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未能取得理想效果原因探析　　

改開幾十年來，且不論我們是否吸收了資本主義先進文化，也不論我們是否堅持發揮了社會主義優越性，泊來的資本主義的“金錢至上”觀念與土產的封建主義的“權力至上”思想形成了完美的雜交——腐敗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大特色毒瘤，也成了我黨脫不下的被當作眾矢之的的黑鍋。這里，我們從路線、制度兩方面對反腐敗未能取得理想效果這個復雜的問題作一窺探，并試圖提出一些建議。　　

我們需要反腐敗的前提是社會上存在大量的所謂“腐敗”問題，當一個官員利用手中公權力謀求私利時，大約所有的人都會控告其為腐敗分子。而一個人利用本應為全社會服務的公有生產資料的獨占權強迫他人當奴隸，無償地剝奪他人的勞動而為自己謀取利潤，這一現象從本質上與前者沒有什么差別，都是得利用公有物謀私利，但往往后者更加殘酷無情、遺害廣遠，同時也更加隱蔽、被很多人遮遮掩掩，這種無償的占有是更腐敗的腐敗。如果只認識到前者而無視后者，再勇猛的反腐敗斗士也只能隔靴搔癢；如果整日信誓旦旦地揭發前一種腐敗而無時無刻不干著后一種勾當，那是因為他手中沒有握著公權可以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利潤；阿克頓說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是很正確的，但權力不能僅僅被理解為社會權力更應包括對物質資料的獨占，并且這兩種權力絕對的結合就會誕生最荒淫無恥的腐敗。　　

腐敗的產生直指“私”，這是產生腐敗的根本原因；沒有私利，任何權力指向都只是公共意志的體現，任何權力的實施為公眾謀福利的實踐，而且更集中、更有針對性、更有效率，不會形成腐敗。　　

我們不得不反思我黨近幾十年來所走的路線——首先從農村下手，通過家庭單產方式徹底粉碎農村中的集體經濟，通過將農村變為一盤散沙與小農生產方式來發展生產力，理想狀態下農民在承包中獲得是數十年的對土地使用權的私人占有，所謂集體的力量也只有在強行剝奪農民手中的土地時才發揮。對家庭聯產承包的意義我們想舉個例子來說明：比如有人想向東從北京去天津，但大家都不同意，于人那人只有先說去廊坊，到了廊坊過一陣子看看大家的反應再說去天津。家庭聯產承包大概就是邁向土地私有化的中間跳板吧，近期某些地方資本大亨正在以當年否定人民公社并實行承包時同樣的理由進行著大規模的土地兼并，目標直指土地完全私有化。在農村集體主義經濟中打開缺口后，我黨矛頭便直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堅力量——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公有制生產方式，這一過程可描述言自我閹割、引狼入室。我們鼓勵多種經濟方式發展，但把大量剛剛成規模、尚在發展中的公有制企業強行破產、廉價變賣，至之于與非公有制經濟完全不平等的地位；將除了最致命的產業之外幾乎所有關鍵領域的自主權通通放棄，把主動權交給國際資本；同時我黨和我黨所代表的階級進行最徹底的決裂，將數千萬產業工人推入災難的境地，并殘酷地壓榨脫離土地的農民，拋棄最擁護共產黨的工農大眾卻努力向無時不謀劃顛覆黨的統治精英貴族靠攏。　　

以上這些是我黨近幾十年所走路線的典型代表，我們所走的是什么路線？是發展生產力的路線，是被帝國主義國家夸得天花亂墜的路線；我們走的是私有化的路線，而且成果顯著——公有制經濟只是為了維持中國人對中國的統治與作為低效率的反面典型而存在。我們走的是封建主義的私有化，還是資本主義的哪個階段的私有過程，我認為應該是兩者是齊頭并進。我們利用“社會主義”的高度集中的計劃高效地進行私有化過程（這是封建統治的寶貴遺產），試圖激發人性中最低層最卑劣的私心來謀求財富（這是引進的資本主義先進經驗），腐敗的大暴發便是必然了——當官員手中的公眾權力成了個人財富的等價物，投機分子想獲取暴利就需要被列入“計劃”，兩者便自然吸引到一起；當大眾突然發現自己成了周圍原本是戰友、同志、共同勞動的同事的謀求生存的競爭對手，為了謀求生存種種卑鄙齷齪的手段都可能使出。亞當·斯密說：“哪里有巨大的財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個巨富的人，同時至少有500個窮人，少數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這生動地刻畫出私有制社會的極度腐敗（我們不應只對官員以權謀私念念不忘），我們決不會反對發展，可是當一部分人在私有化的大浪中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先富起來，同時使更多的人變成赤貧，當富人們掌握了公權力與公有資料，我們用什么保證犯下原罪的他們不繼續勾結謀取更大的私利呢，我們憑什么保證他們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而暴力壓制勞苦大眾呢？我們又拿什么道德保證赤貧的人們變成高尚的奴隸呢？　　

所以，腐敗的根源是路線的錯誤，走了私有化的路線，腐敗只是正常現象，沒有嚴重的腐敗才是咄咄怪事；只有改變路線，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這個毒瘤。　　

有人會說，很多徹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腐敗問題并不如我國嚴重啊。的確如此，但是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人剝削人的罪惡就會存活一天，這各種社會性的腐敗就會存在一天；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敢說他們的社會完全消滅了腐敗現象。而腐敗發生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遏制腐敗的制度。　　

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早已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通過對世界資源的優先獨占權與對別國的剝削可以獲得大量財富借以維持國內勞動人民的生存；為了制衡各大利益集團、使資產階級內部穩定，同時有效地遏制勞動人民覺悟與抗爭，他們也需要一個清廉高效的政府，一系列的反腐敗制度必然會產生。由于我黨走了從社會主義公有制向完全私有化過渡的路線，相當于要把原來是勞動人民手中的權利與財富奪走瓜分、變成私有物，黨內便需要一些領導私有化進程、代表新權貴與資本主、為腐敗打保護傘、鎮壓勞動人民的偽共產黨員（當然，我黨之中可能一直就有投機革命分子，毛澤東同志就試圖打擊黨內“走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我黨與我國在這些人的把持下，我黨任何的優良傳統、任何有效的反腐敗制度都是多余的、危害他們所代表的利益的。　　

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過程中，也應有與其制度相符的反腐敗制度。我黨干部也曾經說過，“中國的腐敗，最根本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腐敗！”“解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腐敗，再解決中國社會層面上旳腐敗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不解決中國共產黨的腐敗問題，中國社會上什么樣的腐敗也解決不了！”但是我黨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九十年的斗爭經驗，反腐敗曾經也是雷厲風行。1926年，黨內出現了一些貪污腐化分子，便及時向全黨發出了《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毛澤東同志簽署的《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第26號訓令》中規定：貪污500元，處以死刑；建國初期“三反五反”，對走向人民對立面的高官更是決不姑息遷就。在革命斗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更是找到了走出歷代興亡周期率的途徑，“我們能跳出這一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如何讓人民監督政府，只有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中國共產黨一個偉大的實踐就是群眾運動——通過發動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起來揭發檢舉，與腐敗勢力作斗爭，讓腐敗分子與腐敗行為成為過街老鼠，其罪行昭然于天下。　　

如果勞動人民不是每天勞動14到16個小時才能維持溫飽，那么人民就有空閑與精力去思考社會與自身。人民可以在空閑時被頹廢的、麻痹的鴉片所毒害，也可以積極地參與到社會管理與自我提升中來。群眾運動中，人民直接受到共產黨的領導，達到高度團結，掌握斗爭策略，同時受到革命思想與實踐的教育，形成廣大人民的新覺悟。群眾運動是人民力量的集中暴發，也是共產黨保持與人民群眾密切接觸、掌握領導權的法寶；群眾自覺分辨是非的能力可以沖擊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讓其不敢從事反人民的陰謀；群眾最直接的檢舉與揭發可以讓一切腐敗分子原形畢露，讓不堅定的干部受到震懾，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群眾運動中發生一些破壞性的行為恰恰是因為投機分子利用群眾運動謀求個人私利，這要更加徹底的依靠更廣大的人民群眾、更加徹底地打破私有社會的等級制度與建立起像資產階級法權一樣完善的勞動人民運動法案來克服，而不應該徹底否定群眾運動，否定了群眾運動就等于否定了共產黨上臺執政的合法性。　　

再純潔的政黨只依靠內部的制度長期保持沒有腐敗也是困難的，共產黨長期保持先進性的關鍵因素就是緊密依靠人民群眾。正如前面所講，近幾十年來，我黨的路線決定了我黨內部必然出現腐敗；一旦我黨將人民群眾當作改革的對象與假想的敵人，就會注定在腐化變質的道路漸行漸遠。為了防止人民群眾的覺悟與斗爭，我黨在通過破壞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化普及分化瓦解人民原有的抗爭力量的同時，更是從憲法和法律上斷絕了人民監督的途徑（群眾運動），在實踐上更是嚴禁人民任何自發的集體行為——任何時間只要人民有任何的覺悟、只要是對執政者不利的，人民就會被當作黨、國家、社會主義的敵人，或者通過金錢瓦解，此路不通（或者直接就）動用人民的武裝力量來暴力鎮壓，對群眾運動的領導者采取特務迫害。不希望群眾的團結而號召人民去檢舉腐敗官員，這不過是引誘羊自覺地投入狼穴的詭計，狼為了向虎獅標榜自己的善良與親民，可以向投其洞穴的羊提供獎賞，但只要當權者想這些上鉤者首先變成盤中餐并剝下他們的皮示眾。　　

正是由于我黨投向了私有制的深淵并放棄了人民監督這根救命稻草，黨的腐敗一發不可收拾并向全社會蔓延，社會的腐敗作為黨腐敗的正反饋，加劇助長了黨內腐敗，形成不腐敗就不能為人民服務的局面。　　

腐敗只是當前中國社會這個泥淖中一只活蹦亂跳的癩蛤蟆，它旺盛的生命力來自于這塊土地；要想鏟除腐敗，就要把它滋生的基礎連根拔起。不應否認，中國共產黨內部還有大量的主持正義、有堅貞的信仰和頑強斗爭精神的同志，他們是中國事業的中流砥柱；通過數十年的親身慘痛經歷，廣大勞動人民也漸漸認清了修正主義的法西斯本質，強烈的變革情緒正在積累。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建立保護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民主，防止、限制修正主義上臺，理應進行繼續革命——這種革命不是“救黨保國”的運動，而是共產黨與反動派的政治斗爭、勞動人民與剝削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文化大革命是這種繼續革命的一次嘗試，由于種種自身原因失敗了；而且之后遭到修正主義者的瘋狂反攻，革命成果蕩然無存。　　

但它給了中國共產黨與勞動人民豐富的經驗，可以以史為鑒——我們要直擊修正主義當權者的要害“修正”，一方面如《共產黨宣言》里講的“無產階級首先要爭得民主”，爭取民主仍然是斗爭的一個重要任務，實現了民主，特權權貴們的獨裁就要受到遏制，是對權貴的致命一擊，其任何腐敗行為都可以被揭露、打擊；現在權貴階層的“民主”早已實現，而工農群眾的民主權力基本上被全部剝奪；現在社會上叫囂民主的多是資產階級的代表者，他們不滿足于乞求賄賂權貴階層的地位，試圖建立資產階級民主，直接對國家政治進行干預；即使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每隔四五年投一次票的權力對人民群眾的境況能有多大改觀呢？無產階級與勞苦大大眾極少發出獨立的民主呼聲，沒有自己的民主計劃，被各種利益集團欺騙、玩弄、利用。只要當權者還打著社會主義的大旗、坐著社會主義憲法，我們的為爭取憲法中所明確的權力的斗爭就是合法的；真正的共產黨人與覺悟的人民群眾要抓住當權者還是修正主義者這一關鍵時期，充發掘可能獲得的民主權力，在實現人民民主做準備。　　

另一方面，我們要隨時做好應對“變色”的準備。當人民群眾的民主運動發展到直接威脅到修正主義者的統治時，他們可能氣急敗壞、進行“變色”。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員要聯合工農大眾，建立起最廣大的統一戰線，結束修正主義者的、漢奸買辦的反動統治。屆時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或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向消滅私有制進軍；實現人民主權，落實人民監督，腐敗問題也將隨著私有制的滅亡而灰飛煙滅。　　

最后，我認為：中國的腐敗問題不僅僅是官員腐敗問題，是中國由社會主義制度向一種帶濃厚封建色彩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轉化過程中產生的必然問題；反腐敗未能理想效果恰恰是掌權的黨內叛徒、投機分子集團所希望的，他們不會對自己下手；反腐敗不能僅僅停留在表層，要深化與擴大到與修正主義的權貴集團的全面斗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要開展繼續革命，人民確實要奪回長期斗爭中獲得并建國伊始就被明確保證的現在卻被剝奪的所有權力。　　

這里以《共產黨宣言》中的口號結束：讓統治者在共產主義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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