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我收到了于幼軍同志的新著，快速地瀏覽了一遍后感覺有點失望。我在中共黨史領域是門外漢，由于曾讀過幾位名家的近些年來有關中共黨史的著作，故感到此書似乎沒有更新的、特別重要的史料發現。因為有一個不需要征得作者同意，認真閱讀后寫一個書評的承諾，我又認認真真地讀了一遍。第二遍閱讀是從后記開始，使我有所悟的是，這不是一部史料發掘與考證的史學著作，而是一部篩選既有的、嚴謹真實的史料寫成的一部史論，是一部“將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史、社會主義運動史、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的有關內容熔于一爐”，“試圖進行系統的回顧與思考，冷靜客觀地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以求實事求是，正本清源、以史為鑒、資政育人的著作”，“將四史融為一體，是因為這四史本身就密不可分?！憋@然，作者嘗試與所著社會主義五百年第一卷和第二卷不同的新的探索。作者是要寫出過去百年中國發展道路選擇中的成敗得失，這當然是一個很高的目標追求。

  三位領袖與中國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

  過去百年，顯著影響了中國的歷史人物按順序應當是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鄧小平最輝煌的時代開始于１９７８年以后，故本卷中以前三位為重點，進行了大跨度的對比分析。

  １９１１年推翻帝制。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是走向共和的先行者，當之無愧地成為在上個世紀初葉中國民族利益的代表。孫中山畢生致力于將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現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引入中國，三民主義是西方資產階級社會革命“中國化”的探索成果。作為民主革命的旗幟，三民主義指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推翻帝制并沒完成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獨立和統一民主共和國的民主革命目標。辛亥革命革命成果很快被北洋軍閥篡奪，從西方學來的議會制等民主形式，成了軍閥們的擺設和爭權奪利的遮羞布，“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換得假共和”。中山先生１９２４年因此而痛心疾首地說到，“中國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敗”。面對失敗與挫折，孫中山的辦法是進行思想、組織和軍事的創新。在思想上對三民主義做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反對列強侵略的新解釋；在組織上是建設富有革命理想和嚴密組織紀律，而非派系林立的國民黨；軍事上完成革命黨建立革命軍的轉變，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成為新三民主義的重要政策工具。１９２５年中山先生壯志未酬，逝世于北京。作者引柳亞子所題挽聯，寫出了當年國人對孫中山先生的景仰和對中國前途的憂慮，“樹弱小民族解放先聲，列寧而還，公真繼者；與帝國主義奮斗救世，斯人已往，誰其嗣之？”

  孫中山辭世兩年后，中國共產黨協助中國國民黨北伐取得半壁江山。蔣介石與汪精衛兩位孫中山先生的得意門生，在國民黨主流派支持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與共產黨決裂，將共產黨打翻在地，兩萬多共產黨人和幾十萬農工群眾被屠殺。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國民黨人開始了十年血與火的廝殺。很顯然，孫中山先生懷抱真誠良好的愿望，以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爭取民眾支持，實現民族獨立和真正共和的政策主張，無法被蔣汪代表的國民黨主流所接受。蔣汪為了填補孫先生離去后的政治真空，先后祭出了反共和取消三大政策旗幟。

  十九年后的１９４６年，中國國民黨再度與中國共產黨決裂，寄希望于以經歷了八年抗日戰爭洗禮的強大軍事優勢，在幾個月內消滅共產黨，在中國前途的選擇中徹底排除社會主義。僅僅三年，國民黨就在中國大陸遭遇了徹底的失敗。究其根本原因，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決裂不僅是拒絕了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選項，而是拒絕了耕者有其田的選項，不解決農民問題的政權一定會失去領導中國建設民主共和國的權力基礎。直到撤守臺灣島，蔣先生才覺醒。真正解決耕者有其田的問題，使經過慘敗的國民黨政權得以在風雨飄搖中逐漸鞏固。書中第十二回的標題是“潤之潛心耕耘，終成新民主主義理論”。詳盡敘述了１９３９年冬毛澤東完成《新民主主義論》，六年后寫出了姐妹篇《論聯合政府》，高呼“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對于中國共產黨人擊敗中國國民黨的歷史意義。盡管國民黨政權最終崩潰于中國人民解放軍跨越長江天險后的摧枯拉朽，但國共雙方勝負實際決定于１９３９年那個嚴寒冬季里，毛澤東在延安窯洞的油燈下奮筆疾書的不眠之夜。１９４９年在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前，中國著名民主人士與民主黨派領導人就紛紛北上，８月２８日下午，北平前門火車站彩旗招展，毛澤東與中共和民主黨派領導人共５９人，迎候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夫人、著名民主愛國領袖宋慶齡的到來?！捌鋾r，所有角色全部到達北平”，這是一句樸實得不能再樸實的神來之筆。其時，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取代中國國民黨作為民主革命領導者任務，農民、工人及民族資產階級，整個中華民族選擇了對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代表，盡管這并不意味著完成了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毛澤東親筆撰寫人民英雄紀念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人民解放戰爭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１８４０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位領袖與中國共產黨的成就與挫折

  １９４９年７月發生在莫斯科的一場對話令人印象深刻。斯大林問劉少奇，“在你們進行革命斗爭中，我們是不是擾亂過或妨礙了你們呢？”不管劉少奇回答如何，斯大林都會說出那句著名的話，“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在某頁的腳注上，作者寫到１９３５年１月在著名遵義會議上張聞天被選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他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未經莫斯科同意選出的黨的領導人。

  從理論上說，張聞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近十年，但這與毛澤東進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并成為實際領導人的時間相重合。毛澤東何以要經過如此長的時間才成為實至名歸的主要領導人？關鍵是時機，這個時機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完成了馬列主義中國化的過程，社會主義不再是舶來品，而是植根于中國大地，供中國人選擇的未來中國的藍圖。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人在艱難中探索，在探索中艱難地執行著來自遙遠的莫斯科的指令。這些指令往往是正確中混雜著錯誤，錯誤中混雜著正確，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犯了無數次的錯誤，遭受了兩次大挫敗。第一次被國民黨打翻在地并慘遭屠殺；第二次則被驅逐出富庶的中國南部根據地，進行后來被稱作是北上抗日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使中共與莫斯科的聯系中斷，中國共產黨人才得以自主地選擇領導人。其時，留學蘇聯的資歷即便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也是與能力品德業績同等重要的依據。因此，毛澤東名義職務是負責軍事和統戰的政治局常委。盡管張聞天真誠希望讓出名義主要領導人的位子，但不被毛澤東所接受。毛澤東曾被嘲笑為是不懂馬列，沒學過軍事，靠《三國演義》指揮打仗的土包子。他是中國歷史上難有其右的偉大軍事家，著名的書法家和詩人，但真正決定他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是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做出的突出貢獻。這如同因為有了孫中山，中國國民黨才用中國老百姓聽得懂的三民主義將西方理念引入中國。因為有了毛澤東將同樣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中國共產黨能夠用老百姓可以聽得懂語言來講述新中國故事，有了讓農工得到實惠，讓民族資產階級安心的政策，方式。作者寫到，１９４４年６月毛澤東接受中外記者團采訪時坦言，“中國很大的缺點，一言而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議論、出版、結社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中國共產黨順應天意民心，打出民主自由旗幟，登高一呼而天下應。中國共產黨人終究鳳凰涅槃。

  劉少奇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重要的貢獻的中共領袖，是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指導思想的重要理論家，作為中共領導核心的二號人物，走在歷史前臺達二十年之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探索中，他與毛澤東從密切合作，發展到分歧公開化，最終引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年輕的共和國經歷了太多的大喜與大悲，毛澤東個人悲劇的序幕就此拉開。作者詳細分析了，建國后毛澤東有關建設社會主義探索失誤，再探索再失誤，以致與黨的領導核心集體產生重大分歧，最終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過程。我相信，寫下這些文字時，作者的內心會非常痛苦。毛澤東過急過早地結束與各民主黨派協商制定的《共同綱領》，終止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加速向計劃經濟的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主義制度過渡；又脫離實際地提高農村集體經濟的水平，從合作社、初級社、高級社，一路跑步進入了一大二公的農村人民公社；強行推動加快工業化的大躍進運動，失敗后，以反右傾為名，排斥不同意見，導致了更大范圍的更為慘痛的失??；最后，他以階級斗爭、走資派、反修防修作為全黨工作指導方針，引起了黨的領導核心分裂。

  毛澤東從全黨衷心擁戴的領袖，再次成為黨內少數派。居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擁有著崇高的威望的毛澤東遂以堅強的意志，強行推動全黨全國在錯誤的道路上繼續向前進行碰壁式的探索，持續時間之長，損失之慘痛在中共歷史上都是最為嚴重的。

  沒有健全的黨內民主制度，任何一個偉大的政黨都會犯大錯誤

  上世紀六十年代，《長征組歌》公演轟動全國，文化大革命后《長征組歌》復演再度轟動。詞美曲更美，但其中“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卻有阿諛奉承之嫌。毛澤東生前就坦承，自己一生指揮打了四次敗仗，有兩次就發生在著名的四渡赤水期間，土城戰役和魯班場之戰的失敗，險些使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剛剛獲得的軍事指揮權得而復失，也釀成了他與張聞天和彭德懷的歷史性誤會，并成為２４年后廬山會議上批彭德懷的潛因。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會犯錯誤，領袖人物犯錯誤會造成國家民族的損失，有效防止領袖人物犯系統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錯誤是一個黨成熟的標志。中國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的嚴重錯誤都源自于缺乏黨內民主。缺乏黨內民主的黨一定是個人崇拜盛行。延安整風是馬列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標志性，即使如此，親歷延安整風運動的胡喬木曾指出：“從整風以后，實際上很少有什么創新的研究，要研究就要是毛主席說過的，沒有說過的，沒人敢研究?！秉h內、軍內和群眾間開始流行“人民大救星”、“山呼萬歲”等等，個人說了算和個人崇拜由此抬頭，乃至后來愈演愈烈。作者的深刻，不在于指出了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的一系列失誤，更是直指黨內民主制度缺乏，是造成毛澤東個人探索的失誤，釀成了全黨工作指導方針出現了長期的、系統性、方向性和全局性偏差的根本原因。

  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基本照搬蘇聯共產黨的建黨原則和組織活動方式，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組織原則、嚴密的組織系統和鐵的紀律，有客觀必然性，發揮過重要的、積極的作用。然而只是重視和強調高度集中統一這一面，雖然提出了黨內民主的原則，但沒有相應的建立民主制度，使黨組建伊始就缺失了現代政黨內部治理不可或缺的民主機制。這一“先天不足”與中國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文化、皇權思想和臣民文化，使中共無論是在革命黨還是執政黨時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缺乏黨內民主的政黨，在領袖民主作風濃厚時，黨內民主風氣就濃厚，在領袖民主作風淡薄時，就會出現全黨盲聽盲從，一窩風地將領袖的錯誤放大到極致，釀成大禍。為此，作者鄭重提出要牢記三條教訓：一是執政黨在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必須建立在充分發揮民主、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的基礎上，真正做到是民主基礎上集中，不能變成只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二是在黨內和社會上都要繼續蕩滌封建專制主義，皇權思想和帝王作風，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三是領導十多億人口大國的執政黨，要建設成善于學習和思考的政黨。應當說，這些建議是十分中肯和有益的。

  這是一本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探索的著作，作者所述所敘均以此為主線。由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對毛澤東評價，需要特別指出，自１８４０年以來的中國近現代革命的重要歷史任務是雙重的，即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建立起主權獨立不受侵犯的現代民族國家。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脫胎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自主和國家安全始終是立國之根本，這是關系到中國民族根本福祉的重大國策領域。毛澤東作為大國領袖，清醒地把握世界大局，沒有大的失誤，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在世界產生了廣泛與深遠的影響，華夏子孫除孔夫子可能還無人可以媲美。他在晚年啟動中美外交，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外部敵視與封鎖，確定中國外交的基本格局，為日后中國的改革開放，獲得巨大的全球化利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然任何一部優秀的著作都會存在著需要進一步完善的方面，例如，作為一部探討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著作，應當更加突出地指出，在小農經濟為主體，有著數千年農耕文化的中國，否定市場經濟，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貴賤均民富的傳統大同思想有著濃厚社會基礎，這是毛澤東探索失誤的客觀文化土壤。毛澤東所極力防止出現的利益分化現象，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也并不是沒有警世意義。

  不揣冒昧，寫此書評，在準確與不準確之間一定有敘之不妥之處，誠請讀者在閱讀了于幼軍《社會主義五百年＜第三卷＞社會主義在中國１９１９－１９６５》之后，提出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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