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錯在哪里　　

    在毛澤東逝世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國社會的一些角角落落里冒出了種種卑鄙無恥的算賬派。這些跳梁小丑在毛澤東在世時，象偷吃嘴的老鼠一樣蜷曲在鼠洞深處，不敢爬出來面對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現在好了，這些鼠竊之輩在某些人為的不良氛圍里，象水池里的沉渣被誰用攪屎棍子攪了一下一樣，紛紛打著旋泛了出來！給毛澤東“三七”開者有之;全盤否定毛澤東者有之;通過個人生活私事，用污言穢語誹謗造謠來污蔑毛澤東者有之。　　

    在反毛的一股股污流中，第一種人——給毛澤東“三七”開者認為，毛澤東在1949年以前可以肯定，1949年以后主要是犯錯誤，很少成績。而“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并非其一人的智慧，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言下之意，毛澤東默認“毛澤東思想”一詞大有剽竊之嫌！第二種人——全盤否定毛澤東者宣稱，毛澤東一生一無是處，中共在毛澤東在世時的一切成績，都是全體中共黨員和全國人民同毛澤東堅決斗爭的結果，這種人的論調不是什么新鮮貨，他們的祖師爺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曾恬不知恥地這樣胡說過！第三種人——極盡造謠誹謗之能事的小人更是卑鄙，他們主要是通過個人生活私事，用污言穢語造謠誹謗來污蔑毛澤東，這種人主張毛澤東不是有錯誤那么簡單，而是罪惡滔天！他們對毛澤東的人格用無恥的謠言大肆污蔑，其用語污穢下流，不堪入耳！　　

    誠然，一個人的一生中不可能不犯錯誤，人們所犯的錯誤可能是個人生活上的，比如穿錯了襪子，拿反了筷子，撞到了樹上等；也可能是社會性的：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百姓，犯了社會性的錯誤，比如損壞了公物或傷害了他人，盡管是錯誤，甚至是罪行，但就其危害來說還是有限的。如果你是一位公眾人物，甚至是一位國家領導人，犯了方針政策性的錯誤，即便是相對來說極小的錯誤，也會危害成千上萬人的生命財產，甚至造成社會性災難。　　

    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大多數有良心的人普遍認為，毛澤東的一生是輝煌的，其豐功偉績是前無古人的。但和一切普通人一樣，毛澤東的一生也有犯錯誤的時候，因為一個人只要活著，只要干事情，就不可避免的要犯錯誤。公正地說，在毛澤東一生中，不管他所犯的錯誤是個人生活上的還是方針政策上的，都不能掩蓋毛澤東思想的光輝，都不能磨滅他一生的豐功偉績！當然，這種不否定毛澤東犯過錯誤的人，也包括那些認為毛澤東一生功過應該“三七開”者。主張對毛澤東一生功過“三七開”者，主要是一些受過毛澤東批評而心中不服氣的人。至于那些誹謗污蔑毛澤東，主張毛澤東一生錯誤大于成績，甚至是一生中盡是錯誤，毫無成績可言者，并非不明事理，而是出于對毛澤東的某種怨恨，故意顛倒是非，肆意污蔑。但這些人還算略有人性，沒有把話說絕！另一類誹謗污蔑毛澤東者則就毫不客氣了，他們把毛澤東的一生污蔑為罪惡的一生，他們是罵你沒商量：專治獨裁、禁錮思想、閉塞言路、摧殘民主、扼殺自由、霸道好斗、兇殘嗜殺、生活腐化、人格卑鄙，種種罪行，不一而足！這類人物是李銳、茅于軾之流，當然還有剛出襁褓的“新秀”袁騰飛之類！不客氣地說，這類誹謗污蔑毛澤東者是時代的沉渣，是逐臭的蒼蠅！　　

    主張對毛澤東“三七開”者有一種貌似對毛澤東比較關心的說法：如果毛澤東在1949年以前，或者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以前，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死去，那么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圓滿的！這種人還是肯定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因為這種人認為，毛澤東思想中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他們自己是有分的。他們認為，至于1949年以后的毛澤東思想，就沒有別的一種什么崇洋媚外的“理論”更符合中國國情了！這種人對毛澤東沒有在1949年以前，或者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以前，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死去大為惋惜——“設若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嗎——可惜毛澤東活到了八十四歲，讓某些人足足“委屈”了二十多年！　　

    歷史是公正的，不管某些人如何不遺余力地歪曲歷史，無恥地污蔑謾罵毛澤東，毛澤東對中國，乃至對整個人類社會的貢獻都是前無古人的！毛澤東一生的革命歷程，不但充滿了曲折和傳奇，更是充滿了輝煌！盤點毛澤東一生的革命軌跡，從大的方面說，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兩個時期。在1921年之前，是毛澤東的學生時期和尋找革命真理的時期，也是毛澤東革命理念形成的時期。關于這一時期，今天的誹謗污蔑毛澤東者是較少置喙的。同時，對于毛澤東在其后的國共合作時期、土地革命時期、民族革命戰爭以及解放戰爭時期的作為，除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孝子賢孫，及其他國內外敵對勢力外，也少有攻擊漫罵者。但對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尤其是在人民公社化、大躍進以后，一直到毛澤東逝世這段歷史，那些中外的反毛小丑們就象可惡的蒼蠅一樣一哄而上了！　　

    對于1949年以后的毛澤東的攻擊誣蔑者，對于毛澤東的攻擊污蔑主要集中在反右運動、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包括三年困難時期的所謂餓死四五千萬的事）、文化大革命、關于個人崇拜、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等幾個問題上。　　　

    關于反右派運動　　

    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黨的建設，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于是中國就有了1957年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運動。1957年 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廣大黨員、廣大群眾和廣大黨外人士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干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和建議，這是積極的一面。但運動中卻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以為有機可乘，向共產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猖狂進攻，他們大罵共產黨專制獨裁，要求中國實行歐美政體，在執政上輪流坐莊，幻想輕而易舉地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為此，1957年 5 月15日，毛澤東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認清階級斗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 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于是，全國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反擊右派的斗爭。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央對1957年春夏的國內階級斗爭形勢估計得過于嚴重，加之地方的一些黨政干部和群眾存在小題大作、無限上綱、挾私報復的現象，致使反右運動被嚴重擴大化了。一部分忠誠的共產黨員、有才能的知識分子、與共產黨長期合作的民主人士、因政治上不成熟說過錯話的人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他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政治上長期受不到公正待遇，工作上長期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嚴重損失。　　

    反右運動主流上是好的，它有力地打擊了當時極少數右派分子的囂張氣焰，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對于鞏固年輕的社會主義政權，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反右運動中的失誤帶給國家和人民的教訓也是沉痛的。關于反右運動中的失誤，在指導思想方面，是由于中央對當時的國內階級斗爭形勢估計得過于嚴重造成的，其中毛澤東負有主要的決策錯誤的責任，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負有領導和監管錯誤的責任；在運動的政策方針執行方面，是由于當時地方上一些黨政干部和群眾，在落實運動的政策方針時出現了過激和偏差，其中的一些小題大作、無限上綱、挾私報復行為，導致了反右運動的擴大化，具體的責任者是社會中哪些素質低下的干部群眾，其中不乏居心不良的泄私憤、圖報復之徒。　　

    在反右運動后的若干年里，對于錯劃的“右派分子”沒有給予及時平反，對于后來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沒有及時摘帽，使這些人的右派帽子相對永久化，是反右派運動中失誤的錯誤延伸。　　

    關于人民公社化運動　　

    對人民公社化持強烈反對意見，甚至恨之入骨者認為，人民公社化就是一場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鬧劇，那種“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農村經濟發展的大鍋飯形式，不利于刺激廣大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堵塞了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的道路，是一條共同貧窮的荒唐路線！其實這種觀點是不切合當中農村社會現實的。持這種觀點的人,要么是別有用心的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殘渣余孽，要么是無知的后輩小生！眾所周知，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階級雖說是工人階級，而由于當時中國的工人階級人數很少，革命的主力軍卻是廣大的農民階級。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受盡了封建地主的剝削壓榨，深受土地兼并之苦的廣大中國農民，特別是最弱勢的廣大貧雇農，雖然在解放后獲得了土地等生產資料，但特別擔心中國走不出封建社會那種一個新政權建立后不久，隨之而來的新一輪的土地兼并狂潮的怪圈！為了保住和耕種好自己新得的土地，于是從1950年后的互助組和初級社運動，1956年后的高級社運動，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中國農村通過三個階段實現了土地集體所有化。這種土地集體所有化形式，為1983年取消人民公社制度以后，中國在沒有明確立法的情況下實現土地國有制，奠定了政策基礎。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時代的產物，它體現了翻身農民希望保住既得革命果實——土地的一種迫切愿望！確切地說，人民公社化運動是農民自發興起，共產黨加以引導完善的一種中國農村集體化的經濟形式。和其他一切農村經濟形式一樣，它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它也不像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說的那樣一團糟，壞極了！　　

    人民公社所確立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經濟體制，是兩千多年來廣大貧苦農民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美好愿望的具體體現，其最大作用是徹底杜絕了封建社會那種不可擺脫的土地惡性兼并的現象，使中國廣大農民在建國以后永久性地保住了土地這種基本生產資料，有效地防止了社會貧富不均：個別人豪富，絕大多數人赤貧社會現象的回潮！雖然后來人民公社體制被廢除掉了，但作為我國后來在人民公社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自然形成的土地國有制，卻為從根本上防止我國演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和成功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提供了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國有制保證！　　

    那么，人民公社化是不是一條共同貧窮的最糟糕的窮折騰的道路呢？現在攻擊人民公社化道路的少數人，常常拿現在社會的科學技術水平、生產能力、人們的生活水平和我們的綜合國力同人民公社化時代相比較，而結果是比較出了天壤之別——現在的人比那時的人吃得好，穿得好！其實這是一種極為缺乏最基本思維常識的荒唐邏輯！人所共知，人類社會從產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由野蠻向文明，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進步的。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社會的科學技術水平、生產能力和生活水平，在整體上只能不斷進步，而不會越來越差，所以人們不能拿今天的社會發展水平和過去相比較，而未來的人也不能拿將來的社會發展水平和今天相比較——三者之間根本沒有可比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建立在國民黨反動派丟下的戰亂不休、經濟崩潰、現代工業一窮二白、整個社會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上的，共產黨在建國伊始的首要任務首先是關注民生，打破敵對勢力經濟和軍事封鎖、穩定政權。民以食為先，在當時我國農業生產力和生產水平低下，現代工業基本空白的現狀下，怎樣在解決好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的同時，迅速發展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國防，是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議事日程。按當時的社會狀況，要解決貧窮和饑餓問題，就不能不關注農業和占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民問題。可以說，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化體制，是當時在中國歷史上無先例可循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農民對社會主義農村經濟發展形式的一種大膽探索。　　

    任何一種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拿發展的眼光來看，在我國一度實行的人民公社化體制不可能是最好的農村經濟發展形式，因為任何經濟經濟發展形式不管多么優越，都不可能在人類社會永久地保留下去，它都會被一種新的更加優越的經濟發展形式所代替！那么，我國今天的縣鄉經濟、政治體制，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否就比人民公社化體制優越呢？其實今天的縣鄉經濟、政治體制就是一種復舊，和封建社會的縣鄉經濟、政治體制相比，只不過多了各級黨委一元化領導罷了！至于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經濟體制，和人民公社化經濟體制比較起來，其差別就只有三點：一是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國有化和集體所有化的區別，二是勞動果實家庭直接擁有和勞動果實由生產隊核算分配的區別，三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利于刺激家庭成員的生產積極性，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化體制能夠統籌利用生產資料和生產力，充分發揮集體的力量——人多力量大嗎！而其最大的優點是勞動果實得以合理分配，杜絕了貧富的惡性分化！　　

    人民公社化運動作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改變貧窮面貌，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大膽探索的積極行為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的，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如果把它說得一無是處是別有用心的，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如果把它說得一無是處則應該無知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發起于農民之中，受到了共產黨的大力的扶持和引導，在共產黨領袖中，毛澤東是主要的提倡和支持者。人民公社運動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它是應當時的國情民意而產生的，不應該說成是中國共產黨的錯誤，也不應該說成是中國農民的錯誤，更不應該說成是毛澤東個人的錯誤！　　

    關于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是反毛者和擁毛者的另一個熱議點。由于建國后不久，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的基本情況認識不夠，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加之從中央領導人到普通群眾（包括毛澤東等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過分夸大人的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于是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并在1958年至1960年間，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的出發點是要盡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一窮二白的落后狀況，但由于大躍進運動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工農業生產上追求高速度、大規模、高指標，要求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在短期內以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的速度增長，導致瞎指揮盛行，浮夸風泛濫，造成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成了1959、1960、1961 三年困難時期形成的人為因素之一。　　

    在大躍進運動中，“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等戰天斗地口號，體現了一種人類渴望戰勝自然，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美好愿望和雄心壯志。但任何事物都不能絕對化，“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等戰天斗地口號，作為一種鼓舞人們戰勝自然，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雄壯口號是無可厚非的，而如果不能用相對的眼光對待這些口號，就會大錯而特錯了，須知自然界和科學技術領域是有其自身運行法則的，人類戰勝自然、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能力，是有著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性的。大躍進運動中有些人把“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等戰天斗地口號變成絕對化，助推了浮夸風的迅速形成。表現在農業方面，出現了糧食畝產量上萬斤、十萬斤，甚至蘿卜畝產量八百萬斤的荒唐的匯報數據！表現在工業方面，出現了不顧工業基礎薄弱，強行毀掉農具，毀掉飯鍋等生活用具，全國大煉鋼鐵的幾近瘋狂的局面。　　

    實事求是地講，大躍進運動的目的是要加快中國經濟的發展步伐，其美好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大躍進”這種口號的提法本身并沒有什么不妥——現在有些省市領導不是還有人提倡域內經濟要超常規、跨越式發展嗎？超常規、跨越式不就是要“大躍進”嗎！但大躍進運動中滋長的浮夸風，和幾近兒戲的全國大煉鋼鐵的瘋狂行為，則極大地危及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大躍進運動本來可以根據當時中國的經濟、社會現狀，在科學的規劃下，依照經濟發展規律健康地開展，但卻被從中央領導人到普通群眾（包括毛澤東等人）過分夸大人的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以及急于求成的指導思想引入誤區。在工農業生產上追求高速度、大規模、高指標做法如果違背了自然法則，超越了極限就會給全國的經濟、社會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對大躍進運動中的不和諧音符不是沒有人覺察的，但就像《皇帝的新衣》故事里的情節一樣，當時的絕大多數人面對瘋狂的人群，是誰也不愿意道出皇帝什么“新衣”也沒有穿的真相的。大躍進運動中的偏差和失誤，不能算作那一個個人的錯誤，而是有著廣泛的社會和群眾基礎的：指導思想和方針策略的失誤來自中央，浮夸風起自基層。大躍進運動使本來火熱的年代變成了幾近瘋狂的年代！如果說大躍進運動中的錯誤行為毛澤東應負決策責任，難道當時負責工業的周恩來、負責農業的劉少奇、負責黨務的鄧小平，以及各省、地、縣的黨政領導就不應該負領導的責任嗎，全國人民難道就不應該負起哄的責任嗎！應該說，大躍進運動中的錯誤是時代的錯誤。后來有人把大躍進運動作為全面否定和辱罵毛澤東的重要依據是不負責任的，甚至完全是為了泄私憤的！　　

    關于三年困難時期　　

    幾乎和大躍進孿生的“三年困難時期”的1959、1960、1961三年間，中國城鄉經歷了嚴重饑荒，并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其后，人們普遍認為，“三年困難時期”是由天災加人禍造成的：從1959年開始，由于旱澇等惡劣氣候的肆虐，全國出現了大面積的農業歉收，造成全國性糧食供應的嚴重不足，這是天災；大躍進運動中農村虛高匯報的糧食產量，導致各級據此征收的公糧數量增加和對糧食的浪費，加上蘇俄落井下石地向中國索要抗美援朝時期的債務，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這是人禍。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人口是呈下降趨勢的。除了正常死亡的原因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由于糧食供應的低標準導致了人口的生育率急劇下降，二是因為饑荒導致了一些人的非正常死亡。既然是饑荒，象中國數億人口的大國出現餓死人的現象是在所難免的，對于餓死人的事我們應該為之痛心，應該記取那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三年困難時期”是中國人民的歷史劇痛之一，但讓人不可容忍的是當時和現在的一些中外敵對勢力，對中國人民所遭受的災難不但不同情，反而幸災樂禍地給予嘲弄、誣蔑和造謠誹謗。當時一些所謂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學家”或“政治家”污蔑說，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缺乏反對黨監督造成的。這些人肆意造謠夸大“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到了近幾年，造謠者的造謠力度又有了進一步的加大：中國在“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被夸大到了四五千萬！三年之間，中國餓死了四五千萬人，這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須知，中國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的死傷人數是三千多萬，蘇聯在衛國戰爭中的死傷人數是四千多萬，而現在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三年之間餓死的人數，竟被造謠夸大為四五千萬！“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造謠者是想通過造謠告訴人們：看，共產黨是多么“無能”、社會主義制度是多么“黑暗”、毛澤東是多么的“罪惡滔天”！　　

    既然是全國性的大饑荒，“三年困難時期”直接餓死和因饑餓死亡的人是有的，但如果把當時餓死的人數毫無根據地夸大為四五千萬，就有失君子風度了。三年餓死四五千萬，那是會餓殍遍野的！如果造謠傳謠者是經歷過三年困難時的人，那他就是一個別有用心的無恥小人；如果信謠傳謠者是沒有經歷過三年困難時的后生小輩，那他就是一個不會分析判斷，不明是非，人云亦云的渾人。現在經歷過“三年困難時期”人有許多還健在，對三年之間中國是不是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心存疑問者，最好的辦法是到城鄉各處去抽查訪問一下，謊言是不好掩蓋事實的！　　

    關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為了防止蘇聯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防止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復辟。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發表，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　　

    《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闡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目的、斗爭對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關政治規定。決定說：“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決定說，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決定申明：“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于軟弱的無能的狀態。”決定強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決定說，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須嚴格區別各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決定規定：“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系的最好的橋梁。它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決定指出，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陶鑄任顧問；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為副組長；謝鏜忠、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任組員。按當時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文革小組是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隨后全國各省市相繼建立了各種紅衛兵組織，實現了“全國一片紅”。紅衛兵以大學和初高中學生為主，包括了全國的廣大工農群眾。　　

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開始，到1976結束，先后經歷了十個年頭。褒之者稱之為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形勢大好的十年，成績輝煌的十年；貶之者稱之為一場人類浩劫，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瘋狂的十年，動亂的十年。　　

    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體現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兩類人的不同感受：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是形勢大好的十年，成績輝煌的十年者，是當年參加過紅衛兵組織，并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過大鳴大放，充分享受過發言權的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類浩劫，是瘋狂的十年，動亂的十年者有三類人，第一類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揭發出歷史問題、現行問題的已經被推翻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孝子賢孫；第二類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批斗過的貪污腐化、生活墮落分子和真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三類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沖擊、被冤枉的普通群眾、知識分子和優秀的黨員干部。前兩類人仇恨文化大革命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沒有什么值得同情之處；后一類人對文化大革命有怨氣是在情理之中的，是應該獲得全社會的同情的，當年給這些人制造冤假錯案者，不管是別有用心，還是出于誤會，都是一種犯罪行為，即使沒有受到懲罰，也要感到萬分羞愧！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群眾運動，是一次全國性的民主大嘗試。正象《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所闡述的那樣，文化大革命是旨在放手發動群眾，通過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進入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從時代的角度、歷史的角度和整體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主流，問題是支流。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通過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使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使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信念深入人心，使全國人民逐漸拋棄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思，以及封建的風俗習慣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思想，有效地預防了當代資產階級思潮和生活方式的侵蝕，清除了腐敗墮落分子滋生的土壤，查挖出了一批有歷史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和潛伏的美蔣特務，堵塞了帝國主義國家幻想使中國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后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沒有象蘇聯一樣滑向資本主義，文化大革命對全黨和全國人的深刻教育功不可沒——沒有什么人能夠突破中國人民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信念的底線！文化大革命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來說，功在千秋！　　

    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上大力倡導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作風和為人民服務理念，大力倡導公而忘私、集體主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敢于主持正義、敢于和壞人壞事做斗爭、勇于批評和自我批評、崇尚清廉、鄙視貪污腐化、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不打折扣等健康向上的精神和風尚。社會上助人為樂、拾金不昧、工作不挑肥揀瘦、不圖名利等典型人和事層出不窮。是歷史上少有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社會犯罪率極低的清平時期。　　

    象歷史上一切社會和思想變革運動一樣，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沒有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現象，不可能不出現負面的東西！文化大革命負面的東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在“破四舊立四新”運動中，一些幼稚的紅兵，沒有弄懂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宗旨所在，分不清哪些是封建思想和文化的糟粕，哪些是優秀民族思想和文化的寶貴遺產，令人痛心地破壞了一些不可再生的文化遺址、遺跡、價值連城的文物和風格獨特的古代建筑。其二，一些激進的紅衛兵不分好歹，錯把黨的優秀干部，包括一些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當成走資派給予殘酷批斗，對于偶爾說了錯話辦了錯事的普通群眾，和已改造好的舊社會過來的剝削階級分子施以非人的待遇。其三，在紅衛兵運動中，由于全國各地派系林立，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包括部分當權的走資派就趁機渾水摸魚，拉一派打一派，煽風點火，挑動群眾斗群眾，使各地一度陷入混亂狀態，并出現武斗現象。其四，一些居心不良，泄私憤圖報復的無恥小人，通過偽造子虛烏有的證據，亂上綱，亂株連，殘酷逼供，任意羅織罪名，無情地打擊報復善良群眾和正直的黨員干部，制造冤案甚至逼死人命。其五，各地紅衛兵組織出現了“踢開黨委鬧革命”和“砸爛公、檢、法”的現象。其六、個別別有用心的人提出了“揪軍隊一小撮”的口號，有些紅衛兵組織企圖或已經沖擊了軍隊。其七，派性斗爭使一些農村和工廠一度出現了停產或半停產狀態，并一度造成交通運輸不暢、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短缺現象。　　

    看待任何問題都不能絕對化，都不能一層不變，都要用發展的眼光，一分為二的去看待，因為任何一種事物都存在著兩面性。對于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和失誤是不好用百分比去計算的。我們反對因為崇敬毛澤東而矢口否認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更反對因為和毛澤東的私仇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無中生有地造謠誹謗毛澤東！　　

    關于個人崇拜問題　　

    因為對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特殊貢獻，從土地革命時期開始，毛澤東逐漸在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中樹立了崇高威望，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毛澤東的信賴和崇敬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毛主席萬歲”和“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口號響徹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城市和鄉村。毛澤東逝世后，誹謗和污蔑毛澤東者以為時機成熟，于是就拿“毛主席萬歲”和“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兩個口號大做文章，攻擊毛澤東生前大搞個人崇拜，并揚言要把毛澤東從神壇上拉下來！　　

    確切地說，“毛主席萬歲”和“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兩個口號就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產物。但不管誹謗和污蔑毛澤東者如何不遺余力地攻擊毛澤東生前大搞個人崇拜，好像又從沒有拿出過毛澤東暗示或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對自己進行“瘋狂”崇拜的過硬證據來。呼喊“毛主席萬歲”和“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口號，反映了全國的工農群眾對領導自己翻身得解放的偉大領袖的無比感激和崇敬之情，這是別的什么人所不能夠享受得到的！就是說，要想人民對你“瘋狂”地崇拜，你得有資格，你得曾經為全國人民甚至全人類做出過巨大貢獻才行！　　

    據說最早呼喊“毛主席萬歲”的不是別人，正是現在有人企圖美化的人民公賊蔣介石，其次就是陜北一個集市上的趕集農民。但也有人說是黃炎培先生或者彭真同志。其實后來大肆攻擊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的人，也可能就是當初呼喊“毛主席萬歲”和“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最賣力的人，我們應該無比鄙視這類毛澤東在世時極盡諂媚之能事，毛澤東逝世后又對其大肆攻擊的無恥小人！　　

    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績問題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帝國主義分子和中國被打倒的反動派們就曾斷言，共產黨打仗是內行，搞經濟、搞建設卻是外行。于是，那些帝國主義分子和中國被打倒的反動派們就耐下心來，等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濟破產，困死餓死。但事與愿違，從1949年建國至1976年毛澤東逝世的二十七年間，中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沖破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軍事封鎖，排除國內反動派及其殘渣余孽的干擾破壞，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全面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業、工業、國防、外交和科學技術等各個領域里都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并建立起了相當規模、技術水平較高的工業化體系和一套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農業上通過興修水利、改良品種、優化種植模式，提高了糧棉產量，初步解決了七億多人口的吃穿問題；工業上在煤炭、石油開采，以鋼鐵為主的金屬冶煉，以汽車、輪船、飛機為主的機器制造等行業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國防上改變了建國以前軍隊單一陸軍兵種的舊格局，實現了能夠初步陸、海、空以及導彈部隊協同作戰的國防力量新格局，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印戰爭、珍寶島戰役和抗美援越斗爭的勝利;科學技術上取得了原子彈、氫彈的試驗成功，導彈、衛星的發射升空，萬噸遠洋巨輪的下水等豐碩成果；外交上打破了在帝國主義勢力經濟、軍事封鎖的情況下較為孤立的局面，實現了與蘇聯的初步緩和，以及與美日等國的對話與建交，為以后的改革開放打下了牢固的經濟、國防、外交等基礎。　　

    這些年來，一些人老是拿現在的科學技術、社會生產能力和人們的生活水平與毛澤東時代相比較，目的是為了證明毛澤東如何地缺乏治理國家和領導經濟工作的能力。一小撮反毛的丑類甚至無視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取得巨大成就，瞪著兩眼，通過無中生有的造謠，無恥地否定，甚至妖魔化毛澤東時代，把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形容為哀鴻遍地、餓殍遍野的人間地獄！這正應了那句老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關于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現代的革命實踐，以及優秀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它面對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揭示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它把中國人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加以科學的總結和概括，使之上升為理論，并從而去進一步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　　

    毛澤東思想可分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哲學思想、軍事思想等幾個方面。毛澤東思想博大精深，可以涵蓋社會問題的方方面面。毛澤東思想的深刻內涵不只表現在幾篇講話稿和即興談話記錄上，更是表現在一些光輝論著上，比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比如《論持久戰》、比如《矛盾論》、比如《實踐論》、比如《論聯合政府》、比如《論十大關系》等。　　

    有些人說，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全體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這話十分正確。撇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和優秀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影響不說，如果沒有孫中山、陳獨秀、李大釗等先行者留下的可貴經驗和沉痛教訓，如果沒有無數優秀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的無私奉獻，以及無數革命先烈的無私犧牲，就不會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更不會產生光輝的毛澤東思想！　　

    善于吸納和概括總結別人的實踐經驗，使之升華為指導社會實踐的理論體系，是毛澤東的獨特智慧：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人對革命道路的探索成就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葉挺、林彪、劉伯承等人的軍事實踐，成就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成就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馬克主義哲學思想和中國傳統的哲學觀念成就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魯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在文化領域的貢獻，成就了毛澤東思想在歷史和文化上的科學觀點。　　

    中國有那么多的共產黨人，毛澤東思想為什么不叫做別的什么人的思想？因為毛澤東是一個智慧超人、心胸寬闊、善于吸納知識精華、善于總結經驗教訓的歷史巨人！說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全體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十分正確的，但企圖以此給毛澤東在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打折扣，或以自己在革命實踐中的丁點心得體會和毛澤東思想爭輝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光輝的思想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即將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那種認為毛澤東思想已經過時，已經不符合當代中國情，主張拋棄毛澤東思想的人是無知的！那種被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打到的反動派的孝子賢孫，大肆污蔑謾罵毛澤東思想是無恥的！　　

    老話說，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和一切普通人一樣，在毛澤東一生的革命實踐中，不可能一貫正確，存在這樣那樣的過失和錯誤是在所難免的。毛澤東的過失和錯誤或許對某個具體人造成過重大的傷害，但其所犯的過失和錯誤與他一生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所作的巨大貢獻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　　

    在個別無恥的謠言家看來，好像謠言重復一千遍就會成為真理，其實不然，歷史是靠事實說話的，不是可以由個別無恥的謠言家任意編造的！至于毛澤東在他一生的革命事業中是為中國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還是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甚至十惡不赦的滔天罪行，好在毛澤東時代并未遠去，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人們，人人心中都有一桿公正之秤，無需個別無恥的謠言家在哪里絞盡腦汁繞舌！　　

    領袖已化清風去，余暉至今耀長空。九霄不傳驚世音，誹長流短任說評。　　

    蚊蠅嚶嗡誠可惡，昏鴉噪聒難為聽。慢道浮云能蔽日，試看昆侖刺蒼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