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繼續革命　　

周承友　　

摘要：本文從社會主義國家傳統公有制經濟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出發，說明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繼續革命的必然。回顧了傳統公有經濟改革的典型歷程，揭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繼續革命的內容和實質。它是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化革命、市場經濟的公有制革命和解散經濟領域壟斷的知識管理者階層革命的三重統一。　　

關鍵詞：社會主義  公有制經濟   繼續革命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在一國范圍（城鄉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確立，是該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的主要標志之一。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建立，到1930年代中期，蘇俄社會經濟的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基本完成，消滅了私有制經濟，包括全民所有制（由國家代表）和集體所有制在內的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又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形成及其統治地位的確立。這樣，不僅使蘇聯在短期內兩度（于二戰前后）建成了世界第二工業和軍事強國，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且還形成了與資本主義世界抗衡的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可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優越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的。　　

當然，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發展過程都不是直線型的。受歷史條件的限制，由社會存在所決定，這些早期社會主義國家大都誕生在經濟和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度和地區，而且其外部也面臨著嚴峻（或冷戰）的國際環境，由此形成的這些早期或傳統的公有制經濟又是一種特殊的、不完善的公有制經濟。它雖然建立了以全民所有制（國家所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發展的公有制經濟體系，但還是以管理者和國家（行政）計劃為主導的，還缺失內在的勞動群眾主導和公有的經濟產權調節主導等建制。因而，它還不能長久地、更好地促進社會化大生產和人民需要的共同發展，其具體表現主要是：一、它不便于充分調動全體勞動者和各個生產經營單位的自主性和積極性；二、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千變萬化的社會需要，容易造成產銷脫節和比例失調；三、還容易帶來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膨脹及管理權的壟斷，從而滋生官僚主義和管僚主義者階層（或階級）等等。可見，傳統公有制經濟的繼續革命，就是其歷史的必然。1950年代，由前南斯拉夫開始的全民（國家）所有制經濟的改革，實際上已拉開了它的歷史序幕。當然，這個序幕及其后來在多個國家的展開卻走上了歧途。　　

回顧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改革，可以說，前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新中國等三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是其典型代表。至于蘇東劇變及其后的歷史則是另一回事。　　

前南斯拉夫建國初期，鐵托等人依據蘇聯的經驗，也建立了全民（國家）所有制為基礎的高度集中的國家計劃管理的經濟體制，但其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農業集體化）還未完成。1948年南蘇關系分裂，為南共探索社會主義新形成提供了契機。南1950年開始的經濟改革，是以對公有制的重新認識為突破口的。鐵托等人認為，國家所有制否定了直接生產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也容易造成龐大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與技術的壟斷權，產生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者；他們根據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和國家消亡等思想，主張實行工人自治的社會所有制及其基礎上的社會計劃和聯合勞動。其社會所有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既不屬于國家，也不屬于集體，而屬于整個社會，其特點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勞動者直接管理生產和支配勞動成果，表現為企業自治；同時，國家經濟職能開始消亡。與此相應地，他們承認社會主義生產也是商品生產，為市場生產，市場聯系成為社會主義經濟普遍的聯系形式，價值規律起主要作用，以市場調節為主。它經過1950年開始的工人自治和國家經濟職能的消弱，到1965年的重大經濟改革，承認市場自由價格，外貿自由化，擴大企業再生產權力和對外開放，允許外商直接投資，進一步弱化國家經濟職能，以市場調節為主的新經濟體制逐漸形成，再到1971年確立聯合勞動時期，其經濟改革大勢落定。但其實踐表明，轉移給工人集體的權力，很少落實到直接生產者而大部分轉移到工人集體的領導集團，形成新的經理和技術專家階層，企業自治基礎上的聯合勞動和社會計劃的作用不力，社會所有制本質上表現為一種企業所有制（并不同程度地為地方政府所控制），社會經濟發展常常處在自由化和失控狀態，并導致一般職工群眾和經理技術專家階層的突出分化，工人自治的社會所有制變質。另一方面，南共自1951年扶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1953年基本放棄農業集體化改造，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實行對外開放，大力吸引外資，在農村一直是個體經濟占優勢，城鄉私有和外資經濟獲得廣泛發展。結果，經濟發展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雖有大的提高，但社會階層階級分化明顯，國民經濟走向半殖民地化，整個社會經濟性質實質上發生了轉換。　　

匈牙利，在1968年宣布實行全面的經濟改革。它主張，兩種所有制即全民（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并存，不分高低，強調擴大企業自主權，貫徹物質利益原則，又沒有放棄對企業的控制；它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所在，但計劃決不等于指令性計劃，強調國家計劃應當通過商品貨幣關系，通過價格、稅收、工資、獎金、貸款、利率等經濟杠桿而實現，讓生產資料進入市場，放開大部分商品價格。經過改革，到1972年，匈牙利已初步形成了計劃指導與市場積極作用相結合，中央對經濟的領導與擴大企業自主權相結合，經濟調節與行政干預相結合而以經濟調節為主（對企業還擁有行政干預，企業并沒有獲得相對獨立和自負盈虧）的新經濟體制。隨后，進一步完善新體制，到1980年代初還提出了社會主義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可以適當分開，由國家代表全民行使所有者職能的理論，并在國營企業實行兩種新的領導形式：一是在大中型企業，由工人代表、企業領導代表、黨組、工會和共青團代表組成企業委員會，決定企業重大問題。企業仍實行廠長負責制，大型企業廠長由政府任命。二是在中小型企業，它的廠長由工人選舉或招聘，工人有權罷免廠長。廠長要與企業上級領導機構簽訂合同。廠長負責廠領導班子的組閣。1980年代中期，還與前南斯拉夫一起，明確提出了建立市場經濟的目標。1988年在社會主義陣營里第一個通過了所謂“公司法”。另一方面，它又堅持在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放寬對個體私有制經濟發展的限制。由此，個體和私有經濟獲得較快發展，到1980年代私有和個體經濟活動已構成國民收入的1/3。經過改革，社會經濟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也有較大的提高。但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矛盾突出，廣大勞動者也并未獲得經濟主導權，社會階層階級分化明顯。若將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匈南兩個改革的半社會主義國家與同時期的美日兩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財富的分配狀況相比較，可以發現：匈南兩個國家社會財富分化水平與美日兩國的情況大體相當。據他人統計，如果將居民收入高低等分為5個組別，最低的20%與最高的20%的居民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美國為5.3%和39.9%，日本為8.7%和37.5%，匈牙利為6.9%和35.8%，南斯拉夫為6.6%和38.7%。　　

新中國的經濟改革，源頭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于1978年的經濟改革，主要表現為：安徽農村的生產經營責任制（即農業大包干），四川城市的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觀點的提出以及對外經濟開放氣氛的形成。1979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開始籌建。1980年代初，農村家庭承包經營普遍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散，農村集體經濟瓦解，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興起。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它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政企公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理論。由此，開始了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改革。廠長（經理）負責制、“拔改貨”、“利改稅”、企業破產、勞動合同制、承包制、“價格雙軌制”等逐步推行，股份制試點開始，私有經濟合法化。到1992年前，中國的經濟改革主要是借鑒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經驗。但與它又有較大的區別，主要是：以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為表現的對外開放，則大大超過了前南斯拉夫的對外開放程度。這點，又類似于東亞“四小龍”的發展經驗。　　

蘇東劇變后，1992年，鄧氏發表“南巡講話”，提出了主要是防“左”，破除“姓資姓社”，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新認識等觀點。由此，中國的經濟改革迅速轉向和大力吸收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想等階段。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首次提出了資本、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等概念，提出了建立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包括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與資產所有者職能分開）、按勞分配為主的收入分配制度、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發展外向型經濟、使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實現互接互補等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和對外開放導向。其所謂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實質上就是資本（股權）主導的企業制度，它與資本主義的公司制企業已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對外開放也要與資本主義接軌。由此，自1992年起，中國經濟改革實踐已徹底轉向。隨即，鄉鎮企業改制（私有化），《公司法》頒布，國有企業改制（企業身份置換），“抓大放小”（國有中小企業私有化），規范破產，下崗分流，職工身份置換，按要素分配（即按資分配），“國退民進”和縣域經濟民營化（大規模的私有化），產權多元化，尋求國外戰略投資者等等，原公有制經濟的產權關系、勞動關系、分配關系急速蛻變，個體私有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和對外開放的發展浪潮興起；發展進程上，從1993年起，每兩年走一大步。同時，房地產、礦產、無形資產市場化，科教文衛和福利保障市場化等浪潮也興起。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非公有經濟已超過所謂的公有制經濟而占2/3，一個本質上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與國際資本主義經濟“接軌”的半殖民地化的中國新經濟體系的框架初步形成，社會財富和階層階級分化也急速和突出。中國以另一種形式實現了舊制度的復辟。中國卷入2008年的世界金融經濟危機之中，就是其初次證明。　　

歸結起來，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改革，基本上是在兩個層面上展開的：不同所有制等經濟類型層面和經濟形式、組織運行層面。從經濟形式、組織運行層面上看，它們都不同程度地承認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機制及其對外開放的地位作用，肯定商品關系和市場調節及其對外開放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的普遍性，甚至是讓市場調節大于計劃調節或者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從經濟類型層面上看，原公有制經濟改革或改革后的所謂新公有制經濟都在實質上帶來了勞動者的經濟上的權和利的被剝奪，一個知識管理資本家階層逐漸形成和社會分化？都允許和積極發展個體私營和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改革結果，是其整個國民經濟逐漸離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性質。　　

如何破解這三大問題，跳出公有制經濟改革的“這個悖論”，實質上就解答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繼續革命問題。　　

筆者認為，破解上述問題，首先必須突破傳統的所有制和公有制觀念，科學而完整地理解社會主義公有制。因為《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可見，所有制（包括公有制和私有制）概念的重要性。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經濟關系）的基礎甚至總和，“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經濟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馬恩選集》第24卷第44頁）；根據歷史上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三種不同私有制的根本區別所在——主體勞動關系（勞動制度）的不同，就必然得出：所有制本質上是指資產（生產資料）與勞動的結合關系，它包括資產權利關系和主體勞動關系及二者的結合等三個方面的內容。根據馬克思的新社會公有制，是“利用公有生產資料進行勞動的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馬恩選集》第4卷第170頁）；是“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的重建個人所有制”（《資本論》第1卷第832頁）等思想，又必然得出：公有制就是指資產（即生產資料）公有與自主聯合勞動的結合關系，實質上就是資產的所有權，經營管理權，收益權等全部資產權利逐步向每個自主聯合勞動者的回歸。再則，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發展要求，必然建立以全民所有制為基礎的公有制經濟及其基礎上的計劃調節，才能克服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與社會化大生產發展之間的對抗性矛盾，超越資本主義。但同時，受生產力和勞動者素質發展上局限，在社會主義時期，特別是其不發達階段，全體勞動者還不可能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與其公有的生產資料的自由自愿的結合，還只能實行部分勞動者與個別生產經營單位的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因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之間還是一種不完全的直接結合，于是勞動者及其生產經營單位的勞動還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還存在個別局部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當然，它是公有制經濟范圍內的由計劃調節的非對抗性矛盾。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基礎形式及其內在矛盾狀況的揭示。　　

其次，從經濟形式和組織運行層面上看，自然經濟、商品經濟 、產品經濟各自占統治地位時期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大階段。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別是全民所有制的建立，必然內生其計劃調節，基本克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內在的個別局部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但理論和實踐又表明，公有制經濟內生的計劃調節，還是從社會勞動的總體出發的調節，還不能完全適應個別局部勞動發展和千變萬化的社會需要，還需要從個別局部勞動和適應千變萬化的社會需要出發的調節——市場調節，還需要保留商品（市場）經濟形式。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師都曾重視和強調商品經濟和市場調節的作用，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改革也都肯定商品關系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這決不是歷史的偶然和誤會。當然，受公有制經濟關系及其計劃調節的限制，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必然是向產品經濟過渡著的有限的商品（市場）經濟；又可以說，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經濟經過公有制革命而形成的新型的商品（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新型有限的商品（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就是本質上的對立和表象上的同一。　　

由此可得，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繼續革命的實質：是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化革命和市場經濟的公有制革命的統一。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化革命的本義在于：社會主義經濟還要保留商品（市場）經濟形式，還必須充分吸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創造的積極成果，如它所創建的兩權分離的現代法人企業（公司制）形式，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完整的法律司法調節等這些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一般的經濟組織形式和運行機制。而市場經濟的公有制革命，則是社會主義經濟超越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所在。　　

市場經濟的公有制革命，就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相互結合與相互改造。筆者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關鍵在于，在公有制的實現方式上必須實行“兩個分離制約”：一是公有產權關系分離，即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的分離制約；二是主體勞動關系即自主聯合勞動關系的分離制約，包括全體自主聯合勞動者與其所有權代理者分離制約（表現為由全體勞動者選舉或定期改選對他們負責的非行政化非官僚化的所有權代理），企業全體勞動者與企業法人財產權（或經營權）代理者的分離制約（表現為組建自主聯合勞動的法人企業）。歷史事實表明：公有制經濟缺失其主體上實在的自主聯合勞動制度以及自主聯合勞動關系的分離制約，是公有制經濟之所有變成非公有制經濟或半公有制經濟的根由所在。公有制實現方式上的“兩上分離制約”，是公有制與商品（市場）經濟實現宏觀和微觀上相互結合與相互改造的理論基礎。公有制實現方式上的“兩個分離制約”，不僅能實現公有制與商品（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而且能改造出一個新型的商品（市場）經濟架構：即由自主聯合勞動的法人企業、有限而相對完整的市場體系、自主聯合勞動總體（或公有權總代理）等組成的內在的三角穩定結構，并且自主聯合勞動總體（或公有權總代理）憑借其公有產權分離制約關系和自主聯合勞動分離制約關系而實施內生的計劃調控。從而使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真正地“揚棄”和優越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由此，市場經濟的公有制革命的結果：其商品和市場范圍必然有限，市場調節不再第一，勞動力雖然也自由流動，市場可以衡量其勞務價格，但勞動力不再表現為商品。因為這里的勞動力作為公有制的自主聯合勞動者能夠共享經濟權力和資產的剩余收益，變成了“共享經濟人”。如此可得，社會主義商品價值（w）=公本價值（c）+勞務價值（v）+共享價值（s）=公本價值（c）+勞務價值（v）+企業共享價值（s₁）+社會共享價值（s₂），資產（含無形資產）公有規律，自主聯合勞動規律，計劃發展規律、價值規律、按勞分配規律、共享價值規律等，也可能構成社會主義新型有限商品（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可見，經過市場經濟的公有制革命，會帶來舊的商品（市場）經濟的產權關系、勞動關系、分配關系及其經濟調節方式和運行規律的全面革命。當然，其資產階級法權也并沒有消失。　　

最后，從不同所有制等經濟類型的性質和作用上看，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改革中，積極發展個體私有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是違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等社會發展規律的。早期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的發展確實存在不同的層次，但它是公有制必須采取多種形式或層次的根據，而不是讓非公制經濟泛濫的理由。即使是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那里的小生產也走上了協作或聯合的道路。同時，社會主義新型有限商品（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經濟之間的本質對立和形式同一的關系表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的“接軌”或“融合”注定是一種“混血兒”。雖然可以與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建立某種聯系，但應當發展的是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勞動主導的全球化。因此，社會主義國家里廣泛發展個體私有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進而瓦解社會主義的重要突破口，是在培養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與推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是背道而馳的。　　

總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繼續革命：就是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化革命和市場經濟的公有制革命的統一；從經濟活動主體上看，它又是通過階級斗爭和民主制度而解散經濟領域的壟斷的知識管理者階層，防止知識管理資本家滋生的革命；是三重革命的統一。由此 ，反觀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改革，卻主要指向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化革命一個方面（并且還過渡市場化），而忽視和背棄了商品（市場）經濟的公有制革命和解散經濟領域的壟斷的知識管理者階層革命，讓非公有經濟廣泛發展，與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融合，其結果也就必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改革的失敗變質和半殖民地化。　　

               2010年7月草就，　2011年6月13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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