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茅于軾的謬論看現代中國必須解決的政治經濟學課題
在《墨子情懷》中筆者引用墨子的"以詐謀愚，以貴傲賤"譴責了現代新自由經濟學"精英"的惑世謬論，讀茅于軾、張五常之流的理論這種感覺尤其深重。如何認識這些人的詐騙術，重要的是認識我們自己的歷史，并且建立起中國文化的自信。
除了滿清部落政權，共和國之前的中國歷史基本上是皇帝與書生共治的歷史，重文化而輕商貿是這個社會的特點。
由于對于滿清部落政權所造成的惡劣影響的清算遠遠不足，所以現代人常常把滿清政治的罪惡替代了五千年的中國政治從而一口否定，如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把一部中國史說成是吃人史，如果如此，現在怎么還有這么多中國人生活在中國這一片土地上呢？
我們沒有必要歌頌往昔，因為現代思維永遠建立于批判與繼承這樣的兩個基點上。而，當我們正確評論我們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對于重文化或重商貿的利弊也就大致清楚了。
中原皇朝有兩次滅亡于邊疆少數民族的經歷，滅亡的原因都在于重商主義。這是在筆者閱讀歷史并且撰寫《傳承者朱熹》和《讀錢謙益》兩篇文章時，歷史予筆者以啟迪。
今日讀《茅于軾：國富國窮--制度和中國的經濟改革》，感到了內心的恐懼，在人們大談崛起的時候，卻又有一些人欲置中國于死地，為什么？
茅于軾問到："為什么干同樣的活，在美國拿的錢多、生活得好，而在中國拿的錢就少、生活得就差呢？"這個自命為"研究經濟學"的自由主義者怎么就看不到當今世界的叢林法則？這種掩耳盜鈴的手法令人咄咄稱怪。
茅于軾聲稱："這個問題的核心是財富是怎么創造出來的。是不是勞動就可以創造財富呢？"、"財富是怎么創造出來的？有一個最簡單的經濟學道理，那就是交換創造財富。"這真是重商主義的核心了。讀此段語，我們當然能夠明白是什么理論導演了上世紀末發生在中國的種種災難。
上述謬論出自《茅于軾：國富國窮--制度和中國的經濟改革》（南方都市報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系列評論之壹）
社會應該注意茅于軾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的理論對現代中國的危害。有的朋友告訴我："象這樣的一群學者，你連提以后都別提。這樣的提起來都是高抬他們。"從人格上對這一群人表示一種蔑視，是符合現代中國人的觀念的。但是必須承認，現在，在社會基層，特別是企業中，茅于軾的理論很有市場，在實踐上也很普遍。一種非道德的體系曾經在中國這一片土地上肆無忌憚，現在仍然在頑強地對抗胡溫體制所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觀念。
茅于軾的言論在揭示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
如果說文革中出現了唯政治化的極端，典型地表現為四人邦"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
那么，現代中國正在形成另一種極端，一些所謂的經濟學家正在堅持唯經濟論，典型地表現為茅于軾對于勞動價值的否定。
有一個現代社會必須解決的經濟學課題：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帶給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帶給中國社會大眾的災難已經歷歷在目，但是社會仍然難以否定這些謬論的價值。在國家發展和民眾利益關系上的平衡難以在理論上得到論證，僅僅依靠一些領袖的個人行為和魅力并不能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中國終究無法擺脫幾千歷史中人治的困局。
這個事實被另外一種現象所證實，世紀之交曾經出現的郞咸平與張維迎之爭，并沒有產生具有說服力的理論。而更多的經濟學人是以計劃經濟理論反擊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這種以失敗的理論的反擊實質上只能導致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強化，無疑于緣木求魚。
從宋代開始的義利之辨，貫穿于明代的義利之辨，仍然頑強地擺在現代中國人的面前。
對于社會主義者來說，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屬于資本主義形態下的政治經濟學，它的真髓并沒有為現代中國人所掌握；斯大林式的政治經濟學的已經徹底失敗，但是并沒有作為一種教訓進入理性的辨析。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始終沒有出現，所謂的精英學者們更多的是陷入庸俗唯物主義的泥潭無以自拔，中國面臨思想與理論的困局正在預示未來發展道路的曲折。
壺公評論寫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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