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義已經成為黨和人民的大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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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權貴？
很多人以為有權的官員就是權貴，這其實是大錯特錯，毛澤東曾經有權，但卻不是權貴。所謂權貴就是只有權、只弄權，只謀權，他們不會把手中的權力看成黨和人民的授權，而是將其看成自己的政治資本，并只在權與利之間來回奔波，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將自己的權力做大做強、將自己的利益做大”。
權貴的本質是有權而缺義的官員，權貴就是官僚，就是被毛澤東一反再反的官僚主義，是封建社會那種當官發財做老爺的思想余孽；是高高在上將管理社會變成統治百姓的舊式的衙門風氣；是以權謀私而非立黨為公的利己主義在官場上的滲透和侵蝕。
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源是追求利而非義的思想在官場中的表現，他們當官就是為了發財、為了滿足自己的權力欲、為了高高在上地支配和役使他人，就是為了自己和家族的榮光、就是為了“有求頭”——他們的思想和靈魂就是為了做大官，而非做大事！
因此，將那些所謂的官僚稱為權貴，其實是對這個“貴”字莫大的褻瀆，如果忘記了道義而與黨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不管他們擁有多大的權，在本質上也都是一群權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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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義就是只追求“做大官”，他們就是為了“權”和“利”而孜孜以求，而就是忘了“義”，他們也追求名，但也不過是大官之名而非大義之名，他們用“名”向公眾做著自己“大權在握”的廣告，以吸引那些勢利眼的奴才們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奔向他的官邸和府邸，再要么一起走向燈紅酒綠的舞榭歌臺。
而“做大事”才是為了“義”，做大事可以獲得黨和人民的認可和贊譽而有“名”，而這種名才是大義之名，他們也可以被重用而當上更大的官而得到更大的“權”，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得到“利”，但他們并不會因此而喪失“義”。所以，我們不要為他們個人得到的名利而嫉妒眼紅，只要是以義取之，取之合義，我們應該向他們鼓掌喝彩，因為這恰恰是正義的勝利。
到底是追求義還是追求利，是衡量新時期的共產黨人是否發自內心的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標尺；是區分“小人當權”還是“圣人執政”的一道分水嶺；是能否重新贏得民心、重建黨群關系的關鍵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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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不相信什么圣人，他們秉承人性本惡論，將人視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他們不講道義而只講利益，并進而用利益的眼光審視一切，并產生了只注重依法治國而不重視以德治國的所謂文化理念，甚至他們對我們的以德治國和圣人執政而鄙夷不屑。
但以辯證法為主導思維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則恰恰相反，中國的法家思想直面人性之惡，產生了依法治國的思想；而中國的儒家則看到了人性本善，于是產生了注重教化以使人自覺向善的德治主張。
將儒家和法家的分歧辯證統一在一起，就是馬克思主義，即辯證法的人性觀從來不會落入到善和惡的任何一個極端和方面，而是將善和惡視為矛盾著的對立統一體加以看待，從而產生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相統一的治國理念。
但在改革開放的這三十年間，中國社會卻一直沒有探索出一條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德治理念，整個社會都陷入了對“利”字醉醺醺的追逐之中，而鮮有人去思考如何讓“義”收復失地，去思考如何讓人自動自覺的追求“義”，去思考如何使“義”戰勝“利”。
而只有認識到“名”，我們才能從根本上找到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有義才有好名，有好名才有利益，這樣，通過名，義就成為利之本，不義就會有惡名，而惡名則會剝奪利。而名，不正是當今社會津津樂道的品牌嗎？而義，不正是聯合國都在倡導的社會責任嗎？
而“名”則是信息時代必然產生的經濟文化現象，在“名”的背后，是眾目睽睽的關注、是群眾雪亮的眼睛、是人心匯聚在一起而產生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不僅可以轉化為生產力以實現“精神變物質”，而且還可以反過來對社會個體產生管理作用，進而倒逼每個心里有鬼的人去光明正大光明磊落的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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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得官僚主義再度成為黨和人民的大敵，成為中國社會的大敵，它使得“官”和“黨”混在一起，破壞了黨的品牌形象，破壞了黨群關系，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社會的穩定、威脅到黨的執政地位、威脅到社會主義政權。
但要解決官僚主義，不能只依靠紀律和法制層面的反腐敗、殺貪官，更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需要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新尊重黨員干部的個人利益，需要允許甚至鼓勵他們光明正大的得到個人利益而非偷偷摸摸的以權謀私，需要用“以義取利”去消滅“見利忘義”。
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反對個人獲取物質利益，而中國傳統文化也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他們追求社會的終極正義和公平，反對的是見利忘義，反對的是弱肉強食，否則，如果人民群眾都“大公無私”的話，那還用得著“為民謀利益”嗎？
我們黨所提倡的大公無私，并不是不主張黨員和群眾追求個人利益，而是追求“義”，義即是“大我”精神，是要求人不能只想個人利益，而利則是“小我”意識，是那種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的思想。
而這種義利統一的價值觀，則恰恰是“大我可以達我”、“無私可以達其私”，所謂的無私在本質上就是“義”的精神追求，而所謂的自私，則是“利”的物質需求，之所以“義和利”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存在著長期的矛盾，是因為“名”的作用沒有發揮出來。
而在全球市場化的信息時代，這個矛盾已經被社會的發展找到了解決的辦法，這個辦法就藏在為汶川大地震捐款而成名的義丐徐超身上——他曾經因為有義而成名，倘若再以名而得利，那不正可以激勵整個社會自覺向義嗎？成名后的義丐已經從無產者變成了有產者，而名聲即是他的無形資產，只要自覺運用智本運營的方法將無形資產變成有形資產，不正是義丐翻身而獲得解放了嗎？不正是精神變物質的具體辦法嗎？不正是整個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的新思路嗎？
對于《智本論》理論，我已經總結提煉成一個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智富五行圖”，這個圖以義為魂魄，它倡導人們要以義取利而非見利忘義、要奉義成名而非追名棄義、要名副其實而非徒有虛名、要真心實義而非假仁假義、要智為義謀而非不義之智、要以智馭利而非利令智昏、要以智謀名而非沽名釣譽。
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這一理論也同樣可以用在官場上，讓我們的黨員干部們自覺追求做大事、心懷“為人民服務”這一大義、用智慧造福一方百姓，并且光明正大地得到自己的名和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走向共同富裕的時代大道上，我們不再適合倡導什么大公無私淡泊名利的老調了。
以追求和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使命的共產黨是以解放全人類這一全球大義作為自己的終極追求的，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組織，黨自身是沒有任何利益的，她只為人類的終極正義和公平這一大義而存在，但黨員干部以及廣大的人民群眾，都有個人利益——黨員是黨內的群眾，群眾是黨外的預備黨員！
《智本論》作者相曉冬 2011年5月30日 于重慶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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