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比較簡論到西方文化批判 　　

導論　　

論各文化之優勢和缺失的比較，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一個民族的文化，是這個民族在長期的勞動中積累的全部的物質和精神成就，是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維持生存和發展的最佳狀態（最適宜的狀態）。只要本民族不被徹底地征服或者毀滅，其文化的歷史就可以保持延續性，并以頑強的生命力處于一個不斷變化發展、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之中。因此，昨天的“優勢”也許今天就會變得平淡無奇，今天的“缺失”也許明天就能得到彌補，原本普通的方面也許會變為新的優勢或者缺失——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讓定義某種文化優勢和缺失的企圖變成了可笑的徒勞。　　

因此，割裂發展的螺旋、用截取幻燈片式的眼光來談論某一文化的優勢和缺失，是形而上學和機械的唯物史觀。況且，文化因其所依托的民族個體的獨立性，而表現為獨特和難以比較；民族個體也必須依賴獨特的文化來表現本民族的獨立性，因而不會輕易地承認文化究竟孰優孰劣。因此所謂的文化優劣之分，大多數情況下，僅僅是緣于不同民族在實力上的強弱之別，從而強勢的民族用其居高臨下式的話語強權給其他民族的文化妄加武斷——這類論調由于人類本能的自私和偏袒，基本都缺乏客觀的天平和嚴謹的砝碼，又何來科學性可言呢？　　

然而，某種文化優勢與缺失的評判也并非無從下手——只要能用相對的高低代替絕對的定義；能讓其內含的共性和穩定性顯現出來。因為我們不能忽視這種客觀存在的情況：在民族歷史逐漸演變為人類歷史的過程中，的確有一些文化在經歷了持續的演變和發展后，通過自我的調節完善和借鑒吸收，形成了一種具有綜合性質的“大文化”。由于這種文化所代表的本民族處理生存和發展問題的方式具有普遍性和進步性，從而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強大魅力。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這個民族的生存范圍。于是，民族的成為了國家的，國家的成為了區域的，區域的成為了世界的。它被其它民族廣泛地學習引用，以至于取代了這些民族的本土文化——我們可以稱這種文化為“強勢文化”或者“普世文化”。　　

這時候，由于這些文化上升到了世界性的高度，被賦予了“先進”和“普世”的光環，從而使其區別于其他文化的獨特性大大降低。這點通過其名稱的改變就可見一斑——不再是某一個民族的專屬，取代以一種更泛泛的、代表區域的稱謂，例如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中華（東亞區）文化、印度（南亞區）文化。文化優劣的比較也在這少數的幾種強勢文化之間成為了可能，因為在這里，共性的比較因素擴大了，特性的比較因素則更加穩定和持久，同時評價其優勢和缺失的陪審團不再由某一國家、某一民族或者某一集團全權資助，而是由受其影響的各國共同組成（非文化源地地區的人民無疑是最有發言權的）——某種強勢文化能否有效地解決這些國家及其國內各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是決定這種文化優勢與缺失最好佐證——如此一來，共性的相對比較和特性的普遍定義將會更加公正合理。　　

歷史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在經歷了冷戰格局下意識形態文化的對抗后，人類還沒有哪個時期像今天這樣如此地看重本民族文化的影響力。同時，文化全球化的脫域機制和同步性也有利于強勢文化盡情展示自己的肌肉。于是，各大強勢文化之間爭奪國際話語權的戰爭也就趨于白熱了：瘋狂地宣傳自己的優勢，拼命地修飾自己的缺失。這種宣傳和修飾某種意義上反而讓人們更容易認清這些文化的本質。　　

然而遺憾的是，在今天，人類蓬勃的文化競爭萌芽不可避免地枯萎了，談論它們的優勢和缺失變得多此一舉。因為有一位“偉大的”文化早就向人類詮釋了什么才是先進和文明。世界只要膜拜它就夠了，各民族文化只要臣服于它就夠了。　　

它高高在上，郁郁生輝，像一位君王俯視眾生，每個人都不得不瞻仰它的颯爽英姿。唯一的遺憾是，襯托它的偉大形象的背景是一堆累累白骨，而他爬上世界文化王座的手段，則盡顯馬基雅維　利　先生的經典教材。看哪，它依然在攀附著罪惡的藤蔓向上蠕動著。　　

很長時間以來，世界的文化裁判權被這個發源于地中海的海洋后代給卑鄙地竊據了。盡管它也擁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但是它獲得這一神圣裁判權的方式，絲毫談不上光彩——沒有基本的尊重，拋棄溫和的外衣，依靠殘忍的侵略與征服。　　

作為被公認為的當下“最具生命力和吸引力的”西方文化，被各種贊譽縈繞、吹捧了四百多年，盡情享受著“文化最惠國”的禮遇和尊崇。它的確是當下最發達國家的形象代言，但是它的一舉一動，更像是一個投機成功的暴發戶，在主導世界的文化話語權后，就忘乎所以地對那些比它更為古老、更為豐富的文化指手畫腳；它把自己發家的方式——獨裁、壓迫、侵略和掠奪——用自由競爭的花言巧語妝扮后推銷給世界各國，宣稱自己將帶領全人類共建人間天堂。大家無不對之感恩戴德。然而在通往這個烏托邦的路上，人們很快就會發現，這位“一切貧困與落后國家的朋友”突然手持“法西斯”傲然屹立于前，不可一世地宣稱：為了捍衛神圣的正義和秩序，“天國”已經滿員了。它就像一個黑心的庸醫，強迫全世界服用它自己生產的治療生存發展痼疾的靈丹妙藥，卻最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患者們能夠痊愈，反而滿心期待它們暴病身亡——這樣就能省去很多侵略與征服的耗費了。對于這種雙重標準和自私自利的文化，除了騙子、流氓、惡霸、謀殺犯，我再也找不到更合適的形容詞了。　　

西方文化的自我膨脹和擴張，肆意地輸出價值觀以鞏固其文化霸權，其實只會加速它的墳墓挖掘速度。就像它的娘家資產階級從誕生之日起就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一樣，西方文化在忘情地展示自己“優勢魅力”的同時，也在把自己的虛假、偽善和奸詐一步一步地推到前臺，為決心摧毀它的人們提供了越來越有力的話語炮彈，也讓更多的人們加快認清它究竟長著一副怎樣的嘴臉。　　

因此，我毫不掩飾我寫作此文的目的，就是向當下最強大的西方文化宣戰，并且窮盡可能地揭露包裹在其耀眼鱗片下的那份丑惡的剝削本質。　　

很多人會由此罵我愚昧、偏激、缺乏公允、頑固地躺在意識形態的棺材里不肯腐爛。這些贊譽我表示無條件地沉默和接受。可是，在世界已經遭受著這個資本主義侵略擴張所攜帶的文化病毒侵蝕的時候，在其他民族的文化因資本主義式的傾銷和剝削而相繼殞命的時候，在許多國家因為飲用了這瓶文化毒藥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時候，有的人卻還在一味地謳歌這只寄生蟲是真正的救世主，認為它才是人類進步最偉大的保證。我對于這樣的愚昧和意識形態的偏激，除了沉默還能有什么辦法呢？　　

西方文化優勢批判　　

太久了。　　

從血腥的殖民擴張到全球市場的建立，再到全球化日趨加深的今天，西方文化綁架世界的時間太久了。　　

這個文化，曾經因為反抗中世紀的封建堡壘而大顯其炫目的光輝，因為其對人性和哲學的思考而被賦予了深邃高雅的氣質，也因為對自然科學極具勇氣的探索而在人類眾多文化中脫穎而出，更因為其與生產力前所未有的緊密的聯姻而成為當下權威和雄辯的唯一代表。　　

雅典廣場上激情澎湃的理性辯論、羅馬石雕上堅不可摧的法律典范、文藝復興時熱情洋溢的人文情懷、啟蒙運動時發人深思的至理名言、大革命之催人奮進的革命口號、工業和資本積累之勤勞質樸的節儉意識、哲學與心理學令人折服的邏輯思辨，以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創造性的開拓精神。這些偉績，無可否認，都應當銘刻于西方文化的豐碑之上。　　

它曾代表了一個激情向上、朝氣蓬勃的時代，它使得整個世界在數個世紀的時間里，只能匍匐于歐羅巴的山腳下，仰視著其傲然于穹宇的圣潔的思想高峰。諸神智慧與思想的橄欖枝，此時此刻都毫無保留地拋向地中海，造就了這艘文化的巨輪。西方文化影響之廣，使得今天的一切打上“現代”和“文明”印戳的物品，無不使用著它的印章。從工業產品的國際標準到印刷紙張的規格分類，再到我寫作這篇文章使用的專業術語，甚至于辯護律師、陪審團和控訴人的思維邏輯，都是西方文化所創所有。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強勢的程度，超越了古今，且尚無來者。　　

要論述西方文化的優勢所在，我不必向諸位贅述它在各領域取得的成就，也不必學著大多數人一樣到中世紀或者古希臘的墳墓中翻尋它身上的裹尸布。我們只用回溯到西方文化確立其統治地位的時代,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確立的時代就夠了。因為后世冠于西方文化的種種美譽，諸如民主法治意識、人文主義情懷、開拓創新精神、理性思維邏輯，都是在這個時代里才真正被雕琢成它王冠上寶石。然而這一切的雕琢之所以能成功使其煥發應有的光彩，是因為在這個時代里，西方文化完成了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自我救贖——和神的意志決裂，和生產關系的意志聯姻。　　

是的，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從中世紀萎靡的深淵一下躍升到世界文化之林的頂峰，正是因為它是目前唯一的一個主動背棄封建時代而迎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軌跡的文化。世界的其它文化，則都無一例外地被迫淪為了舊封建勢力上層建筑忠貞的捍衛者，把自身置于更進步的生產關系的對立面。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取得統治地位，人們對這些膽敢　包庇　君王的文化進行無情的批判和拋棄也是無可厚非的。中華文化和印度文化在近代的沒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說到這里，我們就不難理解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之于西方文化的功勞究竟有多大了——宗教改革讓封建的基督教教義成為激勵資產階級原始積累的精神支柱；啟蒙運動，則為這種原始積累謀求到了政治上和輿論上的合法地位。如果缺失了二者廣泛的傳播與孜孜不倦的啟迪，西方文化能否掙脫教堂和城堡的枷鎖還是一個疑問。沒有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在中下層民眾中嘔心瀝血積攢的火藥，區區啤酒館小伙的火炮又怎能轟得開巴士底監獄的鐵門。　　

西方文化主動把自己原教義中一切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抵觸的內容，都用一種巧妙的方式間接地修改了；或者用更為直接的方式，將這些內容毫不吝惜地扔進歷史的垃圾堆——查理和路易的頭顱就足夠證明這一切。中世紀夢幻的宗教風情與十字軍森嚴的等級城堡，被理性和人文的合力碾得粉碎；一千六百多年以來教皇和國王至高無上的權威，因新教和契約的崛起而變成云煙。這種不顧一切地迎合資產階級、替資產階級掃除所有意識形態堡壘的賣命表現，為西方文化贏得了資產階級新權貴們投桃報李的回報——沒有像其他文化那樣遭受到新階級徹底地冷落（該被冷落的東西早已“主動”地消失了），而是得以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而遍及世界各地，并依托資產階級的強大的武力和生產力，放肆地侵占和毀滅那些比它古老的“野蠻”的文化，將上帝和生產力的意志灌注進每一種文化，建立自己的文化帝國。賦予它這種暴行的憑證只是一個簡單的詞組:“文明”“開化”。　　

誠然，在被西方文化毀滅的舊的教義中，很大一部分都算得上阻礙人類文明進步的糟粕；而其依托暴力的擴張和破壞，客觀上也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擊碎了束縛在人類身上的封建枷鎖，讓資產階級的發展成果，諸如現代國家制度和科學技術成果，得以傳播；其自身也樹立了一個高貴的典型，足以讓世界大多數國家堅信它就是至高無上的文明進步的典范。而如果西方文化的本質，全部都是如希臘雕像一樣典雅中庸的良好德行和進步意義，那么我完全不會反對讓如此契合人類利益的優秀文化來作為我們這個星球的明信片的。然而遺憾的是，任何事物的兩面性存在和此消彼長趨勢是這個世界永恒的規律，文化作為社會的外延體現會隨著其社會現實的變化而變化，這是歷史的必然，縱使是我們偉大的西方文化陛下，也阻擋不了這不可抗拒的洪流。隨著西方文化的物質載體即西方資產階級的極度膨脹和急速墮落，它的這些美好的品質迅速布滿了腐朽的霉菌，不久之后，我們又發現，那些西方文化引以為傲的美德們，其實只不過是一塊塊為了讓西方資產階級的累累罪行正大光明合法化的虛偽遮羞布而已，一切文明美好的許諾都是為了美飾西方資本家們無休止的野蠻欲望。“自由、平等、博愛”？是的，在資本家們荒淫無度的日常生活里，這幾點都是不可或缺的。　　

只要這些它賴以生存的遮羞布被扯去，這朵丑惡的文化罌粟花就會迅速地枯萎，最終蜷縮成一具死死握住金幣的骷髏。就像1918年的法國人常說的，“它生于不義，也將死于恥辱”，這句話用來概括這個遮遮掩掩的癌細胞的命運實在再恰當不過了。　　

在當下世界里，西方文化唯一還擁有的真正優勢就是，它是“西方的”文化，而由于西方世界天然地等同于資本主義世界，那么直接一點地說，它就是資本主義的代言人。這是不言而諭的：在資本主義主導世界的客觀事實下，又有什么文化能夠比這個與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孿生胞弟更有話語權呢。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一如既往地在世界范圍內保持其強勢姿態，那么西方文化的強勢和優勢也將一直存在，并忠貞地履行著為西方國家的野心和殘暴涂脂抹粉的任務。　　

而由于文化作為社會意識必然是其物質的社會現實的反映，西方文化的自以為是充分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盲目自大，它們以為只要自己頂著“普世文化”的王冠，世界就還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紀，可以任由它們發號司令。給予它們這種莫大自信的，是兩道精心縫制的護身符——民主和人權。這表明西方國家還算有點自知之明，把“平等”的面具早早摘了下去。不過，為了替西方文化尋找到這些個對內對外“最有力”的象征，它的忠實信徒和御用學者們真是費盡苦心，才從歷史的二手商店中刨出這兩塊看起來最能代表自己碎布。在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搞清這些碎布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情況下，就匆忙書寫上西方的意志，將其縫在了西方世界的旌旗之上。　　

仰仗這兩面標志性的旗幟，西方世界按捺已久的殺人機器、生產機器和宣傳機器終于可以再次發動了，世界又將鋪好紅地毯迎接西方文化陛下的大駕光臨。從上世紀到本世紀，從東歐、蘇聯、朝鮮、中國、南斯拉夫，再到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利比亞以及中東其它國家，任何膽敢忤逆西方意志和利益的勢力，都絕對是缺乏民主的專制獨裁國家，都無一例外要被徹底地制裁與打擊，都應當無條件地接受西方文化的“感召”與“洗禮”。　　

“只要世界還存在著壓迫和獨裁的地方，我們就有義務把光輝的民主和人權帶給那里的人民，讓他們起來反抗，并教會他們如何建立法治和自由的國家！”這句口號真是激情洋溢，無恥至極。　　

在“人權高于主權”的旗號下，西方文化終于完成了它心目中的世界觀作品——順從。　　

夠了。西方文化和它的信徒們的恣意妄為讓其流毒深深折磨了一個又一個國家，這已經充分證明，威脅當今世界和平穩定的最大隱患，就是這個由霸權主義癡心妄想和資本主義罪惡利益雜交而來的所謂文化。要想治愈這位可憐的身患狂想癥不能自拔的西　方　先生，最立竿見影的方法，就是扯下這兩面旗幟，然后將其撕得粉碎。　　

西方民主與人權批判　　

毋庸置疑，西方人是探索近代民主制度的先驅，并且最先在其文化中歸納出了民主的精神內涵——公眾的意志和利益至上。這個定義的確是對人類在自由王國中美好生活的勾勒。不過，西方人總結出了民主的概念，卻沒肯在其形式上多下些功夫。于是在西方文化的描繪中，民主的世界被強行地具化成這樣一種存在方式：一幅由一根“選舉”的金絲線把淳樸善良的勞動大眾、忠誠的資產階級的憲兵、風度翩翩的資本家及其誠實的政黨編織成田園詩般的溫馨畫面。　　

可惜，西方人高度標榜的所謂操持有度的宣傳、所謂高度自由的投票、所謂公正透明的選舉后面，其實都是恬不知恥的政治作秀。要戳穿這種把戲，就先來看看西方文化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所奉行的兩個最基本的教義有一副怎樣偽善的嘴臉。　　

一、公民自由選出政府，代表自己行使權力；　　

二、尊重多數人的決定，保障少數人的權利。　　

第一條是西方民主精神的核心，第二條是第一條最至關重要的補充。“公民自由選出政府，代表自己行使權力”——多么的優美動聽，然而就連西方資產階級自己的政治學理論(在這里為了避免傷及西方人可憐的自尊心，我們暫不引用馬克思的理論)也承認，國家就是把民眾聚集起來的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人們被劃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而政府是這層關系的保證。既然這個“公民自由選出的、代表自己行使權力”的政府不得不把民眾劃分在統治關系的兩端以確保國家形式的存在，造成了一類人對另一類人實行統治的既成事實，又如何體現出它謙遜地代表了所有公民自由意志呢？因此，要想讓“公民自由選出代表自己行使權力的政府”這個預設成立，就必須有這么一個前提：在任何一個國家中，總是要有這么一群人心甘情愿地成為奴隸，心甘情愿地放棄天將賦予的自由發展的權力，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其他人呼來喚去。不然，統治關系的兩極劃分就無法建立，國家及政府也就不復存在。沒有統治階級獨享的暴力權和強制權，生產剝削和財富積累更將成為空談，這對于資本家們來說，真是一個噩夢！　　

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更決定了這些國家必然代表著資產階級的利益，為了維系這種利益，資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統治權，這樣一來，被統治者的角色就當仁不讓地由廣大的勞動者來扮演了。但是民眾們可不會去在意什么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他們只要不是白癡，就絕對不可能接受這種強盜式的明目張膽的強取豪奪。資本家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的統治地位因為其非法性而岌岌可危。　　

于是，在進行了反復的絞盡腦汁后，他們終于想出了解開統治關系和民眾意志繩結的所謂辦法，資本主義世界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發明——選舉制度，誕生了。　　

資本家們通過美好的誘惑、夸張的許諾、激昂的口號以及有限的妥協來安撫公民們的躁動的心，誘騙他們參加到早已彩排好的選舉游戲里，只要民眾接受了這個游戲，也就接受了其依托憲法的一切游戲設定。接著，資產階級通過抬高準入門檻與選舉標準、利用其財力的優勢進行政治上的賄賂和經濟上的遏制，來打壓自己潛在的政敵——重點針對的是工人階級和其他一切革命的階級——以保證這場游戲的勝利者只會從自己扶持的代理人中出現。為了確保整個游戲過程的萬無一失，西方資產階級又安插進自己的憲兵和偵探。他們的作用與其說是維持選舉游戲的正常秩序，不如說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神圣秩序。在這一切都準備妥當后，資本家們終于可以悠閑地品嘗著下午茶，安心地等待他們忠實的議會宣布選舉結果。　　

現在我們就來和他們一同欣賞這出荒誕的丑劇吧。　　

斯提森（Citizen）夫人是亞美利加（America）養雞場里一只漂亮的母雞，每天她都會產下一枚雞蛋。斯提森夫人把一天的營養都傾注到這枚蛋里，然后用幾乎全部的精力去悉心照料它，把它安放在暖和的雞窩里。這樣一段時間下來，她攢下了許多漂亮的雞蛋。　　

斯提森夫人覺得自己很幸福——她生活在一個民主的養雞場里。因為每年年末，所有的母雞們都可以自主選出養雞場未來一年的主人。候選人是兩位體面的紳士，大家都尊敬地稱呼他們為雷帕里克（Republic）先生和德摩特里克（Democratic）先生。他們是這座養雞場的股東。選舉采取投票的方法，即眾母雞把自己最寶貴的雞蛋交給自己心儀的候選人保管就可以了——這是信任的體現。　　

選舉這一天，兩位候選人慷慨陳詞，宣傳自己的競選綱領。雷帕里克先生表示，如果自己當選，將把養雞場打掃翻修一番，并提供更多更好的雞飼料；德摩特里克先生則承諾，將在養雞場里建一個新的孵化間，這樣大家的雞蛋就可以得到更妥善的照料。二人說完，這場民主的投票就在母雞們的高昂的掌聲中開始了。投票過程由養雞場的一條叫布里斯（Police）的看門狗監督，以確保其公正透明。　　

選舉的結果是，一些母雞選擇了雷帕里克先生，因為吃好睡好很重要，但是，以斯提森夫人為代表的更多的母雞把票投給了德摩特里克先生。畢竟這群質樸的母雞太愛自己的雞蛋了，而孵化間絕對比雞窩更加適合保存雞蛋。于是，德摩特里克先生當選養雞場的主人，他為此非常地高興；雷帕里克先生也極有禮貌地祝賀自己的競選對手，微笑一直掛在他的臉上——真是一個有教養的人；布里斯也嗷嗷嚎叫著，表示選舉沒有暗箱操作；母雞更是歡喜至極——大家生活在一個多么民主的養雞場里啊！　　

第二天清晨，母雞們和往常一樣一大早就起來下蛋了，昨天選舉的興奮勁還沒有消失，因此她們充滿干勁，決心要為養雞場下更多更好的雞蛋。而在其不遠處的別墅里，養雞場的新主人德摩特里克先生正和自己的對手雷帕里克先生一起，享用著美味的煎雞蛋。他們忠實的看門狗布里斯溫和地匍匐在他們身邊，嘴里啃著一根美味的雞骨頭。兩個人高興地商討著最近的雞蛋價格又上漲了，偶爾聊聊那群愚蠢的母雞如何的膜拜自己，狗則安靜地傾聽他們的談話。　　

至于那個承諾過的孵化間，就讓它見鬼去吧，畢竟，重要的不是雞蛋如何保存，而是要讓那些母雞們高興和心甘情愿地為他們干活。　　

這就是西方文化推崇備至的所謂民主制度的最真實寫照。　　

西方文化最早概述出了民主精神的神圣綱領，卻在其物質載體的卑鄙實踐下最先對這個綱領進行赤裸裸地背叛。民主，在這樣的游戲中，成為了為選舉而存在。民主的實質——讓公眾的權利最大化并盡可能地遏制統治階層的權力——早已蕩然無存，變成了純粹為娛樂資本家和愚弄大眾的表演。民眾在這樣的民主游戲中，實際上是依靠討要資本家的施舍而艱難殘喘著。他們或者寄希望于資產階級在內部的明爭暗斗中可以扔下一些吃剩的骨頭，供他們嘗嘗肉末腥子的滋味；或者寄希望于后者可以突然良心發現（大腦短路），開始慷慨地行善積德。而面對這個一手炮制的選舉結果，他們則無法也無權提出抗議，因為有神圣的第二條教義為其提供法律的支持和保護。　　

“尊重多數的決定，保護少數的權利”，一方面是強制的服從，一方面是善良的安撫，看似讓道德的天平處在了公正的水平位置。盡管較之于民主最理想的狀態——每個人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發展，有諸多的不足。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也稱得上民主精神的一種貫徹，起碼它做到了彼此妥協和相對平等，讓公眾的權利實現相對擴大。　　

但是，這個原則一旦和西方所謂民主的第一條教義捆綁在一起，就再也避免不了淪為雞肋的命運。在被西式選舉制度異化的民主表演中，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服從，只是為了制造“政府是由民眾選出的”、“政府是合法的”這些個美麗假象而存在，根本發揮不了其真正的效用。因為無論是多數人的意志，還是少數人的吶喊，都不可能改變這場資本主義投票游戲的結果，即資產階級永久統治的既成事實。在這個事實下，一切資產階級利益受到損害的潛在風險，都早早地就被規避了。民眾從參加這場游戲的第一天起，就像一艘任由海風肆意吹動的無人掌舵的帆船，無條件接受了資本家設定的所有條條框框。這些規矩可以歸結為一句花言巧語，“任何人必須對自己當初的選擇負責”。就這樣，強盜的陰謀和邏輯被“對自己的選擇負責”這樣冠冕堂皇的話語所掩蓋了，一旦有個別人試圖打破這個條框，就會立即被資產階級憲兵們扣以“暴徒”和“叛徒”的罪名，遭到無情的摧殘和打擊。即便有一天多數民眾終于發出了質疑游戲規則的聲音，換回的所謂進步也不過是從他們資本家皇帝吝嗇的錢庫里夾出一枚小小的銅幣——這樣的洪恩就足夠使民眾愉悅了。既然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只是可有可無的程序，所謂保護少數人的權利也自然而然是一句可笑的空話。無論誰成為了這群可憐的少數人中的一員，他既不會妻離子散，也不會一貧如洗，他依然接受著和“多數人”一樣的施舍，依然要和“多數人”一樣忠實地為資產階級的資本增殖而無償奉獻著自己的剩余價值。他充其量就是因為自己的選擇沒有獲勝而感到悶悶不樂罷了，何必勞煩我們公務繁忙的資本家皇帝“特地”來保護呢？　　

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可以輕車熟路而又毫無破綻地玩弄“民主”于股掌，其原因在于這些國家具備了實力雄厚的資產階級來主導著國家的一舉一動。而這種“民主”之流毒一旦為資產階級本身就不夠強大并且還遭受著種種內憂外患的弱小國家所吸食，乘其所謂的“自由”與“分權”之東風，那些弱國國內的各種矛盾就會在利益集團間的傾軋下頃刻間爆發出來，整個國家一夜之間就會分崩離析，與此同時也為等待已久的發達國家們打開了征服的方便之門。　　

民主的精神，就這樣被西方文化——資本主義的文化，給無恥地強奸了。民主，被簡單地詮釋成了“為選舉”。不過，西方文化的洋洋得意也蒙蔽了其賴以成名的冷靜思考和基本邏輯，讓它忘記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自己一手炮制的選舉制度也不例外。　　

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之所以說它是一種不完備的民主方式，是因為它有著一個致命的缺陷——真理話語權的歸屬問題。如果多數人掌握著真理，少數人把持著謬誤，那么真是皆大歡喜。可一旦謬誤很不幸地為大多數人所認可，掌握真理的人們則由于人數上劣勢則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大家滑向深淵而無能為力——他們必須服從多數。因此，為了把這個缺陷的危害降到最低，少數服從多數的理想形式應當是雙方達成一個折中的妥協，讓雙方在彼此的協商中找出對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是，由于西方文化獨有的理性僵化主義和個人沙文主義，這種極富感性溫情的協商和為他人著想的妥協幾乎是不可能的，也是為資本家所不能接受的——如果一切都可以商量，那么至高無上的人對人的剝削該往哪兒擺？所以，對于資產階級而言，真理歸屬于誰一點都不重要，所有人只要聽憑資產階級擺布就足夠了，資本既是上帝。　　

按照西方文化給民主下的頭腦簡單的定義，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服　從是暴　君統治，那么這時候，已經事實上形成了暴民統治。由于社會存在決定其意識，普通民眾由于所處環境的局限性和自身利益的第一性，在政治生活中很容易表現為狂熱、盲目、目光短淺和易被煽動。民眾處于宣傳的弱勢地位這個弱點，很快就資本家們準確地把握住了，他們的宣傳機器一經開動，民眾們質樸的狂熱和單純的盲目就成為了其為個人利益和野心服務的工具，必要的時候，多數人的謬誤可以毫無顧忌地放大，少數人的真理則可以被選擇性地失明——選舉制度下“民主”的可操控性才是真正的　暴　君的溫床。然而，就在西方資本家們得意地以為可以永遠把這種卑劣把戲擺弄下去的時候，歷史終于為他們端上了他們自己親手釀制的苦酒，這杯酒差一點就灑在了西方文化的墳頭。　　

1933年，一個操著濃重的奧地利口音的男人在德國國會大廈前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感謝民眾們無私地把選票投給了他，讓他成為了德國總理。為了報答這種信任，他號召人們，一定要雪洗凡爾賽宮的恥辱，用德意志的劍為德意志的犁謀得土地。民眾頓時激動了，沸騰了，歡呼著“復仇萬歲”的口號，踏上開往前線與死亡的專列。看著民眾狂熱的背影，阿道夫·希特勒得意地回過頭去，和站在他身后的金融資本家們相對一笑：“民主真應該萬歲。”　　

第二次世界大戰，充斥人性的墮落、道德的淪喪、仇恨的渲染、無休止的屠殺。一場人類文化的浩劫，卻是一場被選舉出來的合法的戰爭。我們可以把世界上一切最難聽的形容詞加于這場合法戰爭及策劃其的野心家身上，但是真正應該被推上歷史法庭的被告席的，只會有一位。　　

不過，這場戰爭也并非一無是處，至少它對于整個西方文化的歷史起到了兩個極為不幸的作用。其一，二戰讓世界人民看清了西方文化及其詮釋的民主制度并非最適宜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模式，反而會成為造成人性泯滅和文明退步的罪魁禍首；其二，二戰中那個幾乎以一國之力對抗整個歐洲的國家讓世界人民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文化并非是國家謀求富強之路的唯一選擇，一個迥異于西方文化的更為優秀的榜樣樹立了。微妙的轉折已經完成，從此以后，西方文化建立了數個世紀的話語霸權受到了極大的動搖和挑戰，昔日那種一呼百應、萬國來朝的無限風光注定一去不復返了。二戰后的人們談到西方文化，不再像過去那樣滿懷憧憬與崇拜，當西方資本家們試圖再以過去那樣的方式用武力和生產力的壓迫來推銷其文化時，世界各國的民眾都有了充足的底氣說“不”。這種一敗涂地的挫折感甚至動搖了西方國家自己的民眾，信譽一落千丈的西方文化正飛速地滑向地獄的深淵。　　

前所未有的危機感籠罩著西方資本家們。因為西方文化是掩蓋他們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之罪行最可靠的辯護律師，而民主制度是他們進行這種全球擴張最得力的武器。可當他們兩手空空、無依無靠后，才會發現，建立在剝削、侵略和掠奪之上的生產力和暴力是多么的虛弱。　　

為了應對這場空前的危機，為了維護其文化霸權，西方資本主義諸國們有史以來第一次放棄了資本利益層面上的紛爭，聚攏在意識形態和拯救西方文化的大旗之下，開始用盡所有的伎倆來調配新的文化毒酒，企圖讓自己文化的風燭殘年之軀得以茍延殘喘，讓世界重新沾染上資本主義的流毒而不能自拔，讓那個任由西方資產階級奴役的世界從墳墓中復活。　　

于是，西方文化有史以來最響亮的一句口號，在資本主義的娘胎里孕育而出了——“人權，高于主權！”　　

好一句鬼話！但是的確實用無比，一方面是個人主義的升華、一方面是不知廉恥的干涉，在人類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很難再找出這樣一個恬不知恥的典型了。　　

人權，乃一個人因其為人而應當享有的權利，每個人的人權得到充分地尊重是實現人類在自由王國中之存在價值和個人能力之充分發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是，由于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斷進步，人類對于自身權利外延的認知也越來越深，人權的內涵也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而處于不斷豐富變化的狀態中。正是源于人權不斷變化的特性，也決定了人權概念帶著模糊性，可以隨意為人加工。　　

和民主概念一樣，人權概念同樣是由西方人最先提出的、作為和神權與王權對抗的第三種世俗權利。人權是西方文化論述其先進性最引以為傲的理論依據，它不僅成為了滅亡封建世界最有力理論武器之一，也成為了每一個西方人在物質生活中秉持的第一原則。當《人權宣言》伴隨著巴士底監獄廢墟的硝煙騰騰而冉冉升起，最終鐫刻在了自由女神堅不可摧的大理石手筆上時，一切封建的和舊宗教的墳墓也就宣告竣工，隨之到來的將是更加美好的世界——資本主義的世界。人權觀念為西方文化擺脫封建文化的枷鎖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很遺憾地，它還是沒有得到西方文化起碼的尊重，再次淪為了被西方文化隨意玩弄的妓女，依照資產階級的喜好被肆意地篡改和利用。　　

西方文化憑借著自己所謂的“優先發現權”，以其一貫的強盜邏輯，想當然地認為：任何事物的發現者都有自由地處置這個事物的權力，即便是擁有共通性質的思想碩果也不例外。因為他們發現了天賦人權，所以他們就有權決定它的實質內涵——西方文化玷污民主精神的方式再次被用于對人權的定義。于是，一份符合西方資產階級口味的人權化驗單出爐了: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最大的人權。　　

只要這項條款被寫進人權的憲章，其余的一切，所謂自由權、生命權、公正權、尊嚴權，以及弱小國家們視若保護神的發展權和民族自決權，都成為了一紙空文，這個霸王條款注定只會為資產階級自己服務。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普通的勞動者個體是不可能創造私有財產的。私有財產以動產和不動產的形式，除卻生存資料的部分，表現為生產資料和生產積累的總和——生產資料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毫無疑問由資產階級私人占有；而個人通過辛勤勞動而創造的超出自己生存需要的那部分生產積累，必須進入到資本主義市場的交換關系中才能表現為財富。資本家們在這個市場中的主導地位決定了他們可以讓這些生產積累的交換價值最終無償地進入到他們個人的腰包里。因此任何資本家個體的私有財產的積累，排除偶然的拾遺和遺產接收，就只會來自于暴力的掠奪和勞動者的剩余價值，而饋贈、遺產和暴力是不會讓資本增殖的，是故所有資本家的私有財富的增長事實上都只會歸結為一個來源——對人進行剝削。一旦私有財產被捧上圣潔的人權神壇，人類反抗剝削的神圣權力也就消失了——人的自由和生命被束縛于生產機器、人的公正和尊嚴失去了法理的保護傘、人的發展和自決則框定在了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分工——一句話，都淪為了私有財產的附庸。血腥和罪惡的剝削既然已經合法化，資本家們的不義之財也由此得到了法律的保護，西方人權觀中種種動人的詞句都是套在這個腐臭的私有財產內核外的保鮮膜。　　

個人的人權在資本的人權面前屈服了，勞動者的人權也就臣服于資本家的人權。因此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里，衣著華貴的老爺們在縱欲和拜金的快感中觀看著勞動大眾在貧民窟里瑟瑟發抖是理所當然的；發達國家們憑借其先天發展的優勢和資本的實力來操控世界其他國家更是順理成章的。西方真應該對他們親手炮制的人權感激涕零。　　

因而更直觀一點地說，這種以保護私有財產為最高綱領的人權，是整個資產階級維持自我地位的基石，也是西方文化建立世界霸權的力量源泉。因此，當資本主義世界面臨著空前的信任危機的時候，惶恐不安的資本家們不得不搬出他們老祖宗的這面護身符尋求庇護。面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遭到普遍質疑的現實，西方資產階級就不得不拼命地證明他們并非一無是處，起碼在思想觀念、政治制度等文化意識領域，和世界諸多“愚昧、野蠻、獨裁”的國家相比，還是擁有很大的優勢的——我們至少還尊重本國公民的人權，因為我們讓他們擁有了選票；我們當然更尊重別國公民的人權，因為我們會讓他們也擁有選票的。　　

西方的人權，對內表現為與私有財產的媾和——它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的集中體現；對外則表現出與西式民主的曖昧——西式人權對外輸出時的閨蜜便是西式民主。　　

人權高于主權論，實質上就是西方文化最優論和西式民主最優論。它的邏輯思辨——任何國家，只要擁有西式民主制度，哪怕貪腐叢生、四分五裂、戰亂連連，也是一個擁有人權的國家。這真是富含阿Q精神的自我安慰。鑒于我們已經認識了西方民主制度流于形式的骯臟虛偽，也就不難推測出這種個人沙文主義的放肆膨脹是多么地站不住腳跟。無數國家就是在這句話的威逼利誘下，飲下了西式民主的毒酒，哪怕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也要強裝笑臉，擺出“V”字的勝利手勢:“我們有人權了。”　　

對于那些打死也不買賬的頑固之徒，除了訴諸武力再也沒有其他辦法了——既然南斯拉夫和利比亞不愿意享受偉大的西方文化照耀下的人權，那么西方各文明國家就有義務對這些國家進行“適當而必要”的干預，讓其國內各個民族依照“天賦人權”把他們自己的國家撕得四分五裂。只要西方國家需要鏟除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障礙，人權的鐵拳就可以肆意揮舞，去拯救、解放、操控、壓迫、征服那些身患“人權危機”的國家的人民，而其民主制度中的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這時候終于有用武之地了——被可恥地用來做人權的加減法。　　

在西方文化發布的討伐檄文的注腳中，人權被具化成了有具體形態的獨立事物，可以像商品一樣進行數量上的統計和比較。他們想當然地告訴所有人：兩個人的人權絕對大于一個人的人權，為了保護多數人的人權，少數人的人權可以被隨意忽視。就像北約國家于　2011年5月1日　在利比亞干下的勾當一樣，我們看不出卡扎菲的孫子們之于利比亞的人權危機有什么關系，但是有一點我們看清楚了，因為他們是卡扎菲的家人，因此他們是利比亞國內的“少數人”，因此他們的人權不值得“為利比亞人民而戰”的北約國家尊重。　　

個人最基本的生存的權利，就在這種人權數量大小的比較下，被徹底地漠視了。北約國家對卡扎菲在人權上的種種非難，無非是在拿卡扎菲的反人類罪為他們自己的反人類罪辯護罷了。不過這也是理所當然的——西方人權本身就是為了人性的自私自利而存在的，既然作為它核心的私有財產可以有豐欠之別，那么它外延的生存權利自然也可以有大小之分——西方世界犯下累累血債的邏輯大致如此。　　

在這些血債中，我們找不到所謂和平演變的“和平”；在這些血債中,我們找不到所謂生命、自由、公正、尊重、發展和自決之不可剝奪的權利；在這些血債中，我們唯一能看見的，只有不擇手段的強取豪奪和對野蠻暴力的熟視無睹。偽的人權、偽的民主，這兩個丑角在一唱一和中忘乎所以地給世界各個民族的文化創作著悼詞。　　

有了異化的民主和人權作為其忠實的先鋒，這個席卷全球的文化颶風也就不可阻擋了。西方文化很是興奮，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傾銷和堅船利炮不再是其寄生存活的唯一依靠，現在它擁有了更加隱秘也更加致命的武器——用人權和民主的匕首來扎破其它國家的文化心臟更加得心應手。西方文化的兩面戰旗就在世界血與淚的肆虐地搖曳著，踩著一切奄奄一息的民族和文化，對著它們的主子高呼萬歲。　　

但是，這樣的情況不會持久了。　　

任憑它可以反抗教皇、反抗國王、反抗一切舊世界的聯軍、也可以統治歐洲、統治地球、統治一切新世界的文明，它也注定戰勝不了時間洪流的偉力。西方文化由于過于緊密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結合，以至于把自己的一切都用資本主義生產的假肢代替，這也使得它很難再跟上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步伐。當初西方文化引以為傲的最大優勢，正逐漸演變為其生存和發展的最大短板。盡管它開始想從善如流，想掙脫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束縛，想去擁抱更為先進的社會化的生產關系，但是處處無不受到資產階級的阻撓和制約。西方資產階級的不思進取，使得西方文化只能無奈地掙扎于機器的牢籠。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蔓延著頹廢的瘟疫，絲毫看不到當初大航海時代的壯志豪情，反而還充斥著古羅馬共和國末期的道德淪喪和精神萎靡。西方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咄咄逼人無不透出一聲聲力不從心的哀嘆。這個文化，已經步入垂暮之年。　　

然而西方人不必因此感到擔憂、憤恨、不公，因為歷史對待任何一個文化都是公平的。西方文化在世界霸主的位置上安坐了四百多年，對于一種思想和意識形態而言，不算短了。無論后世之人是像我一樣對之極盡鄙夷，還是像大多數人一樣充滿緬懷，都不重要，因為歷史已經銘刻下：這個文化，曾統治地球。　　

而世界的其它文化，尤其是以幾大強勢文化為代表，正在從近代的頹勢中緩緩復蘇，并迅速與本國的生產關系結成緊密的同盟，時刻準備著取西方文化而代之。就像我在篇首就說過的那樣，文化的優勢和缺失永遠都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任何文化一家獨大的局面注定會隨著歷史的前進而改變。　　

交替、更迭、此消彼長，人類數千年的文化的歷史，不過如此。　　

我不敢妄言未來的世界主流文化就一定比西方文化更懂禮貌，但是我愿意做出這樣的幾個預言，或者說是幾個自以為是的期望。　　

一、最適宜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文化必然后于階級的消失而出現；　　

二、當今世界的各種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發展大勢，必然是獨特性越來越少，共性越來越多；　　

三、當人類最終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文化時，將很有可能是這么一個結果——人類，宣告滅亡。　　

前兩點我盡力在文中給予隱性的論證了，至于第三點，就作為一個歇斯底里的人士的胡亂猜想而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吧！　　

到這里，我這篇批判的文字，停筆。　　

                                      　5月17日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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