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說，在重慶去過浦志高兒子的火鍋店，可見《紅巖》里浦志高這個叛徒形象已經被漸漸當成是個真實的人了。其實這是由現實中的三個叛徒劉國定、冉益智、李文祥綜合成的形象。1988年我去重慶采訪時參觀過渣滓洞白公館，發現了李文祥振振有詞的叛變理由，當時來不及記，就讓重慶的同志給我發過來，可惜沒落實。今春重訪這一洞一館，了解了更多的情況，綜述如下：
《紅巖》作者之一羅廣斌的父親是地主，哥哥在抗戰勝利后任國民黨第十五兵團司令，他本人是個少爺，雖從小逆反，但直到1944年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時，才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引路人之一，就是馬識途，電影《讓子彈飛》就是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走上革命道路的羅廣斌經過在西南聯大學生運動、云南重慶地下工作的鍛煉后，于1948年3月1日由由江竹筠江姐、劉國鋕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派往偏僻的秀山工作，7月，受命利用家庭關系作統戰工作返城，此時，他耳聞了重慶地下黨被嚴重破壞的情況，卻不料惡運很快降臨到他身上，他是怎么暴露的呢？說來真比小說電影的還曲折!但今天筆者要從隱蔽工作的常識和角度來分析這個過程——
一是突破口。當《挺進報》被敵人的軍警憲特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后，一個年輕的地下黨員陳柏林被敵人內線A迷惑，A從他推薦的書里夾著的一份《挺進報》發現了線索，保密局重慶站組長李克昌非常重視，遂派出更為老練的內線B接近小陳，其激烈言辭、昂揚精神令小陳決定發展他為黨員，就在小陳帶著B一起見上級“老顧”時，雙雙落入敵手，小陳方知上當，恨悔交加。這一回合，我輸在麻痹。
二是黨內出了“雙面間諜”。“老顧”真實姓名任達哉，之所以稱任達哉為“雙面間諜”是因為他曾經在錢的誘惑下給李克昌當過“軍統通信員”，出賣過一次有關民盟的情報，因工作無佳績被李克昌甩了，后隱瞞歷史，加入地下黨。這回以共產黨員身份見到了李克昌，又想起自己有“軍統通信員”的護身符，不料敵人分得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大刑過后，他交待出自己的上級“楊清”及其職務，以及和“楊清”的接頭時間、地點。這一回合的教訓是發展黨員要嚴格政審。
三是領導干部的百密一疏。“楊清”真實姓名許建業，地下黨重慶市工委委員，被捕后雖經嚴刑拷打守護住了黨的機密，自己的身份也沒暴露，但卻上了看守陳遠德的當。陳遠德屬于“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主兒，主動利用被捕人員急于與家人聯系的心理撈點外快，許建業沒有、也來不及多想就以“楊清”名義給志成公司劉德惠寫了一封信，請陳遠德捎出去，還承諾給陳遠德4000法幣并介紹工作。殊不料特務畢竟有特務的“底線”哪!陳遠德看信后覺得不像一般通知家屬的信，就把這信上交到徐遠舉(小說里的徐鵬飛)手里，志成公司被查抄，劉德惠等被捕，“楊清”臥室里的皮包被發現，里面是二三十份黨員入黨申請書及大批挺進報，敵人按圖索驥……小特務陳遠德因此連升三級，從小兵提為少尉。許建業急中出錯，輕信敵人，給黨造成損失，內疚和自責令他在獄中三次自殺未遂。此回合的教訓在違背了隱蔽戰線的“鐵規”。這里還要特別強調一下的，是許建業烈士，他的急中出錯所造成的損失，他用他的生命彌補了!有關檔案記載：“匪特左洪鈞(保密局人事股長)供：偽行轅主任張群親自審問過許建業，并許以高官，但許堅貞不屈，始終不招，被判處死刑。”
四是叛徒導致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應該說徐遠舉打了草卻沒有驚了蛇，相當高明，重慶地下黨市工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先后于1948年4月6日、16日被捕，且成了起了關鍵作用的大叛徒!劉供出了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后叛變)、彭永梧及江姐、劉國銍等；冉供出了中共川東臨委書記兼下川東地委書記涂孝文(后叛變)、江姐、李青林等。有戲劇性的是，劉是冉指認后叛變的，當冉進一步出賣同志時，劉國定與他展開了“帶路黨”的“競爭運動”，供出重量級情報：重慶地下黨的領導機關在上海，領導人是錢瑛，并帶領特務赴滬抓捕，雖錢瑛同志已轉移到香港，但上海南京的華德芳等七名同志被捕……此回合的教訓是領導者的信仰、信念至關重要，領導層面的人背叛了，對整體極為危險!所以才有了“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的見地(見獄中八條)。
話說羅廣斌被捕后，不禁一個勁兒的琢磨自己是被什么人出賣的？為什么敵人知道他認識馬識途？為什么敵人知道他的入黨申請書是用綠色稿箋寫的細節？原來，作為上級的劉、冉看過羅的入黨自傳，這份寫在別致綠色稿箋上的自傳中，提到馬識途自1940年就引導羅參加革命的情況，解放后，羅回憶道：“所以我判斷是冉出賣的 (歌樂山烈士陵園檔案M-99)”，是的，劉、冉二人“聯合”出賣了羅廣斌，劉國定交出了羅的組織關系、冉益智也趕快供出的羅的地址。
我黨的損失即敵人的戰果，由于叛徒的出賣，重慶地下黨有133人被捕，這些人中有53人被殺害、35人下落不明(大多為秘密殺害)、釋放和脫險的25人，自首變節后仍被敵人殺害的4人(如涂孝文等在獄中經同志們幫助，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線：拒絕參加特務組織和當“帶路黨”抓人。1949年10月28日其與陳然烈士等十人被押到大坪刑場公開槍殺，有目擊者稱十人均高喊“共產黨萬歲”等口號，涂孝文作為叛徒在臨死之前卻高喊“共產黨萬歲”，可見獄中革命者對這個反面教員的感召力和轉化能力)，叛變后參加了特務組織的8人。如劉國定、冉益智均被任命為軍統“中校專員”、分別“獻”出了《中共在川活動概況》、《中共內幕》及《防止中共入川之對策》；李文祥則當了特務，被授予“上尉”。這兩個“中校”和一個“上尉”均在1951的“鎮反”中被依法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檔案顯示，對冉的逮捕令還是時任西南局政委的鄧小平同志簽署的呢!
江姐等烈士們在渣滓洞、白公館的事跡經小說《紅巖》和電影《烈火中永生》的傳播廣為人知，由劉國定、冉益智、李文祥綜合而成的“浦志高”亦被釘上了恥辱柱。1988年我去重慶采訪時參觀了這一洞一館，發現了李文祥振振有詞的叛變理由，當時來不及記，就讓重慶的同志給我發過來，可惜沒落實，但“劉氏理由”隨著眼見黨內一些干部越發嚴重的腐敗行為，越發深刻地顯現在我的腦海里，越發覺得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即“時代不同了，叛徒都一樣”——1948年重慶的“浦志高”就是今天的貪官們，而今天的貪官放到1948年的重慶，就是劉國定、冉益智、李文祥式的“浦志高”!——2011年春的這次赴渝，終于找到了“李氏理由”全文：
1.我被捕不該由我自己負責(劉國定出賣)，而且堅持了8個月，我有關的朋友應該都轉移了，如果還不走，被捕了是不能怪我的。2.苦了這么多年，眼看勝利了，自己卻看不到勝利，那太慘了。比我更重要的人都變了，而二處(指軍統)讓我選擇的又是尖銳的兩條路，不是(為二處) 工作就是槍斃，我死了對革命沒有幫助，工作也不會影響勝利的到來。3.組織已完了，我只能從個人來打算了，我太太的身體太壞，一定會拖死在牢里，為她著想，我也只好(為二處)工作。
我把它模擬、置換為貪官腐敗的理由，并特別聲明：“純屬虛構，如有巧合，實乃天意，”大家看看吻合不？
“1.我腐敗不該由我自己負責，而且剛參加工作時我也是個有志青年好干部，這些年反腐蝕的教育太少太空，監督機構的工作尤其不到位，有漏洞可鉆，如果組織早拉我一把，那怕是找我作一次誡勉談話我也不至于走到今天，如果有同志因我的影響而腐敗，是不能怪我的。2.改革開放這么多年，眼看許多人成了富翁，自己卻不是，那太慘了。比我官大的人都腐敗了，我若是不搞權錢交易，到老只能是靠養老金為生，我兩袖清風對反腐作用甚微，收點賄賂對整個事業影響也不大。3.許多像我這樣的干部都信仰崩潰了，看到國內的有錢人都考慮投資移民，我只能從個人來打算，我家孩子出國留學太需要錢了，老婆也十分向往花花世界，為老婆孩子著想，我也只好貪污受賄了。”
當年，李文祥，重慶城區區委書記，1938年的黨員，信仰崩潰、貪財怕死，出賣了16位同志，造成3人被捕犧牲。
當今，貪官們，官職大大小小，黨齡長長短短，無一不與“組織已完了，我只能從個人來打算”的叛徒李文祥何其相似乃爾!
難怪特務頭子徐遠舉在交代材料里說：“‘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這所以遭到破壞，主要是叛徒經不起考驗，在臨危時喪失了革命意志。否則特務們將一籌莫展，瞎碰一氣。”
血手染紅巖，鮮血濺紅旗，羅廣斌在越獄后的第二十八天，就動筆寫下了《關于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轉達了獄中黨組織從黨的建設、組織發展、黨員教育等方面進行了回顧總結，提出“獄中八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過一個來月就是黨創建九十周年的日子。大家好好看看獄中八條，哪一條不是字字珠璣、切中時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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