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庫之”先生：
讀了你在《憲政理想》發的幾篇文章，覺得你是一個有思想的人；而讀了你的博客上的一些文章，你予人以憂國憂民的印象尤深。
在《薛涌評判茅于軾對嗎？》的討論中，你面對其他圈友的評論問到：
“茅于軾有這么大十惡不赦的影響力呢？他都做啥了？大家這么恨他！”
這個問題問得好。所謂《憲政理想》的圈子其實只是一個思維的空間，說是清談空間也行。
章太炎論戴震，認為清代漢學是滿清文化對中國文化壓迫之下的產物，認為清代漢學即反清之學。《憲政理想》的主旨并不唯漢學是舉，即不受什么壓迫，也不想反對什么，但是其宗旨則在于有所追求，或者說是在擺脫什么。
無論章太炎、戴震或《憲政理想》，無論表現形式如何，重要的是，都是體現為一種對未來中國的希望。
因此，對于具體的形與物而言，都不存在愛與恨，對于“趙本山”是如此，對于“茅于軾”是如此；對于《大秦帝國》是如此，對于《孔子》也是如此。都不過是行程中的一個座標，而希望在前方。
圈子發表過文章《驅逐趙本山，拒絕愚民文化》，文章發表在新華的時候，有人問：“你們為什么那么恨趙本山？”
其實，這個問題本來很簡單，因為關外文化不是中國的主流文化，當它反客為主的時候，受到拒絕是很正常的。試問，既然執政者可以打壓輪子功，而社會大眾拒絕與輪子功同文化源的“趙本山”又有什么不對？
“趙本山”導中國文化于低俗，在中國的物質文明有大的改觀的時候，社會文明卻為這種野蠻、愚昧的形態所遮蔽，提出“驅逐趙本山，拒絕愚民文化”是智者必行之事。
在這里談茅于栻，大家表現出對茅于栻的拒絕，你問到“他都做啥了？大家這么恨他！”
這個問題的回答其實也很簡單，茅于栻是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張維迎奉為導師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以市場自由為本，但是又超越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如果說古典經濟學所突破的是封建體制加于之的制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進而突破的是道德加于之的制約。不幸的是張維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并不能突破中國的封建體制，卻無情地踐踏了中國的道德底線。
張維迎奉茅于栻為導師，不是意想天開的，而是茅于栻對于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作出的根本性的貢獻，茅于栻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從根本上否定了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茅于栻是無德經濟學者馬爾薩斯理論的倡導者，他的理論體現為拋棄勞動價值理論，強調需求和效用，也就否認了人存在的價值，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天賦人權。這些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從根本上否定了自由的價值，他們淪為現代在中國泛濫的滿清文化的同盟者也在必然之數。
當我們明白這些本質性的問題，我們為什么不應該反對趙本山，反對茅于栻呢？
對黑暗的擺脫是對光明的追求，我們為之奮斗、努力。
壺公評論寫于10－01
揭開現代中國經濟學的種種偽裝，點出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主題：拋棄勞動價值理論，強調需求和效用。也就是從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返回重商主義。
庸俗政治經濟學是現代中國國企改革的理論基點，所謂反“大鍋飯”、“國退民進”、“下崗”等理論都是它的延伸；所謂欠薪、低薪、反《勞動法》等等，都是它的產物。
試問，當勞動失去價值，給你的職業難道不是一種恩賜？你又何必說三道四？
其實，庸俗政治經濟學在現代中國很有市場，例如關于通鋼事件的大量報道中就很難看到關于勞動價值的評說。在人口眾多的現代中國，勞動力的低廉，勞動力的買方市場確實為勞動價值的否定提供了客觀的環境；而長期落后的中國，在社會大眾中激發的強烈的強國熱情，又為種種自我犧牲的倡導提供了思想基礎。于是一種缺乏社會人文特性的，掩蓋掠奪與剝削的理論以數理的――科學的的形態在社會出現，人們在承受它的種種傷害的時候，卻不能意識到自己為什么應該經歷這些磨難――好象一切本來就是如此。
雖然這是一種根本性的無奈，但是筆者認為，這是一類假象。一個合理的社會必須承認勞動價值說，也就是承認個人的勞動是構建一個和諧社會的根本。社會是由人構成的，放棄了人，也就放棄了社會；而肯定一個人，就是從肯定他的社會存在的意義開始的，正如《國際歌》和《共產黨宣言》告訴我們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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