，大工業的產生與發展，外因是資產階級革命，如果沒有大機器的發明與采用，就不可能有現代資本主義。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歷了若干次的改革，但這一大批的改革家們也均沒有說過對于社會制度做出過“設計”。這種“改革”充其量只能是各階級利益關系的調整，并沒有觸及與改變封建社會的根本制度！ 　　

馬克思、恩格斯是世界公認的政治經濟學大師，他們在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進行長期的、大量的深入研究之后，發現了科學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創建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前蘇聯，列寧與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者，在中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一大批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則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者。毛澤東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第89頁，1953年8月）“三大改造”的完成標志著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鄧小平認為：“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鄧小平文選《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1979年6月15日，第2卷第186頁）。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就是將人類幾千年以來的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改革成為公有制，將自由無序的市場經濟改革為計劃經濟，在財富分配上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改革為按勞分配。1979年，鄧小平說：“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第2卷第231頁）因此，鄧小平也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不應重新“設計”的，他說：“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于這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動搖，并且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58頁《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1980年12月25日）他還說：“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原則。”（鄧小平文選《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年3月7日，第3卷第111頁）他又說：“現在我們搞經濟改革，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年輕一代尤其要懂得這一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政治上發展民主，經濟上實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在離開政壇后的　1990年7月3日　，鄧小平同志視察北京市亞運會場館等市政建設工程時指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杜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講，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鄧小平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頁）　　

設計需要理論指導，如果鄧小平掌握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會將改革“設計”成為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如果鄧小平掌握了資本主義理論，世界有現成的資本主義制度，搬過來就是了。鄧小平說：“歸根到底，我們的建設方針還是毛主席過去制定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不管怎樣開放，不管外資進來多少，它占的份額還是很小的，影響不了我們社會主義的公有制。” （鄧小平文選《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娜.法拉奇問》1980年8月21、23日，第2卷第351頁）　　

從鄧小平的上述論述看，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不僅沒有說要對社會主義制度重新設計，而是再三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始終如一的！如果將鄧小平稱之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實際上就是將鄧小平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一大批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割裂開來，將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割裂開來。　　

二、“設計”的正誤需要實踐的檢驗！　　

改革之初，鄧小平說：“人們有這樣的懷疑，中國這樣搞四化會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肯定地說，不會。現在，我們國內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了。過去的資本家還有，他們的成分已經改變了。外資是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資所占的份額也是有限的，改變不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特征是搞集體富裕，它不產生剝削階級。”（鄧小平文選《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79年11月26日，第2卷第235頁）1984年，他又說：“我們的同志就是怕引來壞的東西，最擔心的是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恐怕我們有些老同志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鉆出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肯定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要意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你不開放，再來個閉關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鄧小平文選《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1984年10月22日，第3卷第90頁）他還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　1985年3月7日　，第3卷第111頁）從鄧小平的上述論述看，他認為他所倡導的改革開放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如果產生了兩極分化與資產階級，那么，改革就是走上了邪路。但事與愿違，三十多年后，改革實踐的結果與鄧小平的“設計”的結果大相徑庭，至2010年，中國的凈資產超千萬元的富豪數量為53.5萬人，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基尼系數已超出0.5。兩極分化十分嚴重，因此，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是不應該將改革“設計”成為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出來的。　　

改革的結果為什么背離了鄧小平的初衷？改革除了缺乏前瞻性的理論之外，重要的一條，就是鄧小平身后的改革舉措背離了鄧小平的“設計”理念。鄧小平說：“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系，但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6頁《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公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或者是公有制經濟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系，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因而才不會產生兩極分化與資產階級，但是,如果一旦公有制經濟變為私有制經濟,它們之間的關系就立刻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就必然會產生兩極分化與資產階級。　　

毛澤東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 鄧小平歷來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此，不僅毛澤東思想要用實踐去檢驗，鄧小平理論自身也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　　

三、不要將“總設計師”當成一堵擋風墻！　　

鄧小平“設計師”的稱謂是美國人最早提出來的。1978年，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出訪菲律賓，3月27日，美國《新聞周刊》刊登一篇題為《中國面向南方》的文章，稱鄧小平副主席為南方“外交攻勢”的“設計師”，這是國外媒體最早以“設計師”稱謂鄧小平。　1978年10月11日　，鄧小平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提出：“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于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的致詞，第二天，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題為《中國工業管理方針的巨大變化》的評論，稱鄧小平為是中國現代化計劃的“設計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的第三天，鄧小平的頭像就出現在美國影響最大的新聞周刊《時代》封面上，并被評為《時代》周刊年度風云人物。此間，西方媒體多次稱鄧小平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　　

其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黨內會議上，就開始引用國外媒體的報道，稱鄧小平為“政治設計者”、“主要設計師”。　1985年7月26日　，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出訪美國，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鄧小平是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這是“總設計師”的提法第一次公開出現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　1989年6月24日　，江澤民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指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和指導者是鄧小平同志。” 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稱鄧小平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今年6月27日，溫家寶總理在倫敦英國皇家學會發表了《未來中國的走向》的演講中說。“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提出我國現代化進程分“三步走”的戰略構想。”　　

既然“總設計師”稱謂在哲學上是荒謬的，在邏輯上是錯誤的，鄧小平并沒有對社會主義制度重新“設計”，西方資本主義將鄧小平譽為“總設計師”，是為了通過“捧殺”鄧小平而“棒殺”中國的社會主義！那么，為什么黨內的一些人也總是樂此不彼的稱鄧小平為“設計師”呢？其中的玄妙在哪里？這就不能不讓人們聯想起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 ，中央其他的一些主要領導背著毛澤東大搞浮夸風與共產風，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不得不為此承擔責任的歷史事件，也不能不讓人們聯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形“左”實右的林彪之流一面將毛澤東尊譽為“四個偉大”，打著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旗號，一邊又背著毛澤東拉幫結派，打著紅旗反紅旗。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　　

縱觀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的論述，雖然，他提出了“先富論”、“不爭論”等一系列值得商榷的理論誤區，但他同時又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提出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八十年代，正是黨內最早稱鄧小平為“總設計師”的胡耀邦，第一個背離了鄧小平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設計”，趙紫陽更是與鄧小平設計的改革離心離德，在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學潮”中縱容與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引發了一場波及全國的政治動亂。鄧小平生前說：“比如說，現在我們國內人們議論雇工問題，我和好多同志談過，犯不著在這個問題表現我們在‘動’，可以再看幾年。開始我說看兩年，兩年到了，我說再看看。現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業和農村已經承包的農民，雇工人數同全國一億職工相比，數目很小。從全局看，這只不過是小小的一點。要動也容易，但是一動好像政策又在變了。動還是要動。因為我們不搞兩極分化。但是，在什么時候動，用什么方法動，要研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6頁《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的講話》1987年4月16日）雇工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社會現象，是產生剝削與兩極分化的根源，按照鄧小平的改革理論，雇工問題還是要“動”的，因為社會主義不搞兩極分化，所謂“動”就是對雇工采取禁止或遏制的政策措施，在鄧小平的所有講話、報告與文章中，從來就沒有過“改制”的論述，鄧小平去世后的九十年代末，雇工不僅沒有“動”，舉國掀起了“改制”的大躍進，而在鄧小平時代的一億職工全部淪落為資本家的雇傭工了。這難道是鄧小平設計的改革嗎？鄧小平又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鄧小平文選《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第3卷第373頁）根據鄧小平的設計，證券與股市這些東西都是“試”的范疇，并不是一層不變的！因此，不能將離經叛道的改革都包羅在“鄧小平理論”之中，不能把所有改革的“爛帳”都記在“總設計師”的名下，讓鄧小平承擔所有的歷史責任！　　

從民主與法制的角度卻說，無論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未來，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依靠一個人來設計是反科學與反民主的，中國是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國，稱鄧小平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極不嚴肅與極不科學的，奇怪的是，毛澤東去世后，“兩個凡是”遭到了嚴厲的批判，有人指責毛澤東時代專制，又出現了新的“兩個凡是”，出現了新的專制。更讓人們不解的是，一方面說毛澤東思想是中共的集體智慧，一方面卻又將鄧小平個人稱之為“總設計師”。　　

因此，我們必須警惕修正主義分子拉“鄧小平理論”的大旗作為復辟資本主義的虎皮，借“總設計師”的鐘馗打鬼，明修改革開放的“棧道”暗渡資本主義的“陳倉”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名，行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實。一面將鄧小平譽為“總設計師”一邊又干著掩耳盜鈴，欺世盜名的顛覆社會主義的勾當，聯想起鄧小平去世后的住房、醫療、教育的產業化改革，中國政府用大量的資金購買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債。中國諸多關系到國計民生的產業被外資控制，中國的大量的稀有金屬資源被外資控制與開采，賤賣國有銀行，無節制借錢給美國，聯想起“轉基因”……。這一系列既背叛了毛澤東思想，又背離了鄧小平理論的重大事件，豈不是發人深省嗎？　　

二0一一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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