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雨晨:革命化和知識化,孰重孰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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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剛才看到一篇文章,叫《央行揭貪官外逃路徑:過萬官員外逃 攜款8000億》。一看標題,產生的第一感覺又是我黨的干部出了問題,但細細思索,才發現真正出逃的,無一不是那些攫取了國家權力的精英們。因為發出這篇舊文,以期引發革命化和知識化孰重孰輕的進一步思考。)
深圳市機構改革的報道中有幾個字很醒目,很刺眼,就是“16名新亮相的一把手中,有11名有碩士以上文憑”,各大網站、報刊的新聞轉發里,這個11人的文憑都是重頭戲,依然是很醒目,很刺眼。
從哪天起文憑成為領導干部提拔的標準、分量的象征已不可考,大約有二十年了吧。附著這個知識化而來的,還有專業化,然后是年輕化。當年的“四化”,唯有“革命化”早已銷聲匿跡。在這個沒有“革命化”的日子里,我們的官場變得千姿百態。這個千姿百態的具體表現,就是萬馬齊喑、魚龍混雜、濫竽充數等等。為什么呢?
有文憑未必有學問。我不知道深圳的那11位是不是真文憑,有網友說應該曬曬他們的文憑,這個是不是過分也不好說。但是,二十年來,我們見識過太多的假文憑這倒是真的,可以這么說,自文憑熱以來,通過在職學習而讓自己的初中高中文憑變成本科研究生文憑的,幾乎全是假的,因為他們的考試是請人代的、作業是請人做的,論文是請人抄的,這種狀態下,能讓自己學問附體?何況即使是真的研究生,也不見得研究出了什么?不是有一個說法,現在的論文抄襲已經成了常態嗎?不能靜心于學業、獨立于思考、潛心于研究和創造,這個研究生豈不也很平凡普通?再者,現在的大學管理十分人性化,學生可以天馬行空,教師可以若隱若現,這樣的局面,文憑里又能藏著多少學問?
有學問未必有能力。就算他們的文憑是真的,學問是有的,但能不能形成領導能力也還值得推敲。領導是什么?是駕馭,是統領,是組織,是協調,是臨機應變,是臨危不懼。專業化以來,很多領導通曉分子式,但就是在矛盾處理中一籌莫展;知識化以來,很多領導熟諳經濟運行規律,但就是不知道經濟其實是和社會、政治、文化等緊密相連的;年輕化以來,很多領導分析國際國內形式口若懸河,但就是在群體性事態里噤若寒蟬。為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經過風雨的洗刷,實踐的歷練。他們擅長于構想和謀劃,可惜這個構想和謀劃都是建立在書本上的、狂想上的,與現實社會大相徑庭甚至南轅北轍。
有能力未必有境界。也許他們有真學問,有硬本領,但是否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還值得探討。反正我們都知道,不正的心術加上不薄的學術,必定產生不祥的權術。其危害之甚,17大以來有17個落馬高官可以證明。因此,當官終究靠的還是一種境界。
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革命化”,就是一種信仰、一種精神、一種立場,就是用什么價值觀和世界觀去做官的問題。很久以前有句名言,叫做“要當官就不要發財,想發財就不要當官”,這個很有道理。當官的基本職能是聚集民心,我們靠什么來聚集民心?當然靠的是無私無畏、無欲則剛 。市場經濟里,我們不阻止任何一個人去發財,但你不要當官,因為一旦有了發財的念想,這個官就肯定當不好了,這個世界觀一定要在我們的領導們的心里生根發芽。我在一篇文章里曾舉過四個例子,是說毛主席、諸葛亮、周恩來和焦裕祿的,說他們四個能“生離時有萬人相送,死別時有萬人相哭”,這就是當官的最高境界。
那么,當官的境界從哪里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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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境界從實干中來。不了解民眾的疾苦,就不知道為何朱門酒肉臭;不經歷一個一個具體問題處理的磨礪,就不能擔當更重大的責任。我們很反感目前的一種趨向,就是領導的秘書們,放下來就是黨政正職或主要副職,這種做法其實是在誤黨誤國。他們無功受勛,那些長期苦干的人怎么平衡心理?他們空懷理論和關系,怎么能駕馭復雜萬變的政治和社會局勢?他們的上任固然能滿足領導們一時的利益和虛榮,但領導們又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置在何方?還有就是,某些領導說起來全是“民生”,全是親民愛民,但做的卻全是“官生”,這是一種隱蔽很深的官僚,這些都值得深思。
其次,境界從群眾的口碑中來。這里不說什么金杯銀杯不若群眾的口碑之類的東西,但要提醒幾種現象。一是無視群眾的口碑。這個我們看得很多,可以這么說,全國上下,依據群眾口碑而提拔重用的干部,幾乎還是空白。哪一次的任前公示或新聞報道,除了報道該人的文憑和官場痕跡,可有半點群眾的口碑在里面?相反,我們黨、我們國家真正需要的,是薄熙來等一批說到做到、一切為群眾考慮的好領導,可現實情況又如何呢?二是封鎖群眾的口碑,有些地方官場很怪,凡是群眾擁護的,他們就堅決反對,可謂是妒火攻心、槍打出頭鳥啊。三是制造群眾的口碑,當然是通過組織策劃和恩惠施與,讓群眾違心地“夸贊”。總之,群眾的口碑能很大程度地決定干部的升降,這個要作為一種干部任用管理的重要因素,在克服某些問題的基礎上,給予常態化。
第三,境界從學習中來。干部再學習的問題值得異常重視。很多干部除了當年在學校所學,基本上是與書無緣了,因為他們有太多的官場應酬、太多的娛樂消遣,加之自我感覺良好,在目前的官場混得如魚得水,也就放棄了學習的念頭。學習的滯后,導致很多地方在執政中束手無策。比如,十年前,對某些事態可以采取高壓政策,效果還好。但是,由于不學習,他們不知道政治和社會形態已發生了根本變化,順民、愛民、親民已成為行政的主流,還一味地高壓,當然會激化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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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到底怎么在以“文憑”代表的知識化和以“境界”代表的革命化中取舍,應該引發一場討論了!(2009.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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