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書》通篇說的是讓帝王對百姓進行“愚民、貧民、弱民、辱民的流氓政治”。說白了就是將百姓當狗使喚的厚黑馭民術，此馭民術雖使秦統一六國，但因赤裸的殘暴加于全體百姓，所秦滅亡也快。
　　
中國法家的法治，其基本面仍是沿襲西周來的禮治。法家的法治本質與儒家的君主專制獨裁是完全相同的，它也將勞力者的百姓當小人、女人難養也。也必接受”勞心者治人“的辱民理論，目的就是要把人訓成狗。
　　
儒家比法家更肯定了帝王的專制獨裁是“君權天授”。在“君權天授”的基礎上，儒家更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做為它的“仁政”來支撐暴政的倫理。
　　
啥是“仁政”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克己為首要，克己為了復禮，克己復禮就是仁的表現。“禮”就是社會制度，就是道德與法律。
　　
“禮”的內容在孔子眼里就是三綱五常。“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于君、父、夫。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綱紀關系，其表現為：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讓子亡，子不得不亡。

“三綱”的社會秩序就是在人之間制造貴賤、尊卑，其內涵就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綱紀維系君子的絕對權威。因此，三綱五常建構的“禮”。就是儒家治國的政治架構。遵守了三綱五常，就是“仁”的行為。　　
　　　
那么法家遵循儒家禮是怎樣愚民、貧民、弱民、辱民和耍流氓政治的呢？《禮記王制》曰：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政，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而非澤，以疑眾，殺；
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此四誅者，不以聽（所謂“不以聽”，既不必經過正常的由下而上的訴訟程序）殺。

公元前496年，以施“仁政”自稱的魯國大司寇孔子代行宰相之權，“殺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史記孔子世家》。問：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而非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 此乃中華歷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例因思想言論被孔子所殺之案。
　　 　　
儒家還給“禮”設計了一系列細則“剛、毅、木、訥近仁。”，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通過 孝、慈、恭、順、敬、和、仁、義等，束縛人們的思想，把人們變為統治階級的忠實奴仆，以達到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目的。也就是說：臣民遵守了這些細則，就遵守了三綱五常，就是克己復“禮”了。
　　
儒家認識到的“天理”，并不是“人的天賦本能必須獲得自由才可以幸福”，而是“天生的父權”引申的宗法制度，通過國君對天地對祖上的祭祀，類比想象出的“君權神授”，達到“天子統治”全權目的。所以，他們并沒有把本能的需求視為“個人的天賦權利”。而是用各種禮法殘害人的本能需求，所以，儒家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沒有絲毫捍衛自由的民主觀念。
　　
“外儒內法只是在董仲舒的操辦下，將“存天理滅人欲”當作漢朝的政治綱領。使儒家倫理法制化。專制殘酷將人當狗的法律，被披上了一層“外儒”的“仁政”倫理牌坊。
　　
從此，枉法亂法知法犯法就成了權貴的專利，百姓學習禮教傳承禮教，只能是在做奴與考得功名后做狗奴兩者間選擇。不論朝代怎變換，做奴與做狗奴才的“周期律”不會變，這都是因為有了“外儒內法”！
　　　　　　
歷史也反復的證明，“外儒內法”產生的自上而下的貪欲和上層為了挾制下層，有意放縱下層內斗的權術，勢必造成官員道德低下，社會只能停留在將人當畜進行分等馭民愚民人治的野蠻時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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