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一六”通知闡述了社會大革命的主題

否定《二月提綱》的文獻就是“五.一六”通知，或者說“五.一六”通知因《二月提綱》而產生。后來得到充分演繹的“五.一六”并不是一個平凡的日子記憶，文革十年以此為始發日――1966年5月16日，這一天產生了一個通知，通知告訴人們，將影響人類以后五千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閱讀“五.一六”通知，不禁想起公元前1046年周伐商的那個《牧誓》，史載，武王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牧誓》作為周文化的一個閃光點存世，周文化影響中華民族至今已有3057年矣；“五.一六”通知作為中國新文化的閃光點存世，新文化的展開或將影響中國5000年。5000年中國文化的醞釀，有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或將引領中國又一個5000年。

“五.一六”通知固然因《二月提綱》而產生，它的產生卻不是陰謀論，而是一個思維的進路；它的產生不是相對性的爭辨，而是一個大跨越。闡述文化大革命，是應該把它置于中國文化史中予以研究的，把文化大革命作為中國文化史的一個關鍵性的節點，并不只是為了理解文革，而是為了理解中國文化，這是筆者寫《從吳晗看文化大革命》這篇文章的基本觀點。筆者否定文革，筆者肯定文革；關于文革的否定是階段性，關于文革的肯定是歷史性的；否定文革在于政治，肯定文革在于文化。

一）“五.一六”通知的醞釀：

大學老師宋連生在《吳晗的后二十年》中記錄了“五.一六”通知產生的過程，為了明白這一段歷史，筆者簡論之：

1、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杭州）上，毛澤東為吳晗、翦伯贊定性，他說：

“我們在解放以后，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許多文化部門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是國民黨。”

對于毛澤東的這一個評論，筆者認為并不突兀。在1944年甲申三百年的紀念中，共產黨紀念明末李自成起義，并且因之總結經驗教訓；而國民黨辨論南明得失，重點在檢討南明“安內攘外”的策略。從國、共討論明末事件的不同角度說，兩黨的陣線是十分明確的，而吳晗、翦伯贊討論的只是南明事故，與國民黨的左派柳亞子同一立場。

為什么毛澤東在22年后破題？

僅僅只是說明了中國社會正在發生決定性的變革――從民主主義階段走向社會主義階段。在政治與經濟上，這個變革在文革之前已經發生，盡管矛盾重重，路程坎坷。變革的發生，發生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都需要得到文化上的歸納與支持，文化大革命也就在必然之數了。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撰寫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毛澤東擅長社會分析，關于新革命的主題有了重新的排隊，于是吳晗與翦伯贊等等另冊。

2、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杭州同康生單獨談了兩次話，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了一次話。他批評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對《二月提綱》，毛澤東是這樣評論的：

“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

毛澤東認為：

“八屆十中全會做出了進行階級斗爭的決議，為什么吳晗寫了那么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

什么叫學閥?那些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就是學閥，包庇吳晗、翦伯贊這些‘中學閥’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筆者認為，從上述毛澤東的議論看，這一時期的基本原則還在“階級斗爭”論上，與“翻案”論還存在一大段距離，說到底仍然是一個認識問題，對于偉大的思想家毛澤東，顯然不會認為一個中央決議就可以徹底改變大家的認識，所有的行政措施很大程度上只是在促進新認識的深化，而不是政治革命。

萬里之子萬伯翱在《《海瑞罷官》命運突變》一文中透露了同為北京市副職的萬里和吳晗在文革中命運的巨大差異，很大程度上說明文革的指向及其在政策上存在的本質性的差別。文革的目標集中在舊文化上，吳晗、翦伯贊、鄧拓、廖沫沙等等自然成為了重要的打擊對象。

3、在這兩次談話中，毛澤東提出：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并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寫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毛澤東還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就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隊伍，走群眾路線。

筆者認為，從毛澤東的思想進路看，他的這些議論是合乎邏輯的，與他始終秉持的大眾民主觀是一致的。毛澤東的大眾民主觀是對之前形形色色的精英民主觀的一次否定，也是人類思想解放的一次質變。很不幸的是，與毛澤東的大眾民主觀相映襯，彭真和吳晗的思想仍然只能屬于精英民主觀而處于被批判的位置。

二）“五.一六”通知的產生：

大學老師宋連生在《吳晗的后二十年》中記錄，1966年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恩來、彭真詳細地傳達了毛澤東的這三次談話，形勢急轉直下。“五.一六”通知即將產生，不過“通知”的產生仍然經過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

1、4月1日，張春橋拿出了一份《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的幾點意見》，羅列了《提綱》的3條罪狀。

4月2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被中宣部扣壓的戚本禹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

4月5日，《紅旗》雜志發表關鋒、林杰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報刊上批判吳晗的調子又提高了。

在多次點名批評后，毛澤東決定要撤銷《二月提綱》。毛澤東指示康生通知總書記鄧小平，電文稱：“主席要你趕緊回北京，主持政治局會議，下達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

4月9日到1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并系統地批評了彭真在這次學術批判中的嚴重錯誤。陳伯達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從政治路線方面批評彭真的嚴重錯誤。會議決定：

第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并撤銷這個提綱；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準。

康生指定王力根據會議決定起草了一份只有一句話的通知：

“中央于2月12日轉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

“通知”送到毛澤東處，他閱后很不滿地說：“這不說明任何問題，沒講為什么撤銷。應當重新起草。”毛澤東說：“《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毛澤東找陳伯達另行起草《通知》。

筆者認為，從這一階段看，即使是毛澤東陣營中的康生、陳伯達對于后來稱之為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同樣是認識不足的，陳伯達接觸了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主題，但是他仍然對因應社會變革而即將發生的文化上的變革沒有充分的準備，于是否定《二月提綱》的“通知”只是滯留于技術層面。

第二階段：

1966年4月12日，陳伯達起草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草稿，送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毛澤東仍認為太簡單、不滿意，提議為此專門成立一個文件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組員有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康生提議，除寫《通知》之外，還要起草一個《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斗爭大事記》，作為附件和《通知》一起下發。毛澤東同意了，并決定由陳伯達起草《通知》，康生起草《大事記》。

于是，“五.一六”通知產生了，歷史性的、人類劃時代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摘錄通知核心的三點：

1、中央決定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2、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

3、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關于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包括反對派或者是文革否定派都不能不承認《五一六通知》是一篇理論性極強的大文章，《五一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認為《二月提綱》掩蓋了《海瑞罷官》之學術批判的政治性質，是1個為資產階級復辟做輿論準備的修正主義綱領。

在社會大革命之前，任何猶豫都在面對激烈的批判，那一份激烈如同大風暴中的種種震蕩。今日閱讀這一個文件，不能不承認從現象到本質的深化必須具備淵博的知識和博大的視野，在這里出現的不是關于大象是一條鞭子還是一個柱子的爭論，在這里看到的是一匹大象――識別于牝牡驪黃之外的抽象的大象。中國現代大變革的領導者是毛澤東，也只有毛澤東。

毛澤東在文件中要求全黨：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三、社會革命的核心主題大眾民主觀的提出

我們今天重讀這一個震撼人類歷史的文件，不能不感受到它所具有的巨大的能量，隨著人類社會進步的進程，它內涵的意義將逐漸彰顯。

《五一六通知》的核心主題就是大眾民主觀；《五一六通知》貫徹于文化大革命全過程的也是大眾民主觀；文革之后大眾民主觀與精英民主觀發生強對立，而經受磨煉的大眾民主觀正在逐漸成熟；大眾民主觀是“中國模式”的核心觀念，終將確立而長期引領中華，進而引領人類社會：

其一、大眾民主觀建立的文化背景：

春秋戰國時期的史學家辛有（董狐的祖先）在世事混亂的時候走向民間，他發現“道德”在民間。老子五千言也是出現在這一時期，老子主張返樸歸真，崇尚民德，后人譽之《道德經》。

其后，《論語》集粹孔子言論，在《先進第十一》中孔子有言：

“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在這里，孔子認為，文化――禮樂的本源是在社會大眾――即精英眼里的野人，君子――往低一點說是精英，之所以是君子就是因為他們能夠順應社會大眾的文化觀，或如孫中山先生提倡的“順乎社會潮流，合乎人群需要。”如果不能以社會大眾文化為本源，不能夠以社會的自然屬性為皈歸，所謂的精英思維不過只是妄想癥。

西漢是詮釋和重構中國文化的重要時期，學術大家劉歆言：“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而撰寫于東漢的《漢書－藝文志》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圣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

大眾文化觀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它是中國社會的基本觀“人性善”的產物，而主張“人性惡”的西方文化是難以產生大眾文化觀的。馬克思主義突破了西方文化的局限，馬克思認為：

“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

馬克思闡述的也是大眾文化觀，“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馬克思主義能夠為中國人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在本質上具有許多共性。

大眾民主觀是以大眾文化觀為背景的，它的發生則是中國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結合的產兒，是毛澤東思想的主題之一。

其二、大眾民主觀產生的的客觀條件：

有宋以迄，中國文化在達到自己的最高峰以后逐漸沒落。如何拯救我們的文化？這是近代中國思想家殫精竭慮的課題。在19世紀初葉，感受西方強烈侮辱的中國仕子發起對對手的探索，道光年間三個頂端的仕子――庶吉士徐繼畬、林則徐、馮桂芬，分別從制度、科技、經濟三個方面研究西方文化；在20世紀初葉，中國最頂尖的思想家如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等再次發起文化上的探索。這些中華民族的哲人，如此令人崇敬，但是他們始終沒有離開精英式的思維，他們的政治主張也舉步維艱。

在近代無數思想家的磨難之后，是毛澤東徹底擺脫了舊文化的困擾，大眾民主觀得以建立。毛澤東成功了，他把社會回歸社會的主體人民，人民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他把社會回歸社會的自然屬性，中國社會從此充滿了蓬勃的生命力。

其三、是毛澤東確立了大眾民主觀：

筆者在這里把大眾民主觀作為文革的一個探討并且提高到思想的最高層面，固然因應于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派別鼓吹的精英民主和所謂的“普世價值”，并且因此認為必需讓我們這個社會明白所謂的“民主”指的是什么？中國人需要的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更主要的是皈從于人類社會最核心的主題：人類尋求自身解放的努力是永恒的。

在這里以《五一六通知》比擬于3千多年前引發社會鼎革的《牧誓》。《牧誓》的意義是重大的，它并不只是推翻了一個王朝，重要的是它徹底改變了統治者神圣不可侵犯的觀念，為道德與政治的聯系打開了紐結，中國社會從此進入了“有德者得天下”的時代，于此，后來者的荀況和柳宗元予以鼓舞人心的歸納。

而《牧誓》更深刻的意義則體現于殷、周社會在宗教文化上的區別。中國人的宗教是敬天法祖，但是敬天法祖在各個時期的顯現卻是不同的，殷統治者是主張敬奉“君主神”的，也就是說統治者自己的祖先就是所有人的祖先，所有人都必需聽命于之。但是周統治者主張供奉的是“祖宗神”，也就是每一個部落的祖宗都應該受到供奉，雖然在神界的地位有所差別。

這是一個偉大的思想革命，在中國公元前10多世紀發生了一場相類于18世紀在西方發生的、由馬丁－路德倡導的宗教革命。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把上帝從貴族與僧侶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成為人民的上帝，也就有了后來的“民主”，如同殷、周人的從“君主神”到“祖宗神”。

正如馬克思所言“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正是這一場宗教革命，中國大地上的幾千個散亂的部落逐漸向周王朝靠攏、融合。人是需要尊重，尊重是做人的必須甚至高于飲食住行。這一點，周文化的確立所產生的后果甚至比西方的啟蒙運動所產生的效果還要顯著。

而文化大革命所確立的大眾民主觀，其意義顯然超越發生于周朝和18世紀歐洲的宗教革命，因為它告別了之前的精英政治以及處于精英政治最高端的精英民主。大眾民主觀的成功至少在改革開放的34年的實踐中得到證明：

沒有數千萬國企下崗工人對社會的理解和忍耐，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地雷陣；沒有數億中國農民工的流血流汗，當代中國的任何業績都不可能成就。

大眾民主觀在今后的影響如何，筆者無法預知，但是中國文明又一次超越西方文明，如同前三千年前中國的社會表現出對西方社會的絕對優勢，已經再次顯現。當代西方社會存在于精英政治無法自拔，而其意識上仍然嘮叨不絕地吵鬧他們的精英“民主”和“普世價值”，筆者是以憐憫的目光看待這些墮落卻又固執的落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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