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總工會剛剛表示：將從今年起，用3年時間全面推進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目前時間表和進度表已經明確出臺。

對“明確”出臺的解釋反倒讓人越看越糊涂。下面引用兩段全總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的“表示”：

一、對有職工擔心不敢去跟企業家談職工的權益問題。張建國表示：“從廣大職工的愿望來看，他們當然希望工會為他們爭取更多合理合法的利益，這一點也是值得理解的。有些職工擔心工會能不能為他們爭取合情合理的利益，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因為爭取合情合理的利益是要有個過程的，這里面我們特別強調，法律已經規定的職工權益沒有什么商量的，也不需要談判，是誰的責任誰就應該很好的貫徹落實法律的規定。”

二、對企業家對成本增加的擔心問題。張建國表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協商的原則是追求合作共贏，追求利益關系的平衡，工會代表職工提出的利益訴求，不會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水平，也應該是在企業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

這兩點是分別對應勞資雙方的，一是“勞”，二是“資”。來解讀一下：

對資方的承諾很明確：共贏。工會代表職工提出的利益訴求，不會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水平，也應該是在企業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

對勞方的表示很含糊：值得理解。法律已經規定的職工權益沒有什么商量的，也不需要談判，是誰的責任誰就應該很好的貫徹落實法律的規定。

那么，是誰的責任誰就應該很好的貫徹落實法律的規定，這是司法部門的事，沒有什么商量的，也不需要談判，要工會“協商”什么？用3年時間全面推進的“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又會是什么玩意兒？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工會的重要作用就是“橋梁和紐帶”，黨通過工會組織聯系職工群眾，調動主人翁的積極性和首創精神，更好地落實各項方針政策。

改革開放30多年了，起碼，在日益發達的非公經濟中，工人不可能再是“企業的主人”，這與承認不承認無關。而國企自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開始，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職工的身份也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還有第三種“職工”，那就是“下崗職工”，更不會是任何企業的“主人”。面對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工會組織的“凳子”應該擺放在哪個位置？經過30多年時間的思考，不知想好沒有。

當初，各級工會干部和工人一樣，都是“全民所有制”旗下的“不同分工”。如今，除了企業的工會“干部”以外，大概都是“公務員”了吧？這種身份決定了他們的“屁股”不好坐，該坐到那條板凳上？這種“尷尬”讓工會沉默了幾個年代。

當討薪自殺、討薪跳樓、討薪求神、討薪被追殺、討薪被“追責”、討薪被神經，最終甚至因討薪而報復社會的時候，沉沒的聲音變成驚天雷響，有誰曾經“打撈”過？

下崗職工被一夜“攻堅”時，工會是“沉默”的聲音；工人那沉沒的聲音爆發時，工會許以三年期，因為“爭取合情合理的利益是要有個過程的”。如同解決退休雙軌制問題和那個事業單位改革的十年規劃一樣，盡管合情合理，那過程長著呢。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