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力量從這里再出發

    

    西北紅軍與西北根據地，是中國革命中奇麗而輝煌的一頁。
    在中國革命最危難之際，所有革命根據地幾乎喪失殆盡，白區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百，西北根據地卻在血雨腥風中屹立，成為中央紅軍長征落腳的希望。
    而那時那刻，卻是西北根據地的生死存亡之時。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軍事領導地位的毛澤東，帶領著中央紅軍來到了陜北，挽救了西北紅軍與西北根據地。于是，歷史從這里轉折，中國革命從這里走向輝煌。


    延安的一處普通民房里，2009年10月的一天，陜北紅26軍最后一位老紅軍、96歲的黃學勤老人正在吃力地辨認著探望他的客人――中紀委原副書記張策的女兒張婷婷。
    老人的近期記憶已經模糊，遠期記憶卻依舊清晰。他只是奇怪，他的戰友張策，又翻山越嶺發動群眾去了，走了那么久，怎么還沒有回來；一臉稚氣的張策，怎么能有這么大的女兒。
    往事如潮。老人凝思許久，對戰友的女兒說：“革命，就是革自己的命啊！”
    張婷婷至今還在回味這句話的含義。
    舍生死而歷經磨難，在血與火中涅槃，如鳳凰浴火而重生，也許是對西北紅軍和根據地最好的注釋。

                               世紀傳奇劉志丹

    挽弓持戈，馳騁疆場，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救我中華萬萬年！
    ——劉志丹《愛國歌》

    軍事戰略家李際均中將在評價這一段歷史時曾說：陜甘邊根據地之所以能夠存在，成為中央紅軍的落腳地和抗日戰爭的出發地，有三點主要的原因：第一，當時的西北地區是大小軍閥和各種勢力存在和爭奪之地，形成了反動統治相對薄弱的環節；第二，劉志丹在革命斗爭中不斷摸索和實踐，形成了一條切合實際的、使革命力量不斷發展壯大的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第三，在大革命時期，西北地區涌現了以劉志丹為首的一批優秀的共產黨員，他們忠勇無畏，為了人民的事業和革命的勝利，不怕犧牲，不怕挫折，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他們的犧牲和貢獻，為建立和保全西北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大哉斯言！
    1931年夏天，在甘陜交界處的南梁深山里，出現了一個英挺清瘦的年輕人，他鉆山溝，住破窯，走遍了南梁的山溝野嶺，也和當地的老鄉成了親密的朋友。這個年輕人就是劉志丹，他在為革命隊伍尋找一塊能夠成為革命根據地的地方。
    也許人們不會想到，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南梁山脈由此走入了歷史，一幕幕悲壯輝煌的革命斗爭從此進入了輝煌，而南梁幾年后發展成為覆蓋3萬平方公里，人口近百萬的陜甘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的大轉折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1927年，蔣介石推翻國共合作、屠殺工農群眾之后，面對敵人的瘋狂殺戮和迫害，劉志丹和他的戰友們從1928年的渭華起義開始，多次舉行武裝起義，但全被敵人殘酷鎮壓。劉志丹曾對搞“兩當兵變”失敗的習仲勛說：“幾年來，陜甘地區先后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斗爭，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
    然而，從渭華起義到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用血雨腥風形容似乎已經不夠，即使掀開歷史的一角，也足以讓我們震撼。這些革命者仿佛趟過一條血的河流，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繼續前行。
    本刊記者問過紅26軍西北抗日義勇軍司令員郭寶珊的兒子郭建民，陜甘革命根據地建立前后，大約犧牲了多少人？郭建民說：無法統計。父親逝世后，郭建民曾經多次尋訪和祭拜過父親當年犧牲的戰友，他有一份不完整的統計，僅抗日義勇軍一部，留下姓名者的烈士就達700余人，其中包括郭寶珊同志的九位親屬。
    張元生的父親是張秀山同志，當年西北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張元生在回憶父親負傷的情況時，令記者動容。紅26軍組建后不久，在廟灣鎮戰斗中，張秀山被敵人的機槍打中胸部，嘴里和胸口都在噴血，失血過多的張秀山覺得口渴難忍，對自己的馬夫說：尿！馬夫只好把自己的尿給他喝。奄奄一息的張秀山竟然挺過來了。
    劉志丹同志唯一的女兒劉力貞今年是81歲的老人了，但是仍然思維敏銳，目光清澈。在西安市樸素的家中，劉力貞向本刊記者談起了她幼年的回憶。
    “那時候的孩子真厲害！”劉力貞感嘆說。她說的“厲害”，是指與年齡不符的堅忍。南梁根據地建立后，敵人對劉志丹恨之入骨，來到劉志丹的家鄉，搜殺劉志丹的家人，甚至掘開劉志丹的祖墳，焚骨揚灰。幼小的劉力貞跟著母親逃難，母親無處藏身，只好背著女兒，爬上修建在懸崖上的“窨子”；由于山巖過于陡峭，母親和女兒一下子跌落谷底，母親摔傷了，劉力貞的下巴上豁開了一條很深的口子。
    “一聲都沒哭，怕敵人聽見。”劉力貞解釋說。
    身處險境的劉力貞母女被陜甘蘇維埃主席習仲勛派人接到了南梁根據地，劉力貞見到了久別的父親。
    “那時候條件很艱苦，有時候好不容易有羊肉吃，父親就給大家煮上一大鍋，快煮好了，開會去了，會開完了，揭開鍋一看，空空如也。父親只好嘆口氣說，唉，連口湯也不剩下。”劉力貞回憶道。
    直到今天，關于劉志丹的傳奇仍然在陜北人民中流傳：關于他的除暴安良，他的智勇雙全，他的用兵如神。斯諾評價：他是窮人的羅賓漢。但是在女兒眼里，時任西北軍委主席的劉志丹“像一個伙夫頭，經常給部隊做飯”。

                              路線，路線，路線！

    1942年，張秀山在延安整風中西北高干會議上的一次發言，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張秀山在發言中對劉志丹的政治軍事路線進行了回顧，他說，紅26軍的正確路線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從實行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創建紅軍、創建蘇維埃的斗爭中，把黨的總任務與西北的實際結合起來產生的，是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中摸索出來的，這樣的思想方式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
    張秀山的這個發言，實際上駁斥了王明等人“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的論調。其時，劉志丹已經犧牲六年之久，為什么張秀山在會議上重提路線問題呢？這其中有著血的教訓。
    由于西北地區的特點，劉志丹等領導人實踐了符合客觀實際的方針政策；在政治路線上，劉志丹主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向反動勢力作斗爭，他主張在政治上消滅地主階級，而在生活上要給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同時，他對根據地附近的各類武裝也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孤立反動武裝。
    在發展革命武裝的問題上，劉志丹提出了“三色革命”路線。其中，所謂“紅色”，就是發動組織工農群眾，建立黨所獨立領導和指揮的人民軍隊；所謂“白色”，就是派共產黨人到白軍中開展兵運工作；所謂“灰色”，就是教育和改造綠林武裝，陜甘地區有許多綠林武裝，其中不少人出身貧苦，俠肝義膽，他們同官僚軍閥、地主豪紳之間的矛盾相當尖銳。
    提到三色革命，就不能不提到兩個很典型的人物：郭寶珊和馬錫五。郭寶珊和馬錫五都是出身貧苦的農民，因為反抗國民黨的殘酷壓迫，馬錫五當過“袍哥”，而郭寶珊在黃龍山落草為王。他們的經歷，很類似《水滸》中的好漢，但是他們又是幸運的，遇見了劉志丹和紅軍，并且在劉志丹的教育下成長為真正的英雄。馬錫五后來是人民司法的標志性人物，其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辦案方式被稱為“馬錫五審判方式”，他為農婦封芝琴平冤案的故事廣泛流傳，成為戲曲《劉巧兒》的原型。郭寶珊的成長經歷更令人回味，他的部隊剛剛被紅軍收編的時候，有一次部屬違反群眾紀律，郭寶珊一怒之下開槍打死了違紀的這兩個士兵。劉志丹知道后，批評了郭寶珊，耐心地講解了紅軍的紀律。在陜北肅反的時候，前方作戰的紅26軍指揮員被以“開會”為名調回后方逮捕或殺害，于是一時人心浮動，這時郭寶珊也接到了讓他回瓦窯堡“開會”的命令，有的同志在激憤之余說：跟他們干！郭寶珊說：紅軍怎么能打紅軍？于是毅然上馬奔赴瓦窯堡。
    據史料記載，陜甘革命根據地由于執行了正確的路線，到1935年5月，西北紅軍擴展到5000多人，在劉志丹的指揮下，粉碎了國民黨7個師、32個團約6萬兵力的進攻，殲敵7000余人，蘇區擴大到30多個縣，陜甘和陜北根據地連成一片。
    然而，劉志丹和他創建的正確路線卻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屢遭磨難。由于黨內錯誤路線的干擾，從1931年到1935年，劉志丹數次被撤職，被批判、被關押，被戴上了“富農路線”、“逃跑主義”、“梢林主義”等等大帽子；劉志丹領導下的游擊隊被認定為“富農路線下招兵買馬的土匪。”
    在西北紅軍一波三折的發展中，有兩個讓西北紅軍蒙受重大損失的人，他們指責陜甘紅軍符合客觀實際的做法，要求紅軍四面出擊，攻打大城市和紅軍的統戰對象，如果說“左”，實在不能再左了；這兩個人一個是中共上海臨時中央的李竹聲，一個是陜西省委的杜衡。
    在形勢最嚴峻的時刻，李竹聲和杜衡都先后叛變，成為紅軍最兇惡的敵人。
    西北紅軍最大的考驗來自于1935年7月的陜北肅反。史稱，這次肅反波及了紅26軍所有連以上干部，劉志丹、楊森、高崗、張秀山、習仲勛、劉景范等西北根據地主要領導人被捕，200多名紅軍指戰員被殺害，形成了前方殺敵、后方被殺的令人痛心局面。
    這次錯誤的肅反幾乎斷送了“碩果僅存”的西北根據地。這一令人痛心的事件，溯其根源，固然與當時中共北方局特派員和某些人的宗派主義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宗派主義是錯誤路線天然的同盟軍。但究其更深的原因，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在黨內造成的惡果。
    像當年的李竹聲和杜衡一樣，王明與張國燾，都是“左”到消滅自己的同志，右到一切交給國民黨，叛變投敵的人物。機會主義者的兩面性對人民事業的危害，是歷史讓人深思的問題。

                             中國革命在這里再出發

    李際均在上個世紀50年代整理軍史中，采訪過徐海東、張秀山、劉景范、王世泰等同志，他深有感觸地說，西北根據地是中央紅軍的落腳點，也是抗日戰爭的出發點，同樣成為解放戰爭和解放全中國的出發點。西北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意義，怎么評價都不過分。
    他說，劉志丹同志的生命雖然短暫，但是他留下的風范永垂于世，那就是一個共產黨人顧全大局、不計前嫌、不搞宗派，光明磊落和無私無畏的精神。
    西北根據地正處于生死存亡的時候，中央紅軍正在向哈達鋪進發。
    從1931年底紅四方面軍退出鄂豫皖蘇區，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紅四方面軍幾個月后到川陜邊建立了川陜革命根據地，中央紅軍最初選擇的落腳地是在紅二、六軍團建立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
    然而，在民族危難空前嚴重的背景下，1935年6月28日，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兩河口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議：繼續北上！北上抗日！
    中央紅軍和西北根據地的命運就這樣交織在一起了。
    中央紅軍到達哈達鋪后，毛澤東在一張報紙上發現了所謂“赤匪劉志丹”在陜甘活動的消息。于是，立即找來陜北出身的干部賈拓夫了解情況，高興地說：我料定劉志丹至少建立了一個根據地！于是，毛澤東決定率中央紅軍向陜北進發。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終于到達陜北根據地的保安縣吳起鎮，中央紅軍的許多指戰員看見了蘇維埃政府的牌子，抱著牌子熱淚奔涌，痛哭失聲。陜甘邊區游擊隊政治委員龔逢春向毛澤東、周恩來匯報了肅反和劉志丹等人被捕的嚴重問題。毛澤東認為：能夠在這么艱苦的環境下開創出這樣一片根據地出來，又受到人民群眾如此愛戴的領導人不可能是“反革命”，當即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劉向山、賈拓夫三人小組攜帶電臺，赴瓦窯堡接管中共陜甘寧晉省委政治保衛局的工作，以防事態進一步惡化。
    根據三人小組的匯報，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毛澤東立即致電張聞天等人“錯捕一些人，定系事實”。據此，中央成立專門調查小組，11月30日，中央在瓦窯堡召開大會，公開宣布為劉志丹等人平反，并予分配工作。同時處分了相關人員。
    這些果斷措施，在很短的時間內結束了肅反錯誤，使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轉危為安。
    “滿天的烏云風吹散，毛主席來了晴了天”，當時年幼的劉力貞還不太明白這句話的含義，但是她和母親終于又看見父親了，而瀕臨毀滅的西北根據地終于保全了。
    不過，劉志丹等人雖然恢復了工作，但是平反并不徹底，劉志丹等同志還留著“嚴重右傾”的結論。
    1936年3月，劉志丹率紅28軍東征。他對張秀山等同志說：我們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我們是真正的革命者。同年4月14日，劉志丹在指揮三交鎮的戰斗中不幸犧牲，年僅33歲。
    陜北肅反的平反不徹底的原因，是由于當時黨內對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認識并不統一，遵義會議上只是確立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而毛澤東政治路線的確立，是在1942年延安整風之后。被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傷害而未能徹底平反的同志，不僅僅包括西北紅軍，也包括各路紅軍的同志，如紅二十九軍軍長肖勁光，受到“開除黨籍”處理的郭化若、宋時輪，而左權一直到抗戰犧牲，還頂著被王明扣上的“托嫌”問題。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對陜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正確分析了路線是非，并且認為，“劉志丹等同志所堅持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確的。”
    中央紅軍的“落腳點”，也成為了中國革命的再生之地。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走向成熟、壯大，各路紅軍主力，在陜甘革命根據地踏踏實實地完成了“重新聚集與整合”，成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砥柱中流”，開始了奔向新中國的輝煌征途。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5期，摘自2011年6月20日《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