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離國強民富還有多遠
俗話說,大河漲水小河滿。這個樸素的道理,成為我們正確認識國家與個人利益關系的經典理由。的確,只有國家強盛了,個人才能揚眉吐氣;只有國家富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總之,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是息息相關的。
由于發展程度和體制等方面的差異,在所有國家和地區中,目前大致可以分為這么幾種類型:國強民富型,國窮民富型和國窮民窮型。以美國為代表的少數發達國家,屬于國強民富型。國窮民窮型主要為一些非洲國家和不發達國家。這次國際金融危險發生后,希臘和愛爾蘭等相繼發生債務危機,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卻比較高,屬于國窮民富型。這類國家主要是歐洲,特別是北歐的高福利國家。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國力漸強,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這是不爭的事實。2010年,我國外匯儲備高達2.5萬億美元,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因此一些人便認為國家已經富強了,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應該很高了。一些外國媒體也跟著湊熱鬧,“中國崛起”、“中國模式”等贊美之詞撲面而來。這些熱捧的后面,是不相稱的各種國際責任與義務,比如,為全球氣候變化買大單和向貧困國家提供援助等等。這樣的表揚其實是“捧殺”,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以被外媒熱捧的貿易數據為例,我們的外貿主要為代工產品,利潤率很低,大部分利潤被跨國公司拿走了,形成“中國制造贏粒糖,跨國公司賺間廠”的明顯反差。2010年1月至11月,中國貿易順差約為1704億美元,但外商在華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就占1125億美元,比例高達66%。
橫向作些比較,也會發現存在很大差距。我們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十一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在世界排名100位之后。工人一小時的收入,只是德國的三十七分之一,美國的二十七分之一。從分配占GDP的比重看,我們只有40%多,歐美一些國家在60%以上。從職工工資占企業運營成本的比例看,我們不到2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不僅如此,國企占全國就業人口8%的員工,拿走了全國工資福利的40%多,行業工資差遠高于世界70%的平均水平。因此,總體上我們仍是個低收入國家,甚至比一些非洲國家還低。基尼系數已連續多年超過國際警戒線,2006年已達0.49,現在應該有0.5。甚至有人說,我們現在是“工資收入非洲水平,生活成本歐洲水平”。與那些享受“從搖GDP4%的目標還沒有達到。國民醫療保障費只占GDP的5%左右,美國為17%。其它福利待遇也是低水平的。
與“低收入、低福利、低保障”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高房價、高物價和高稅費”。房價與收入的比率,我國城鎮為8.3,遠高于3-6的正常范圍。按可比價格計算,中國的電價是美國的10倍,電影票是美國的20倍。有人拿杭州的物價與美國波士頓進行比較,結果發現,21種商品中有12種貴于波士頓。而杭州2009年人均年收入4024美元,波士頓為32255美元,差距不言而喻。我們用最低的成本為世界制造消費品,但中國人在國內買這些商品時,價格比國外更高,比如,一部深圳組裝的16G的ipad,美國為人民幣3300元,國內為3988元;一雙耐克運動鞋,國內售價600多元,在美國只要人民幣200多元。全球14萬公里的收費公路中,中國占有10萬公里,占全球總量的70%。中國的電信企業,利潤率超過20%,其他國家一般不到10%。多年來,政府財稅收入增幅都遠高于GDP的增幅和人均收入的增幅。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還在與民爭利。比如在城鎮化過程中發生的農民用土地換戶口,土地換社保,土地換高樓(農民被上樓)等事件。央視2010年度調查結果顯示,全國只有45%的受訪者感到自己幸福。
中科院在《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中稱,中國在本世紀末晉級發達國家的概率只有4%。這個結論顯然引發國人許多爭議和質疑,但我們必須正視自己的差距與不足。同時,更應該有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應該感到自己身上的壓力與責任。為了應對復雜的周邊環境和變幻莫測的國際形勢,國家必須有強大的物質基礎和牢固的民族凝聚力。在利益格局不斷調整變化的今天,我們既不能放任自流,讓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讓社會矛盾越陷越深。當然也不能因為收入分配改革,使效率優先原則和群眾的積極性受挫,從而喪失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作者,袁子林,筆名袁河,副高職稱,在多種報刊雜志發表政論、評論和文藝作品二百余篇,并多次獲獎。華人作協會員,中國發明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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