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邋遢道人《我為何會轉變為左派？》中古典史引用錯誤的冒昧糾正
伊瑟拉重裝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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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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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邋遢道人同志的觀點很有新意。但文中所引用的古典史（希臘羅馬史）資料，則多有訛誤，反損害其觀點的說服力。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合格的古典學的學者，除了受當時考古學進展之局限外，立論甚嚴謹，為我輩榜樣：言必稱希臘固然不錯，但也須準確才好。故指出如下：
1.如果一定要說什么經濟最接近于近代歐洲的資本主義，那正是古代歐洲（迦太基、希臘、羅馬...）的資本主義，區別只是奴隸較多而雇傭工人較少。但即便在奴隸制最嚴重的1世紀羅馬，手工業中也有20%-30%是自由雇工而非奴隸；羅馬當局還曾立法要求必須雇傭一定比例的自由人以緩解小農公民失去土地、進城后又找不到工作的困境。
2.羅馬公民的峰值（含拉丁公民）是四百多萬，不是一二百萬；加上女性公民和兒童，則作為帝國統治階級的“羅馬人民”（包含權利略小但實質差別不大的拉丁人民）共兩千萬左右。由于地中海發達的航運，供養羅馬公民的奴隸并不需要都在意大利：西西里、北非的種植園奴隸，埃及的佃農，甚至黑海沿岸的農業殖民地，都在為羅馬公民生產極廉價的糧食。諷刺的是，這種廉價糧食的輸入直接摧毀了意大利的小農經濟，導致公民大批破產而淪為流氓無產者。
3.斯巴達公民沒有二萬人。連一萬都沒有。它周圍也沒有“上百萬的民族供他奴役”，整個斯巴達國家人口（包括公民、邊區居民和黑勞士農奴及其家屬）加起來也是三十多萬，與雅典持平。
4.“他主要就干這個事，他不生產”或者“羅馬人什么都不生產”也過于夸張。除了斯巴達這種長期停留在封建農奴經濟的落后國家以外，多數希臘、羅馬的公民，在大多數年代里，都是小生產者，有的還是貧農。
5.“雅典人實際上統治整個地中海”更是夸張了。如果這樣，還打什么西西里？雅典人的霸權限于地中海東部，連中部都控制不了。
6.“羅馬有五十多萬游民，打仗時就要他，平時就游手好閑，這些人，也全是國家養”也犯了年代錯位的錯誤。羅馬靠公民打仗時，它的大部分公民都是城外的小自耕農；當羅馬城有40萬無所事事的流氓無產階級公民（約1-2世紀）時，它已經轉而依靠渴望通過服役獲得羅馬公民權的外省自由人雇傭軍了。羅馬從來沒有、也不可能靠“游民”服兵役。
7.關于古典民主的起源也是不夠嚴謹的。羅馬民主化確實與平民“撤退運動”密切相關，但雅典民主卻是在推翻僭主政治后，公元前507/506年反對寡頭共和復辟（和斯巴達武裝干涉）的、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人民革命中建立的。
關于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我就不多說什么了。對此我有自己的理論，即認為（成功的）資本主義（無論古典希臘羅馬那種奴隸勞動為主的資本主義，還是工業革命后雇傭勞動為主的資本主義）必須是、也不能不是一個持續擴張的體系，在封閉體系中不可能穩定存在（參照物理學中的熵增理論）。擴張的方式可以是新殖民地的開發、國防科研的投入，也可以是新技術新產品的問世；同時，它必須是、也不能不是一個“差序格局”，即必須存在整體上作為剝削民族的宗主國資產階級與人民，和整體上作為被剝削民族的殖民地人民，必須存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古代如此，現代依然如此?；孟腱o態的、總體上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中存在資本主義，是無用的：那種資本主義萌芽只會導致王朝崩潰和亂世到來。
而中世紀絕大多數時候（可能宋代例外），古中國的小農經濟，雖然不能歸為封建社會，但與西歐的領主封建農奴經濟相比，同樣是以“本地自足”為主的自然經濟。兩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國家扶持的小農經濟可視為封建社會的高級形態，在古代希臘羅馬國家的封建農奴制廢除之后、資本主義異族奴隸制發達之前（如前5-前3世紀的羅馬，前7-前5世紀的雅典），也存在過很長時間。它們距離古典希臘羅馬盛期的資本主義（前5世紀后的雅典、迦太基，前3世紀后的羅馬）和近代資本主義都有實質差別。
希望道人同志下次引用古典史的時候，多花些時間做考據的工作，不要留下太多漏洞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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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點忘了關于古代中西幣制的問題。雖然在此文的前面部分，但統一起見也發在這里。
8.道人同志說“古代中國不用金銀幣而用小額銅幣才是資本主義、古代西方不用賤金屬銅幣而專用貴金屬幣反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表現”（大意），這既弄錯了史實又顛倒了因果。
首先，無論希臘還是羅馬，早期一概是金銀銅都作為貨幣流通的，且以銅為主；只是在前7世紀末呂底亞王國為著支付高額的雇傭軍軍餉的方便，才開始鑄造金幣、前5世紀初雅典發現勞里恩銀礦新礦脈后，才大量鑄造標準的貓頭鷹銀幣（之所以稱前5世紀后的雅典經濟為奴隸制資本主義，不是因為雅典奴隸直接靠農業勞動養活了雅典公民家庭，而是因為他們在礦山里的勞動構成雅典用于“出口創匯”的最大宗商品?。@是雇傭軍制度發展、希臘接受存款并發放貸款的古代銀行業出現...總之，古代資本主義走向繁榮的結果。羅馬開始大量鑄造金幣，那就要晚到前3世紀布匿戰爭后了，尤其受到此后內戰的巨額軍費開支的刺激。
但即便在金銀幣大量流通于地中海的繁榮時代，銅幣依然作為最小面額的基本貨幣流通著。雅典喜劇中贊頌梭倫改革創立國立妓院的英明舉措，理由之一即是便宜：“是你，梭倫，是你立此善法，造福公眾，因為大家都說，是你首先明白這個既民主又有益的場所之必需，宙斯為證！我一定要這樣說。我們的城邦里無數可憐的少年為本能所煎熬，以致誤入歧途：為了他們，你買入女人，置于不同場所，讓這些少年隨時有地方宣泄本能……價錢：一個奧波勒斯；干吧！不要扭扭捏捏！一切如你所欲，是劃得來…”奧波勒斯即是銅幣。這里有藝術夸張成分，但城邦發給貧窮公民和基層公務員（都是奴隸）的津貼、工資，也以銅幣支付；可見，古代中西方民間日常開支都用銅幣；而金銀幣的地位高低，則恰恰反映了遠途大規模商業、金融業與雇傭軍制度（資本主義的基礎！）的發展水平。
事實上，東周時的楚國也鑄造過金幣；西漢時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個小高峰，還規定“金為上幣”；但由于相對同時期的地中海世界，商品經濟（古代資本主義）總體發展程度畢竟較低，自然經濟仍居主導地位，才導致貴金屬貨幣與銅幣相比，較少流通于市面，也沒有普遍發展為標準化鑄幣的形式。到東漢以后，商品經濟更趨凋零、封建復辟，金銀就逐漸退出了貨幣行列。經歷南北朝至唐代，絹帛等實物成為貨幣。2世紀后的羅馬帝國，金幣成色不斷下降，大額金銀幣越來越少見少用，也是一個道理；只是因為它曾發展到一個更高的高度，“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要一下衰退到金銀幣使用比古代中國還少，除了西歐等少數地方，也頗為困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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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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