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史上最強大的金融買辦帝國的締造者，是來自蘇州的席正甫。 宋鴻兵 先生對金融買辦有一段精辟的概括：他們的前臺是商場，后臺是洋場，舞臺是官場。正是通過他們，外國的資本滲透進中國的經濟血脈，外國的商品涌進中國的大城小鎮，外國的精神顛覆著中國的意識，外國的利益捆綁了中國的權貴精英。
席家買辦生涯，始于1874年，席正甫當上了匯豐銀行的洋買辦。他開始創造金融買辦的歷史奇跡：
第一、搞定清政府以鹽稅作抵押，在匯豐銀行政治貸款200萬兩白銀，年息8%，分十年償還。
第二、向清政府發放鐵路貸款，獲取高額分成，同時控制了中國鐵路建設和運輸。
第三、幫匯豐在華發行紙幣。開外國金融資本以白條占有中國實體財富之先河。
第四、攬儲。將中國達官貴人的資本吸存匯豐銀行。在匯豐長期客戶中，2000萬兩以上的5人，1500萬兩以上的20人，1000萬兩以上的130人，百萬兩和十萬兩級別的難以計數。由此，匯豐銀行的廉價存款規模幾何級數增長，成為天文數字。
第五、通過拆票業務，幫助匯豐實際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極大擴張了它對中國金融的控制能力。
胡雪巖帝國的崩潰以及山西票號、上海錢莊最終退出歷史舞臺或終不成氣候，都是席買辦天才能力的直接結果。
詭異的是，中國一些精英，還在做著自由競爭發展民間金融的美夢！試想，設若沒有中、農、工、建、交、五大國有銀行建國以來的發展壯大及其遍布神州的金融網絡，中國拿什么來與華爾街競爭？！
因為席家在匯豐的卓越表現，在華金融資本相繼請他當買辦。1874年—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后開設20多家外資銀行，席家包攬了其中15家的買辦席位。席家除了當買辦，還利用洋場后臺、官場人脈和雄厚財力，參與創辦從大清到民國的官辦銀行，并成為主要股東。民國時期，席家不僅是官辦銀行的主要股東，還是中央銀行的外匯局局長、業務局局長、中央造幣廠廠長，執掌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大權。
民國時期，席家與蔣、宋、孔不僅利益緊密捆綁，而且相互聯姻。在席家的全面和深度參與之下，其洋買辦的專業金融知識和英美標準，全面滲入國民黨政府的金融制度設計和金融政策的制定。上世紀三十年代，席家為買辦的匯豐銀行全面參與和推動國民黨政府的法幣改革，官僚資本與買辦資本及其背后的英美資本徹底“合流”，共同瓜分中國的財富大餅。“合流”意味著法幣淪為了英鎊和美元的附庸，其發行和流通的主導權操控于英美之手。這種“合流”，也為抗戰勝利后，法幣走向全面崩潰埋下了制度和政策的禍根！
流覽和閱讀中國近現代金融經濟史料和研究著作，你會在心靈的深處發生顫動。當今中國金融改革的制度和政策設計，與七、八十年前曾在中國金融經濟領域發生的一切，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美國灌輸給中國金融經濟改革主流精英而由精英們傳授在中國主流媒體的聲音，翻開民國金融史，你會感覺到那么熟悉。美國給中國開的所有藥方，幾乎沒有什么變化。不同的是，席家為代表的官僚買辦階級經過共產黨近五十年的政策洗禮，早已灰飛煙滅。這是美國兜售其獨利美國利益的方案不易立竿見影的本質原因。美國人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從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就針對性的提供了一整套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理論體系和政策體系。所有的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取向改革的具體目標，就是培養、豢養一個買辦官員、買辦資本和買辦文人階層。只有產生這樣一個買辦階層，美國的圖謀才可能實現。美國的各種戰略基金會（所謂的“民間基金”，甚至連美國政府都在這個“民間”的操控之下。可笑的是一些中國人，還在以中國的民間去想象美國的“民間”！）不遺余力地努力著讓蘇州席家為代表的“買辦”基因在當代中國的經濟土壤中復活并蔓延。讓人觸目驚心的是，美國居然有效地正在達到這一目標。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必須高度重視和警惕“買辦”基因在中國金融領域的復活與蔓延，應建立完善堅固的法律政策體系，切斷官僚、買辦和美國壟斷金融資本的利益鏈條，使之節制在可控的范圍內。千萬不能放任自流、無法無天。否則，抗戰勝利后，發生在“國統區”物價飛漲、貨幣貶值、企業倒閉、民不聊生的狀況將可能重演，進而發生鄧小平同志所講的“鬧革命”問題！
近年來房價飛、物價飛，越來越少的人越來越富，廣大普通百姓的日子越來越艱難，也許正是發生“鬧革命”問題的前兆。買辦階層的形成和壯大發展，將從根本上毀滅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此萬萬不可掉以輕心、萬萬不可疏忽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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