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完成毛主席遺愿而寫文革：5、以系統社會科學來考察文革：二、文革系統的考察（1）文革系統的規模與結構
在前文《...5、以系統社會科學來考察文革：一、文革是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而偉大的階梯》中，已經指出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運動中，現實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巨大系統，而文革是這個巨大系統中的不可或缺的子系統。指出這一點，其意義就是要我們在認識文革時，始終不忘文革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必要內容；也就是說，文革的發生與發展，是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運動規律的昭示，是順應共產主義運動規律的必然；同時也說明了文革的發生與發展，也要受到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這一運動規律的制約。
本文的任務是完成對文革系統的考察中的第一項內容：對文革系統的規模與結構的考察。對文革系統的規模與結構的考察，換句話說，文革系統的規模到底是怎么樣的？它的內部結構是什么？下面就來說說文革系統規模到底是怎么樣的？它的內部結構又是怎樣的？
A、文革系統規模。
文革系統規模到底是怎么樣的？文革系統規模有起點與終端(或是上限與下限)。如果將文革的發動當作文革的上限與起點，那么它的終端與下限在什么位置或什么地方呢？劃分這個界限有兩個決定因素：其一是發動者的意愿；其二是文革性質的限定。
關于第一個因素：文革派領袖毛主席說七、八年來一次；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不行資產階級自然會跳出來。這說明文革不是一次、只要共產主義文化（它的起點應該包含著社會主義文化的）還沒有深入人心、還不能鞏固，只要資本主義還有復辟的危險性，只要國際上還有帝國主義存在，文革就還需要繼續；也就是說文革派領袖毛主席的文革的終端規劃是帝國主義不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已經沒有、共產主義文化已經深入人心、已經在社會上鞏固。
關于第二個因素：文革的性質，是文化的革命、而不是文化的變動與改進、擴充或轉換。當共產主義文化在人類社會上已經定形了，已經不能被另一種不同性質的、舊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威脅時，那么這種革命已經成功了，它的以后的變化、改進什么的，已經沒有文革的性質了。也就是說，文革的性質決定了文革的終端是在共產主義文化在人類社會上定形與安全保障時。
綜上所論，文革系統的終端或下限，應該是在帝國主義不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已經沒有、共產主義文化已經深入人心、已經在社會上沒有被推翻的威脅。
B、文革系統的內部結構
文革系統的內部結構，主要是講在正常情況下的文革應有發展趨勢所構成的環節與相互關系。
文革運動作為共產主義社會誕生的一大命脈，文革作為一個巨系統，那么它有沒有子系統呢？回答是有的。有毛主席的話在，這是明確無誤的；此外，社會運動實際情況必然會使文革漫長而艱難曲折的、因而必然不是一帆風順，必然需要經過多個層次多個階段的發展。所以，以前研究文革者沒有把“小文革”放在“大文革”中考察，這是失誤的。要知道小文革，是大文革的一個部分，只以社會革命中的一個部分來判斷社會革命運動中的全部，這顯然是不正確的；甚至是嚴重失誤的。在此希望寫文革的同志、與評價文革的同志，用新的方法重新考察文革，再次審核自己的觀點。
在文革大系統、或是大文革中，大致上“七、八年來一次”，與“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不行”里的一次次，就是大文革的子系統。由于文革大系統 是面向未來實踐的，并且是依據未來實踐成果的，所以到底將會有多少子系統，到底經過多少年再來一次，須由實踐的具體情況來決定的；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具體的子系統的內容雖有規律但是不確定的 。（注：在現實社會中，第一次文革已經結束，以后到底怎樣，那是另話。）
在正常情況下，文革的實踐，促進著社會的向上、向高級變革、與發展，所以每在后一個子系統，有賴于前一個系統的完成，是建立在前一個系統的完成結果之上的，是比前一個系統進了一步的；而且，越是在后的一個子系統， 越靠近系統整體的完成。所以，一般來說，后一個子系統高于前一個子系統。
文革子系統 的以上規律，可以說明： 在正常的情況下，每一次文革的任務、內容、與方法是不一樣的，一般來說都是有所提高的。對文革子系統所下的這一結論，看似平淡，但其意義重大。其意義有：一、對文革繼續的恐懼癥是不科學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與一切敵對勢力是蓄意夸大以實現其險惡用心；還有一部分人是由于認識上的偏差所造成的）。二、對已經發生的文革事實，可以放在整個大系統中的未來社會變化中、以及與未來子系統的關系里去理解與評價。三、對未來高層次上的文革理應要樹立信心、正確認識。
附：為完成毛主席遺愿而寫文革：5、以系統社會科學來考察文革：一、文革是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而偉大的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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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統科學來考察文革，則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文革是人類現實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而偉大的階梯；二、文革的系統內容。本文單說第一方面：
1、文革的發明與實踐，是系統科學影響下的產物
A、是從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產生以后，人類社會的高級階段就呈現在人們的眼前了。作為中國革命事業的領袖、與革命事業的成功者，作為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指揮者與規劃者，毛主席必然地、不斷地研究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形態、以及各種要素，確立了人類社會建設的目標方向。
B、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從舊社會與反動落后勢力一路革命而來，他深知中國二千年的舊文化、舊勢力的根深蒂固與頑固不化、以及這些文化所養成的人們生活的習慣，在沒有強大的、長時期的沖擊，與新文化的代替下，是不可動搖的；要進步、要動搖它，就必須要有不同于以往的推進方法，要革命。——所以這文化革命，對于一位清醒的共產主義事業的領路人來說，作為一位真真的人類進步事業的推動者、一位社會革命家來說，就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C、現實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是一個巨大的社會發展過程，面對修正主義、倒退、保守、與反保守、反倒退，進步、與鞏固進步，演變與反演變、攻擊與反攻擊、侵略與反侵略等等的事變，將這一過程當作了空間與時間，在其間將會作出不可估量的反復與折騰這樣的必然情形，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在現實與目標之間，必然要作出最有利的戰略思考。
總結：毛主席將系統科學應用與社會，創造與實踐了系統社會科學。他將現實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不同社會階段與情形的全部發展過程，當作一個社會發展的巨系統，戰略性地、科學地抉擇了文化大革命這個社會發展的方式。
2、毛主席抉擇了文化大革命，這是因為文革是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而偉大的階梯
還要依靠文化，才能夠進入高級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大命脈。毛主席發現并實踐地應用這一命脈。在推進人類進步事業中的功績，相當于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創立——盡管它是屬于科學社會主義范疇之內的內容。有了文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才達到了成熟與完整。
單單依靠生產力的發展是進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是可以基于人們生活欲念的直接需要；而共產主義社會，卻是需要依賴于人們理性地發生與發展、理性地支配人們的生產關系與社會關系的生活所構成的社會。也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必然地決定共產主義生產關系、與各種共產主義因素的發生與發展。那么加上權力上的變革如何呢？同樣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因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如果沒有文化（包括政治、經濟、一切生活方面的廣義上的文化）上的革命，只是變換幾個人當統治階級而已；即使是建立起了公有制社會了，人們依然會追求者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即使建立起了巴黎公社原則，社會依然會追求倒退。只有在各個方面的文化上通過革命，使人們的文化轉換成適應向共產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各個不同階段的文化，才能夠促使社會素質相應地得到提升，社會的層次、形態，也因此而得到改變與提高。所以文化革命，是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所必要的過程、或階梯。
說發現與應用文化革命這個階梯是偉大的，因為，他是毛主席繼續革命偉大精神的體現，是毛主席努力探索人類進步事業的結果，它尤其是人類理性支配下的主動求發展的產物。文化革命與以往革命的本質區別在于理性精神的支配，這種理性精神體現在向著科學目標前進上。以往的革命是在欲望支配下的向著欲望的目標奮斗；唯有文革才是在理性支配下向著理性目標前進的。
附：
“我的事業在中國，我的成就在中國，我的歸宿在中國。”——錢學森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毛澤東特別高興。一向反對為其做生日的他，這一年一反常規，破例地請了大家一次。
宴會前，工作人員擬了一個入席者名單給毛澤東審定。毛澤東看了3桌客人的名單后，十分鄭重地用鉛筆將錢學森的名字從另外一桌劃到了自己所在桌位的名單上，而且讓錢學森坐在自己的身邊。
宴會上，毛澤東笑著說：“今天，請各位來敘一敘，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原子彈爆炸了，我們的火箭試驗成功了，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說話更有底氣了！”接著，毛澤東話鋒一轉，指著自己身邊的錢學森，笑著對大家風趣地說：“我現在特別向在座的諸位介紹一下我們的錢學森同志，他是我們的幾個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論王’，‘火箭王’！他這個‘王’用工程控制論一發號令，我們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們的‘工程控制論王’和‘火箭王’錢學森同志！”錢學森一生致力于中國航天科技事業，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他也是中國近代力學和系統工程理論與應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導人。
1956年，國務院、中央軍委正是根據其《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建議，成立了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錢學森被任命為委員。同年，他受命組建了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擔任首任院長。
在他的主持下，中國“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順利完成，并參與了近程導彈、中近程導彈和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制。錢學森直接領導了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參與了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參與制定了中國第一個星際航空的發展規劃，發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論和系統學等。
錢學森一生所獲榮譽無數。其中包括1957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1979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杰出校友獎；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以及2006年“中國航天事業50年最高榮譽獎”等。其著有《工程控制論》、《論系統工程》、《 星際航行概論》等。（據《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