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網瀏覽，能引人細讀的文章不多見。但只要有盧麒元的文章，必要賞讀再三。讀盧先生的文章是一大享受，雖然文章所針對的事多與民族興亡，國之命脈的盲點相關聯(lián)，讀后令人心憂、焦急。這次，我把盧先生發(fā)表在2007年至2011年間的四篇文章放在一起，并且作為一篇文章來讀。　　

這四篇文章是：《致總理三策》、《恐怖的老二》、《傷于財政毀于金融》、《政府的死亡底線》。形式上這是單獨成篇的四篇文章，而在我眼里它就是一氣呵成的鴻篇巨著。當然，這是相對　于盧　先生文章短小精悍的特點而言。　　

一、《致總理三策》 在全球市場資產與商品重新定價的關鍵時刻，中國內部與外部的資源整合也到了歷史性的轉折關頭。美國再次以急劇的降息和堅決地投放流動性維持資產價格和經濟運行。而全球市場迅速被美國釋放的通貨膨脹，推入到資產貶值和流動性緊縮的困境。中國值此關鍵時刻，不容有失。歷史選擇了溫家寶總理。我們還記得總理充滿激情的話語：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就請拿出重整山河的膽識與魄力，鑄就中國經濟質量飛躍的輝煌。　　

　　1、用時間換空間。首先，國家隊立即果斷入市。在全球市場（特別是中國市場）購入具戰(zhàn)略價值的優(yōu)質中國公司股權，為實體經濟注入不少于30000億元人民幣資金，保證實體經濟持續(xù)轉型升級，形成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同時，確保對于實體經濟的控制權。也同時，消化一定量的外匯儲備。其次，鎖定匯率，反復提高利率。促使國際熱錢停留中國。請注意，匯率是貨幣的空間價格，利率是貨幣的時間價格。中國不必擔心時間，真正重要的是空間。我們需要的是發(fā)展的空間，而不是時間。每一次國際戰(zhàn)爭都是為了空間，而不是為了時間。流動性才能制造發(fā)展空間。升值減息的策略絕對不可取。那意味著全面經濟衰退。再次，實施對低收入城市居民（包括沒有城市戶口的打工者）的票證補貼。以票證方式對低收入人群，實施糧油肉水電氣的補貼。補給百姓，補到百姓手上。不再補貼企業(yè)，不再補貼外國消費者。同時，全面放開對于要素價格的控制。不要懼怕CPI。在保障民眾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恢復市場價格理性，有效配置資源。持續(xù)進行經濟體系的轉型與升級。用計劃經濟的有效方法，維護市場經濟的有效性（商品的市場價格）。這是創(chuàng)舉和進步?，F(xiàn)行政策是復辟價格管制，放棄市場定價原則，實施對大企業(yè)和外國消費者補貼，放棄經動亂闖關建立的市場機制，實在是歷史性倒退。未來，政府在CPI恢復理性后，就可以逐步取消票證補貼?！　?/p>

　　中國不必懼怕商品價格的上漲，中國并沒有供給的壓力。CPI對中國的意義遠遠不如西方國家重要。中國政府倒是必須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中國的國民沒有與國內外利益集團博弈的能力，非理性劇烈波動將蠶食國民福利，并急劇減少內部需求。中國政府有責任壓抑資產波動的幅度，而不能任人肆虐。劇烈的資產價格波動，會導致資本過剩或流出，從而引發(fā)經濟衰退?！　?/p>

　　最后，國家財政應該迅速轉變支出方式。國家在特定時期內，應該強制性減少各級政府行政費用支出，特別是樓堂館所建設，壓縮政府采購，用以大幅度、大規(guī)模進行低收入人群的票證補貼。同時，以負債方式，繼續(xù)實施適度規(guī)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確保在特定時期的內部需求和就業(yè)的不斷增長?！　?/p>

　　筆者反復強調票證式補貼，是因為票證直接發(fā)到百姓手上。等同于送錢。百姓會感激政府。同時，這不會形成剛性的勞動力成本。政府給大企業(yè)補貼，同時補貼全世界，花錢、費力、不討好。同時，從根本上破壞了市場定價原則，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尤其是與環(huán)保理念背道而馳。百害而無一利?！　?/p>

　　2、用土地換發(fā)展。首先，暫時停止各級政府城鎮(zhèn)住宅用地的審批。其次，由國家提供足量的土地，由政府統(tǒng)一開發(fā)、興建、管理廉租房。在五年之內，滿足90%以上城市人口居住需求。此一策略，將使房地產沉淀社會資本的趨勢得到有效控制。將資本導向生產、服務與消費。同時，確保就業(yè)，確保消化已經形成的基礎產業(yè)的產能。最后，在經濟完成轉型升級后，將廉租屋以市場方式轉讓給消費者。中國數(shù)萬地產開發(fā)商的轉型，將為中國的實體經濟帶來巨大的活力?！　?/p>

　　3、用法律換效率。首先，堅決地實施集體訴訟制度。必須將法律武器還給人民群眾。必須讓人民群眾成為法律的監(jiān)督者和執(zhí)行者。必須讓人民群眾成為法律的受益者。中國的市場規(guī)范化，離開人民，就是一句空話。其次，堅決地實施經濟案件的異地審判制度。建立國家級直接執(zhí)法規(guī)則和執(zhí)法隊伍，并在必要時實施中央直接執(zhí)法。必須通過制度變革，壓制法權地方化和私有化。要讓民眾感受到黨和政府在法律建設上的嚴肅性和有效性。再次，堅決地實施《反干預法》。在相對集權的行政體制下，必須以法律形式制止任何形式的權力干預市場交易的行為。將權力尋租行為對市場的破壞力降低到最低限度。　　

　　中國的法律需要三個轉變：第一，群眾參與；第二，中央執(zhí)法；第三，反干預。解決了這三個問題，中國市場經濟的效率會出現(xiàn)質的飛躍?！　?/p>

　　三策的意義：第一、處于轉型過程的中國經濟體系，一旦陷入流動性緊缺，將不可避免的出現(xiàn)衰退。中國不怕通貨膨脹，而無法承受經濟衰退。還是那句老話，應該在發(fā)展中解決問題。事實上，美國人已經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美國人違反市場邏輯的減息行為，就是將經濟衰退的嚴重性，置于通貨膨脹嚴重性之上的，這是一種深謀遠慮的戰(zhàn)略性選擇。第二、中國經濟體系不存在過快和過熱的問題?？旌蜔岬谋举|是效率低下的問題。資本導向必須具有提升效率的功能。直接處理冷熱，不惜以損害效率為代價，是膚淺和短視的行為。必須高度重視由于投機行為產生的資本沉沒。也就是說，必須將資本引入生產、服務和消費。地產投機遠比股票投機可怕得多。資產價格大幅度波動遠比商品價格波動可怕得多。第三、中國改革的真正難點在于法律有效性。中國改革的第一步已經完成，我們建立了市場。但是，這不是一個完全、充分、有效率的市場?，F(xiàn)在開始第二步，完善市場的有效性，提高市場的效率。市場的效率完全取決于法律，沒有第二條通道，必須誓死闖關。但是，這并非全面政治體制改革。筆者支持集權變法。集權變法是最有效率的選擇。順便說一句，中國改革的第三步，才是公平正義的充分表達。這不是說公平正義不重要，在沒有有效市場的必要條件下，公平正義訴求，只能回歸社會主義革命?！　?/p>

　　總之，全球市場的劇烈波動，本質上是全球市場對資產和商品重新定價的過程，是重新配置資源的過程。中國有兩個選擇，：一是主動地、積極地、配合和適應這個過程；二是被動的、消極的抵抗這個過程。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根本不存在中國獨立的宏觀調控。必須放棄簡單的貨幣數(shù)量控制加簡單的商品價格控制模式，這種停留于封閉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將導致經濟體系效率反復下滑，進而導致無法逆轉的經濟衰退。其后果將是中國根本無法承受的?！　?/p>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發(fā)展最重要的是空間而不是時間。空間的含義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資源。人才、資本和市場是最核心的資源。這也是美國戰(zhàn)略選擇的關鍵所在。美國正在不遺余力地營造人才和資本的天堂。同時，也正在切實改善企業(yè)的效率，擴充全球市場的占有率。中國改革最重要的卻是時間而不是空間。改革的空間仍然巨大，改革的時間卻已經十分緊迫了。當我們在重要問題上徘徊不前的時候，替代者的競爭優(yōu)勢正在迅速積聚。外部壓力（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將激化內部矛盾，使單純的經濟問題復雜化。已經到了決斷的時候了?！　?/p>

　　這篇文章發(fā)表在世界金融危機初見端倪之時，現(xiàn)在回首去看，這是多么難得的“錦囊妙計”。可是我們的管理層不僅不采納，而且完全反向操作?！?STRONG>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是一句豪言壯語，它是以熱血書就，決不是掛在嘴邊的美麗辭藻。　　

二、《恐怖的老二》 近年來，外匯和商品市場異常波動。波動的原因已經不僅僅是金融機構的操作。過去，投資者分析的重點是美國金融機構的動向（主要是他們的思維模式）。現(xiàn)在不同了。因為，出現(xiàn)了一個恐怖的老二。這個老二巨有錢、極瘋狂且無邏輯可言。老二是在石油屢創(chuàng)新高的時候宣布建立石油戰(zhàn)略儲備的；老二是在黃金屢創(chuàng)新高的時候公布增加黃金儲備的；老二是在商品價格崩潰的時候公布四萬億經濟計劃的。老二不僅僅是公布，還真刀實槍地操作。老二就是喜歡高吸低拋。老二總是不合情理且出人意料。老二為美國老大的金融暴利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p>

老二賺錢了嗎？沒有！老二不賺錢何以如此努力？天知道！老二之所以敢于這樣二，絕非偶然。因為股東們睡著了。設想一下，古今中外，有哪一個股東允許管理層這樣胡鬧。老二真的很二。并且，極有可能還會繼續(xù)二下去。二的發(fā)瘋?！　?/p>

有趣嗎？薩科奇見達賴，我們就去買波音飛機；奧巴馬見達賴，我們就去買空中客車。美國人疏遠臺灣，我們就去買美國國債；美國人親近臺灣，我們就去拋美國國債。　　

　　看看這一籮筐壓抑房地產的政策。明眼人知道，壓抑資產價格是假的，應該是人民幣要升值了。似乎又有人按下電鈕了。　　

　　一個頗受老二賞識的美國高盛投資公司亞洲董事總經理說過，中國的經濟政策只能是跟隨性質的，跟的好，就發(fā)展得好，跟得不好，就會出問題。于是，美國人一說救市，我們即刻就推出四萬億刺激經濟計劃。就像觸了電似的。　　

　　我們不能逆向思維嗎？比如，你見達賴，你向臺灣出售軍火，我們完全可以一點反應都沒有！不過，我們也是可以會見一些人的，我們也是可以出口一點兒軍火的。中國還是有能力制造一兩件大殺傷力武器的。又比如，我們不搞“刺激經濟”計劃又如何！我們本可以借此機會玩休克療法，開啟歷史性的經濟轉型。我們還應該借機將人民幣迅速貶值。黃世仁病了，楊白老裝病都不行嗎？不趁機會去救喜兒，還要拼了命地給地主老財去輸血。真的是夠二的！　　

　　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是一個技術性問題。這是一個經典的哲學問題。升值與貶值是相對的。其中的損益也是相對的。誰說貶值就一定好??；誰說升值就不好啊。關鍵是在正確的時間和空間中，做出正確的選擇。　　

　　老實說，老二要是不二，老大的日子會很難過。老二手里有最好的牌。誰讓我們是世界工廠呢！中國已經有能力制造全球性通貨膨脹和全球性通貨緊縮了。中國要是不說保八，你只要說維持經濟零增長，澳大利亞總理就要改名叫胡克文了。中國要是嚴禁招商引資，并且限制外商自主投資的范圍，外匯儲備早就降下來了。中國要是征收高額的資源稅和污染稅，外國政府早就開始補貼中國出口企業(yè)了。中國要是早一點開征物業(yè)稅，炒房團早就去投資高科技去了。　　

　　可惜的是，我們全部做反了。　　

　　別人按下那個電鈕，我們就會伸出那只胳膊。老百姓越來越不踏實。是的，沒人知道老二明天會干什麼?！　?/p>

　　筆者有時候反過來想，可能這樣也不壞。反正老大已經被慣壞了。如果我們悄悄地把電線拆了，電鈕失靈了，老大可能會吃不了兜著走?！　?/p>

　　此等事情，恕不在此討論。中國的經濟問題很復雜嗎？當然不是。房地產問題、匯率問題真的很難解決嗎？當然不是。問題出在老二。老二才是真正的問題?？纯凑l能說服老二。將恐怖的老二變成老二的恐怖。將我們的恐怖變成他們的恐怖?！　?/p>

——股東們，別睡了！　　

這是以全中國、全世界人所共見的事實，在控訴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經濟精英們“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中美戰(zhàn)略合作共克時艱”的無恥勾當。三十多年來，在“黨政分開”、“法比天大”的煙幕下，黨對政府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糾錯機制”被逐步削弱。以致權力尋租，“無利不起早”，部門利益盛行，貪污腐敗不斷蔓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國家立法和決策機構，對行政權力的制衡與監(jiān)督必須要掌握與行政權力相對等的權力。如掌管國家貨幣政策的中國人民銀行，確保國家決策執(zhí)行計劃真正落實、統(tǒng)計信息真實性的審計署，無論是從工作職責和實際產生的社會效能上說，都應該歸屬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這是因為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主要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由國家行政機構掌控后，貨幣政策的動用就要由立法機構來進行決策。同樣，一個機構的有序高效運行，需要做到計劃、統(tǒng)計和審計的相互制衡。計劃規(guī)定目標、工作分解和進度時間表；統(tǒng)計反饋計劃執(zhí)行過程的信息，以便于計劃部門考核和控制計劃的實現(xiàn)；審計則是確保計劃的真正落實，確保統(tǒng)計信息的真實性。因此，計劃和統(tǒng)計由國家行政機構進行管理實施后，作為確保計劃真正落實、統(tǒng)計信息真實性的審計署就應該成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專門機構，來監(jiān)督國家行政機構對國家重大決策的執(zhí)行情況。否則，體現(xiàn)執(zhí)政黨和人民意志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決策權和監(jiān)督權就會形同虛設?！　?/p>

三、《傷于財政毀于金融》 中國真正讀懂明史的人大概只有毛澤東。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將李自成的失敗歸咎于政治與軍事決策失當。這一結論似是而非。李自成進北京后，確實失誤頻頻。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義軍劫掠京城；激反吳三桂；錯殺李巖。這些事件從直觀的角度看，確實屬于政治和軍事范疇，但卻有著深刻的經濟背景。李自成真正的問題出自于財政。“迎闖王，不納糧”。一句話就斷絕了李自成的正規(guī)財政來源。起義軍的財政來源竟是吃大戶，這種劫掠型財政，必然演變成為進入北京后的“驕縱”。沒有系統(tǒng)的財政建設，地方官吏無錢正常運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殺李巖實屬無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經濟，最終輸?shù)袅苏魏蛙娛?。中國歷史學家治史太過重視政治與軍事，疏忽了問題的本質，那就是經濟。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財政。　　

　　毛澤東則不然。毛澤東進北京，不僅僅注意了戒驕戒躁，不僅僅注意了政治協(xié)商，不僅僅注意了封官授銜。最要緊的是全面開始進行土地改革，并逐步開始城市工商業(yè)的改造，在此基礎上發(fā)行人民幣。毛澤東牢牢地掌握了財政主動權。對于這一點，毛澤東的對手蔣介石體會最深，在他的日記里反復提及這一點，并十分感佩。培育經濟，保障供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財政政策與制度，這才是毛澤東高明之處?！　?/p>

　　事實上，古今中外王朝興衰大體上都與財政有關。公共財政政策是雙刃劍，搞得好就是昌明盛世，搞得不好就是國破家亡?！　?/p>

　　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有一套完整有效的財政政策。中國建國后的迅速發(fā)展主要依靠這套系統(tǒng)有效的財政政策。時至今日，中國政府有效的經濟管理依然是依靠這套體系。然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完善，中國的財政體制已經不適應新的經濟形勢，財政體制的變革勢在必行。由于管理層對于經濟的理解十分有限，特別是對于財政的理解過于膚淺，中國的財政政策處于被動調整狀態(tài)，公共財政政策被新興經濟勢力強力扭曲，成為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公共財政政策已經演變?yōu)橹袊芾淼膩y源?！　?/p>

　　中國經濟學家不懂財政收入的含義。在財政收入問題上，中國過度依賴創(chuàng)造價值的課稅，而忽視資產增值的課稅。中國在市場化過程中，正在經歷迅速的資本化，國有財富的資本化本應提供巨大的財政收入，例如土地使用權的資本化，例如自然資源的資本化，例如國有企業(yè)股權的資本化，這些資產的資本化創(chuàng)造了巨額的財富。然而，中國政府卻沒有在資本化過程實現(xiàn)財政收入的巨額增長。更為嚴重的是，國家沒有得到應得的財富，亦沒有有效地轉化為國民福利，而是被動支持了大規(guī)模財富轉移。其中，一部分補貼了全世界；另一部分轉化為特殊利益集團的原始資本積累?！　?/p>

　　中國在財政收入問題上的失誤，性質十分惡劣。筆者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國有資源屬于國民資產，轉移國有資源等同于向國民收稅。如果將國有資源資本化過程中，國民資產被剝奪視為特殊稅收的話，政府相當于向國民課取了巨額特種資源稅。如果這一判斷成立，中國近年的實際稅率可能遠遠不止所得稅率35％，實質稅率可能高達90％以上，可能是當今世界絕無僅有的高稅收國家。最為嚴重的不是稅收之重，而是這種殘酷的稅收沒有進入國庫，沒有轉移支付給國民。它們的主要部分在資本化過程中巧妙地流失了。這才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原因。也可以說，這才是中國當今一切問題的真正原因所在。　　

　　中國的財政收入問題當然不僅僅存在于土地、資源、國有股權資本化方面。負利率政策也可以視同為一種特殊稅收；要素價格扭曲也可以視同為特殊稅收；環(huán)境破壞也可以視同為一種特殊稅收。只是這類稅收更為可怕，它們直接在政策層面就被轉移支付給特定人群了?！　?/p>

　　這就是為什么，突然有哪么多人，突然有了哪么多的錢。這就是為什么，緊縮的中國突然出現(xiàn)流動性泛濫。這就是為什么，中國資產價格突然暴漲。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突然需要建立和諧社會了?！　?/p>

　　中國的經濟學家不懂財政支出的含義。當由土地、資源、國有股權形成的一部分收入納入財政的時候（已經很可憐），它們被巧妙地列入預算外收支。這筆逃脫稅法和預算法約束的資金，成為各級政府的大金庫。于是，各級政府如此熱衷搞自身建設、搞市政建設、搞經濟建設?！按笈谝豁懀S金萬兩?！辈桓憬ㄔO，就沒有經濟權利，就沒有腐敗機遇。卻沒有人認真思考如何將這筆本屬于國民的財富轉化為國民福利?？吹秸块T高樓林立，看到政府官員豪宅小蜜，誰能說那只是一個人生觀、世界觀問題？　　

　　公共財政政策的嚴重問題會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在形式上，最終表達為金融問題。中國歷代王朝在公共財政政策失誤之后，無一例外最終濫用金融政策。就本質而言，由于正規(guī)財政收入流失，政府就必須透支政府信用。在沒有法幣的古代只能加征稅賦；在有法幣的的現(xiàn)代就是通貨膨脹。剔除那些虛偽的專業(yè)說辭，歷史的輪回在本質上絲毫沒有改變。筆者將之概括為：傷于財政，毀于金融?！　?/p>

　　在中國歷史的盛世王朝中，常常會有一些經邦濟世的偉大人才。中國人不會稱之為經濟學家。就如同中國人不會用偉大的經濟學家盛贊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但是，經邦濟世之才必須懂經濟。否則，就難以避免李自成式的悲劇。尤其必須精通公共財政。有趣的是，精通公共財政并不需要高深的經濟學理論。中國就有陳云這樣并非經濟學家的公共財政專家，并且具有大師級水準。而在經濟學家滿街走的當代中國，管理層中竟然無人通曉公共財政政策。以至于管理層反復被誤導，反復被欺騙，反復被利用。實在令人費解，那些活躍的政治化妝師和經濟投機師們可以經邦濟世嗎？　　

　　在西方發(fā)達國家，經濟學家主要是知識的傳播者，偶爾也用來做金融產品推銷員。基本上沒有登堂入室的機會。道理很簡單，經濟學知識是經邦濟世的必要條件，卻遠遠不是充分條件。書生誤國，古今中外皆如此。這還是客氣的。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中國的當代經濟學家有多少是無間道。前蘇聯(lián)的猝死不就是毀在這些人手上嗎。中國那些雇用經濟學家們（由金融機構付酬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像極了不拿槍的第五縱隊。況且，實在看不懂，中國的管理層怎么一下子都變成了博士和教授？中國公共財政政策被糟蹋成這個樣子，管理者學識的粗俗淺陋令人震驚，竟然還敢豬鼻子插蔥裝相。若不是愚蠢，是否意味著背叛和出賣？　　

　　中國公共財政政策嚴重扭曲的問題實在不容漠視了。筆者再一次強調：傷于財政，毀于金融。管理層一定要高度警覺?！　?/p>

　　筆者認為，必須將支離破碎分散于多個部委的公共財政政策統(tǒng)一管理；必須將公共財政政策置于法律約束之中；必須將公共財政政策的制定、執(zhí)行、監(jiān)督分離；必須將公共財政政策形成、執(zhí)行、結果透明化；必須將涉及公共財政政策的金融政策（利率和匯率）、價格政策、環(huán)境政策納入統(tǒng)一管理；必須將政治化妝師和雇用經濟師剔除中國公共財政政策的決策和執(zhí)行過程；必須盡快培養(yǎng)和使用陳云式的經邦濟世之才管理中國經濟?！　?/p>

四、《政府的死亡底線》  建議中國的管理層閱讀前俄羅斯代總理E﹒T﹒蓋達爾的著作《帝國的消亡》。作為曾經的社會主義盟友，中國不能不對蘇聯(lián)解體進行深刻反思。借助E﹒T﹒蓋達爾先生提供的資料，用財政學的研究方法進行重新梳理，試圖挖掘帝國消亡的深層原因。筆者驚訝的發(fā)現(xiàn)，前蘇聯(lián)問題并沒有多少新東西。問題的焦點依然在財政。而且再次驗證了筆者研究明史得出的結論：傷于財政，毀于金融。
    筆者認為，財政收入，分為廣義財政收入和狹義財政收入。首先，廣義財政收入包括了稅法和預算法確定的名義財政收入，以及名義財政收入之外的，用于公共開支補償?shù)囊磺惺杖?。例如，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收入、公共機構的預算外非稅收入、國有企業(yè)的不合理成本攤銷和利潤留成等等，都屬于廣義財政收入。當廣義財政收入遠遠大于名義財政收入時，意味著國家正在形成食利者階層，并逐漸開始失去效率。當廣義財政收入超過國民生產總值50%的時候，國民經濟已經進入危險期；當廣義財政收入超過國民生產總值75%的時候，國民經濟已經進入崩潰的邊緣。其次，狹義財政收入是指名義財政收入中直接用于國民福利開支的部分。狹義財政收入如果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比例過低，意味著政府行政管理權限的喪失，政府將失去對于國民經濟的控制權。當狹義財政收入低于國民生產總值5%的時候，政府已經陷入管治危機；當狹義財政收入低于國民生產總值2.5%的時候，政府將面臨徹底崩潰。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形式的經濟危機都會直接導致狹義財政收入的減少，政府很容易觸碰到底線。政府為了挽救危局，通常會采取舉債或濫發(fā)貨幣來填補狹義財政收入的不足。這就必然引發(fā)金融危機。
    筆者將廣義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高于75%和狹義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低于2.5%這兩項指標稱為政府的死亡底線。
    前蘇聯(lián)正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同時跨越了這兩條死亡底線。腐朽的精英階層經歷長期蛻化之后，成為不折不扣的食利者階層。他們的愚蠢、淺薄和瘋狂令人發(fā)指。他們對于財富的無止境占有，導致廣義財政收入和狹義財政收入最終失控。他們終于將國家競爭力消耗殆盡，他們終于將政府管治能力消耗殆盡。當可憐的狹義財政收入再也無法滿足民眾最低福利需求的時候，政府除了大規(guī)模舉債，就只能印刷盧布。財政危機最終轉化為金融危機。劇烈的通貨膨脹使經濟危機演繹為全面的社會危機。最終，導致一個強大的帝國，在一夜間消亡。
    戈爾巴喬夫是蘇聯(lián)精英階層送上蘇聯(lián)歷史舞臺的政治小丑。他當然不會與精英階層對抗。他當然也不會和西方對抗。他能夠帶給蘇聯(lián)國民的，就只剩下美麗的謊言。那些謊言經過美國新自由主義者精心包裝，成為了耀眼的改革新思維。任何政治承諾都必然需要付出經濟成本。戈爾巴喬夫將成本來源寄望于西方的經濟施舍。然而，輕易付出政治貞操的戈爾巴喬夫被廉價出賣了。一個偉大帝國的信用被他徹底糟蹋光了。出賣伊拉克，他僅僅獲得科威特2億美元貸款；出賣朝鮮，他僅僅獲得南韓5億美元貸款。而這些可憐而骯臟的貸款根本無法彌補狹義財政收入的巨大缺口。戈爾巴喬夫開始瘋狂地濫發(fā)盧布。通貨膨脹開始失去控制。盧布形同廢紙。國家資不抵債，政府入不敷出，諾大的帝國竟然即刻破產。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新思維留給他的將是永遠的恥辱。他的祖國，分崩離析；他的人民，饑寒交迫。前蘇聯(lián)地區(qū)的生活水平退回到十月革命前的悲慘境地。
    中國人需要警覺的是，二十年前蘇聯(lián)的教育、學術、傳媒狀況頗似今日之中國。美國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與蘇聯(lián)學者、專家以及管理層合流，制造了一整套輝煌的“發(fā)展計劃”（其實是死亡規(guī)劃）。貌似“高人”的蘇聯(lián)“趙括們”，頗似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和機構的學者、專家。他們對于財政金融的真實感悟近乎白癡。但是，他們了解西方的語言范式，他們熟悉領導人心理需求，他們利用了民眾求變的急迫心態(tài)，他們獲得了特殊利益集團的有力扶持，他們終于有機會規(guī)劃和決定一個大國的未來。遺憾的是，比趙括更可怕的是，他們坑殺的是一個空前強大的帝國。今天，中國的“精英們”搞出來的刺激經濟計劃，頗似二十年前蘇聯(lián)刺激經濟方案。他們的焦點，依舊是無限放大廣義財政收入；依舊是要徹底壓縮狹義財政收入。他們要用公共開支和鋼筋水泥耗盡政府最后的財力，他們要枯竭一切用于國民福利的來源，迫使政府繳械投降并實際破產。
    西方學術和輿論始終在曲解蘇聯(lián)解體的真實原因。他們總是繞開財政問題，刻意導入政治體制因素。筆者擁有一些經濟史知識，歷史告訴我們，無論你是奴隸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只要你敢于跨越這條政府死亡底線，就必然消亡。這是鐵律。這與社會制度沒有必然聯(lián)系。如果，一定要討論社會制度的話，那就是用人治還是法治守住這條死亡底線。如果，既沒有有效的制度，又沒有優(yōu)秀的政治家，那結果就非常值得憂慮了。
    在蘇聯(lián)解體的同時，另一個新的國家誕生了。那就是蘇聯(lián)的老對手德國。歷史開了一個大玩笑。在蘇聯(lián)開始分裂的時候，分裂的德國卻完成了統(tǒng)一。德國的再度崛起絕非偶然，它有著極其深厚的思想基礎。德國的成功源于佛萊堡學派的偉大社會實踐。路德維希•艾哈德等偉大的思想家們，用一種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成全了他們的祖國。不僅如此，在德國統(tǒng)一之后，他們又制造了另一個帝國的雛形 ——歐盟。德國人的道路深深地吸引著一位年輕的蘇聯(lián)人。這個德國總理艾哈德的隔代粉絲后來成為了俄羅斯的總統(tǒng)。他的名字叫普京。
    中國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嚴重的問題。尤其在財政問題上，我們已經進入了危險期，并逐漸在逼近危險的死亡底線。中國廣義財政收入已經進入瘋狂增長的狀態(tài)，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迅速突破警戒線。與此同時，中國狹義財政收入迅速被蠶食，中國狹義財政收入也在迅速接近警戒線，中國已經開始采取危險的金融手段處理財政問題了。真正的危機不是危機本身，而是對于危機的無知和無覺。我們這個民族缺少必要的自信，我們這個民族缺少獨立思考的精神，我們這個民族對于獨立的思考者缺少必要的尊重。在瓦缶雷鳴之中，危機被系統(tǒng)地遮蔽和淡化了。尤為嚴重的是，華麗的瓦缶竟然真的能使黃鐘毀棄。中國真正的思想家們被邊緣化了。小丑們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在冗長的邏輯和斑斕的廢話之中，又一個偉大的國家再次陷入滑稽的夢魘之中。
    2009年將是中國人艱辛而危險的歲月。內部和外部的矛盾集中并交織在一起了。我們將怎樣面對復雜的局面？歷史當然不會簡單重復。但是，歷史常常驚人的相似。
    我們需要中國的“佛萊堡學派”，以及像路德維希•艾哈德那樣的思考者和實踐者。我們永遠追求國家的統(tǒng)一，而不是分裂。我們永遠追求自由，但是絕對不會放棄主體性。我們需要市場，但是絕對不會放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要知道，號稱資本主義的德國，數(shù)十年堅定不移地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德國人的“社會市場經濟”可以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鏡鑒。當然，中國人也不會走德國人的路。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像德國人那樣獨立思考；至少，我們可以尊敬我國獨立的思考者；至少，我們應該允許獨立的思考來測試主流邏輯的正確性。
    筆者十分認同胡錦濤總書記“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三項重要原則。其中，不折騰本質上就是財政原則。通過財政制度與政策的變革，治理窮與不公，天下必無人折騰。中國只要能夠持續(xù)降低廣義財政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中國只要能夠持續(xù)提高狹義財政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中國政府只要遠離死亡的底線，就能從容應對來自內部和外部的任何危機。
    筆者認為，中國無需懼怕來自內部和來自外部的任何危機。最嚴重的危機早已經被毛澤東解決了。中國人現(xiàn)實的危機是來自于靈魂深處的。你愛這個國家嗎？你愛這里的人民嗎？如果你的愛是真的，你為什么會允許你的政府去沖擊死亡底線呢？　　

　盧先生的文章就是這樣大氣磅礴，義薄云天，富有哲理。他曾“大隱在朝”，后隱居“叢林之島”。不變的是他具有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和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懷。從2007年中期開始，　盧　先生集中研究美國發(fā)動金融戰(zhàn)爭，操縱世界經濟形勢的戰(zhàn)略目的，并高度關注中國經濟形勢的走向，對中國的相關部門和最高管理層提出了一系列的應對建議。可惜的是，他的這些建議除了在網上引起巨大的共鳴外，幾乎沒有影響到任何相關部門和決策層。眼看著中國的金融、經濟形勢在美國的戰(zhàn)略操控下一步步滑向泥潭，盧先生終于焦慮了。他在《誰懂經濟》的開頭寫道：“對于中國經濟，筆者由去年的憂慮變成今年的焦慮。筆者清晰感覺到經濟危機的臨近。遺憾的是，到了這樣關鍵的時候，我們才確認了一個基本的事實，管理層確實不懂經濟。問題更為嚴重的是，管理層所仰賴的，主流經濟學家和境內外機構的分析師們，更加的不懂經濟（也許是懂裝不懂）。于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目標與方法近乎背馳的政策調整，全面的經濟危機已經進入倒計時了。”　　

《論語 泰伯第八》中說，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庇终f“小隱在林，大隱在朝”。茫茫蒼天，蕓蕓眾生，大隱小隱，在朝在林，我們不得而知，有也似乎可以等同于沒有。只有大隱在“網”，有網上文章劃破天際，才可以稱為是讀者心目中的“大隱”，民族的“智多星”，社會良知的“守護神”?！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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