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所有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人都對茅于軾、辛子陵發表系列反毛文章感到憤恨，烏有之鄉更是掀起一場全民公訴運動，大有不把茅于軾、辛子陵押上審判臺決不罷休的氣勢。為了幫助人民弄清楚誰是妖魔化毛澤東、文革及共產黨組織的罪魁元兇，今天筆者從網上搜到了一篇關于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歷史評論文章，作者署名“陳述”，我刪去了他文中的評論，為的是讓網友們自己去判斷是非，希望能有助于大家認識歷史真相。

      1976 年9 月9 日，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逝世。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用非常時期之非常手段，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給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畫上了句號。粉碎“四人幫”后的第六天，葉劍英派他的兒子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曾讓其帶話給葉劍英和華國鋒。胡耀邦說：“現在我們黨的事業面臨著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么是人心? 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糾正冤案，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但是，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華國鋒沒有支持胡的這些主張，反而提出“兩個凡是”的方針。鄧小平站出來率先指出華“兩個凡是”的方針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并提出：“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我們黨的事業、社會主義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事業推向前進”。隨后，鄧小平等中央領導
在多種場合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與“兩個凡是”進行了堅決斗爭。這是當時中國政壇上發生的一場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要斗爭。在這緊要關頭，停辦多年的中共中央黨校復校。中共黨史是中央黨校的重要課程。

        1977 年5 月，黨中央正式批準中央黨校建立黨史研究室，準備承擔編寫中共黨史的任務。1977年12 月2 日，中央黨校黨委審議黨史教學計劃。胡耀邦對這個計劃提出了意見，他說：“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要根據哪個文件、哪個同志講話，還要看實踐嘛。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過實踐來檢驗分析。”馮文彬也發表了重要意見，他說：“要研究黨史就要恢復黨的傳統，敢于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如果腦子里還有舊的框子、精神枷鎖，就研究不好”。在胡耀邦主導下，黨史第二稿為劉少奇摘掉了“叛徒、內奸、工賊”的三頂帽子。在學員中間和社會上引起極大震動。不久，由研究小組寫成《當前黨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一文，在《人民日報》上以岳平的筆名發表。文章在講“堅持黨史教學”時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是堅持黨史教學和研究的基本條件。在講黨史教學要“貫徹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時,又著重強調:當前黨史教學要注意的首要問題,是堅持唯物史觀，撥亂反正，恢復黨史的本來面目。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中，又強調：科學無禁區，黨的歷史問題的研究也不應有禁區。“這些沒有作結論的問題正需要我們解放思想，認真調查研究，以實踐為標準去判斷是非”。從這里可以了解到這個黨史小組在進行黨史教學與研究的指導思想是非常明確的，即以實踐標準作為黨史教學與研究的指導思想。因此，在某種意義可以說：中央黨校在歷史重要關頭進行的中共黨史教學和研究，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的一個重要源頭，在中央黨校參加這一討論的學員，又將這一討論推向全國。

        在1978 年11 月10 日至12 月15 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老一輩革命家運用“實踐標準”對黨的歷史上的重大問題提出了新看法。12 日，陳云在東北組發言，旗幟鮮明地提出應當處理及糾正“左”傾錯誤的六個問題： (1) 薄一波同志等61 人所謂叛徒集團的問題； (2) 1937 年7 月7 日中央組織部關于所謂自首分子的決定和1941 年的關于從反省院出來履行過出獄手續,但繼續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經過審查可給以恢復黨籍的決定相關的人員的問題； (3) 關于陶鑄、王鶴壽等人的所謂叛徒問題； (4) 關于彭德懷的問題； (5) 關于天安門事件問題； (6) 關于康生的問題。陳云的上述意見,是反映了黨內大多數人要求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黨的歷史上的若干重要問題。聶榮臻、康克清、肖克等也在東北組發言，進一步提出一些重要問題，要求中央給予解決。在會議的繼續討論中，人們又提出：把“二月逆流”的案子翻過來；鄧小平1975 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搞得很好，根本不是什么右傾翻案風；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是被顛倒了的是非，應該給予平反；;所謂“一月風暴”的是非要澄清；彭真、陸定一等人的問題也應當重新審查，重新作出結論。還有人提出一些地方性的重大冤案，要求重新做結論。由于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強烈要求對以上提出的歷史問題給予糾正，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并根據“實踐標準”，作出幾項有關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重要決定。這些決定是: (1) 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2) 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 (3) 為所謂的“二月逆流”平反； (4) 為薄一波等61 人的錯案平反； (5) 為彭德懷平反； (6) 為陶鑄平反； (7) 為楊尚昆平反； (8) 揭發批判康生、謝富治是合理的； (9) 地方性的重要事件，中央決定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地予以處理。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根據葉劍英的提議，中共中央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在會上，經過各家爭鳴，進一步鞏固了真理標準討論的成果。四中全會，在討論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的過程中，初步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從1979 年11 月開始,黨開始著手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這期間，黨主要根據“實踐標準”，開始有步驟地對自己歷史上重大問題進行較全面的總結。五中全會,又根據這一精神,解決了建國以來黨史上的最大冤案,為所謂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平反。起草《歷史決議》，實際是全黨進行中共黨史研究。在鄧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經過歷史決議起草小組一年多的積極工作，特別是1980 年10 月經黨內4000 多高級干部的討論，以后又是幾十人的討論，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并經過反復征求黨內老同志的意見和黨外人士的意見，最后經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的討論，終于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交了歷史決議的稿子。全會通過了這個集中了全黨“智慧”的決議。決議確立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對黨的歷史，特別是建國以來的歷史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全面深刻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并分析了黨犯的錯誤。在黨的十二大上，黨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看過這篇文章后，我相信大家也明白了誰才是妖魔化毛澤東、文革及共產黨組織的真兇，一切正如古學者賈誼所言：“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