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國企改革、重慶模式及政改方針等問題的思考
　　
請屬地組織經省委報中央：
　　近來為完成上級下達單位的國企權力監督和黨風建設論文的寫作任務，得以集中精力思考這個被稱為腐敗重災區的國企改革與國企黨風建設問題，結合網上的有關論述，形成較為系統的解決思路。現結合國家審計署公布對17家央企審計結果所暴露出來的央企內部運行的體制機制缺陷，談一下個人意見。
　　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新事物在發展過程中都不可能是盡善盡美的，面對事物發展中的問題向來都有兩種態度之爭，一種是求全責備，將其出現的問題視為根本性缺陷，視為不可救藥，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借機復活舊事物。比如封建勢力對于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弊病所開出的處方是走回頭路。另一種則是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從而給出根本的解決出路。比如馬克思主義者面對資本主義的弊端，是以全新的社會形態取而代之。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央企的出路不是私有化，也不是股份制改造。因為央企的問題出在全民所有制采取國家所有制形式，政府以委派官員的方式參與央企的管理，這樣政府的性質就決定了國企的性質。在我們的體制不能保證政府都是由掌握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官員組成的情況下，這樣央企很可能成為事實上的權利所有制，甚至是官員所有制。由這種所有制形式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的具體體現即央企內部管理結構，就沒有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央企員工的參與權力與機會，從而將工人階級作為國家領導階級的政治地位被進一步邊緣化，而代之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雇傭勞動者地位。
　　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找出了問題實質距離解決問題僅有一步之遙，那就是健全國企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把國企的職工代表大會及其產生的常設機構作為國企的最高決策機構，由國家委派職代會主席與國企員工民選產生的職代會及其常設機構合作，代表國家利益和國家政策與國企員工一道，行使對國企經營管理的監督權。這樣做既是借鑒了南斯拉夫改國家所有制為社會所有制進而實行企業工人自治的成功經驗，也是對我國首創的鞍鋼憲法精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辯證繼承與發揚，是解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管理方式的正確方向。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重慶模式。
　　
　　近來關于重慶模式的話題在網上引起熱議，有網友發文論述中央此舉是有深遠的戰略考量的。選擇重慶、選擇薄熙來，都是胡錦濤同志經過慎重考慮的，旨在走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如何搞好黨的建設、如何完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模式，領導當今中國社會走出價值觀失落的誤區、回歸馬克思主義路線的一個試驗。事實證明這個實驗是成功的，已經得到了多數中央常委同志的充分肯定，其中包括李源潮同志長期耐心的工作指導，并給予了理論方面的概括。為了說明重慶模式的政治效應，現將《烏有之鄉》網站所刊登的一篇倡議信轉載如下：
　　
　　                                          倡議書：向重慶模式學習！　　　 　
　　
　　                                             趙磊 易淼 （執筆）　　
　　
　　 一個模式，一個被稱為“重慶模式”的模式，在中國的大地崛起。　　
　　
　　為了對這個模式進行神圣的圍剿，資本豢養的一切勢力，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腐敗分子和黑社會老大、辛子陵和茅于軾、賀衛方和蕭功秦、南方系的激進派和遠在大洋彼岸的民運分子，都在“反左”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了。從這一事實中，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重慶模式”已經被中國的一切勢力公認為一種模式；　　
　　
　　 第二，“重慶模式”已經令腐朽勢力越來越感到坐立不安。　　
　　
　　當腐朽勢力正忙著圍剿“重慶模式”而上竄下跳的時候，中國的廣大民眾卻為之振奮不已，載歌載舞，奔走相告。如此強烈的反差再次證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在經濟上，“重慶模式”注重發揮公有制的優勢，大規模地推進“公租房建設”，對兩極分化不回避、不容忍，堅定地承諾，要將基尼系數從0.42降到0.35；　　
　　
　　 ——在政治上，“重慶模式”毫不猶豫地“打黑除惡”，不失時機地推行“三進三同”，通過“扶正祛邪”的辦法來反腐倡廉、整頓吏治；　　
　　
　　 ——在文化上，“重慶模式”獨家推出“紅色衛視”，不懼腐朽勢力的瘋狂阻撓，大膽開展“唱傳講讀”，理直氣壯地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歷史地看，“重慶模式”的形成，是以薄熙來同志為代表的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邏輯結果：　　
　　
　　 ——“重慶模式”用“唱紅打黑”、“三進三同”激濁揚清，在感情上溶入人民群眾，在立場上歸依人民群眾，在工作上依靠人民群眾。這難道不是對馬列主義的人民觀以及毛澤東同志“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堅持和發揚嗎？　　
　　
　　 ——“重慶模式”用公平來衡量發展，用民生來指導經濟，用正氣來弘揚主旋律。這難道不是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嗎？　　
　　
　　 ——“重慶模式”致力于消除“貧富、城鄉、區域三個差距”，扎實推進“十項民生工程”，用“分好蛋糕”來“做大蛋糕”。這種“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的發展思路，難道不正是科學發展觀的最好體現嗎？　　
　　
　　 “重慶模式”正在大踏步地向我們走來。我們堅信，這樣一個擔負著歷史重任、承載著人民希望、昭示著未來走向的發展模式，最終必將走出重慶，走向全中國！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個努力踐行“為人民服務”的“重慶模式”，人民的支持是她戰勝一切腐朽勢力的強大力量。為此，我們發出如下倡議：　　
　　
　　（1）我們呼吁，全國人民都來關心和支持“重慶模式”，大力開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活動，為構建良好的社會主義文化氛圍和健康向上的社會風尚，貢獻自己的力量！　　
　　
　　（2）我們呼吁，在中國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中掀起一個重讀馬克思主義經典的學習活動，促使廣大黨員和團員理論聯系實際，不僅積極倡導“唱傳講讀”，而且自覺投身于“三進三同”，在捍衛共產主義信念的斗爭中起到先鋒模范作用！　　
　　
　　（3）我們呼吁，各地政府及其官員應當積極學習和借鑒“重慶模式”的經驗，盡快組織人員親赴重慶考察取經，并且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在“轉方式、調結構”的過程中，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落到實處！　　
　　
　　（4）我們呼吁，有正義感的媒體都要深入了解“重慶模式”，客觀報道“重慶模式”，積極追蹤“重慶模式”的新進展和新變化，廣泛收集民情，真實反映民意，為黨和政府更加準確地把握“民生”，發揮良性互動的媒介作用！　　
　　
　　（5）我們呼吁，“重慶模式”再接再厲，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難，不斷總結經驗，全方位地將“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推進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堅決完成歷史賦予中國共產黨人的神圣使命！（　2011年5月18日　）
　　　　
　　這是來自民間的對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正義呼聲，黨中央理當作出正面回應，總結改革開放以來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科學內涵的工作方針方面的失誤，用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政治作風建設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全心全意的依靠人民服務人民，爭取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振興。
　　
　　 第三個問題關于政治改革。
　　
　　 5月初，我和屬地黨委書記鄭樹森同志談到這個問題，我說，“在這方面我也不會刻意創新，無非是循名責實。那個人民代表理當由人民依據選舉法自主選舉產生吧？那個黨員代表也是理當由黨員群眾自主選舉產生吧？人民代表由上面分配名額，由本級黨委指定候選人，甚至采取直接報送的方式；雖然這個辦法很省勁，但卻沒有公眾認可的程序正義，因而也沒有群眾基礎，更談不上群眾威信。人民群眾不認賬，當然也就代表不了人民，更不能成為人民意見和利益的代表者，所以也不能成為黨和人民聯系的紐帶，更起不到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橋梁作用。當然有這種方式組成的代表大會也就容易產生脫離人民的官僚階層和官本位思想，使一些干部只對能夠給他官位的上級組織或者是上級某個人負責，而不向他所服務的轄區人民群眾負責”。這時候屬地書記說：“我認為我們的干部既要對上級黨組織負責，也應該對所屬人民群眾負責”。我說“這就存在一個思想境界問題。但不能排除現有體制就是產生官本位觀念的根源”。
　　
　　關于如何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去年全國人大通過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法修正案，已經做出非常嚴密而具體的程序規定，由于事關政治體制改革，需要有統籌考慮，不是各級人大自身所能解決的，所以黨的各級組織應當擔負起具體組織實施的責任。首先得配備班子，組織選舉程序選舉知識的編寫，進而培訓人員，選擇試點。這方面國家已經安排復旦大學創辦《選舉與人大制度》網站，其中發表了一系列相關研究論文，對選舉法的具體實施提供了寶貴的可行性參考意見，必將對選舉法修正案有條不紊的貫徹落實起到巨大幫助。
　　
　　當然中國政治改革的重頭戲在黨內的組織建設的科學化水平的提高，在于黨的建設有法可依，有程序可循。這方面制度設計的完善與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提高關系極大。但重慶在三年多時間可以做到的事情，全黨能不能在較長時間內做到？鄧小平同志把我們在經濟領域里的改革戲稱為“摸著石頭過河”，那么，我們在政治領域里畢竟有了重慶經驗，畢竟有了人大制度建設的經驗，這樣我們就有了方向、就有了比“摸著石頭過河”更大的信心。
　　
　　 第四個問題關于改革開放30年來的路線問題。
　　　
　　近來在《烏有之鄉》網站讀到不少左派文章，對于作者能夠站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角度分析蘇東巨變，分析看待國內外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圖謀，及其在理論上所達到的高度深度很為佩服和贊賞。他們批判的矛頭也有指向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指出這個文件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是既違背事實，也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
　　關于文化大革命問題，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致人民日報社的政函中就已經闡明觀點，那就是肯定文化革命的動機和意義，對其中發生的錯誤本著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對具體的人和事，本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錯了就糾正就改過來。但后來隨著胡耀邦同志用高楊文借機罷免屬地書記職務而導致接班人問題延誤，中央工作朝著違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方向發展下去，直到用中央決議的方式否定文化革命，產生了極其嚴重的政治后果。
　　 1986年3月24日，我針對當時已經出現某些錯誤傾向，再次經過人民日報社致信十二屆中央委員，提出關于開創團結民主科學進步的政治局面的四項主張，其中就包括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客觀公正一分為二的評價文化革命的意義，以保護廣大青年學生人民群眾響應黨的號召參加文化革命反修防修的善良動機，同時肯定文化革命中人民群眾批判封資修和官僚主義作風的革命積極性，借以抑制逐漸膨脹起來的官僚特權思潮。隨后黨組織和我談話說“如果你對文化革命問題轉過彎了，你的事情就好辦了，人家就這一點對你不放心”。時過不久，鄧小平同志放話說“文化革命問題以后不提了”，并由平頂山礦務局黨委書記陳兆華安排局黨辦受理接班人問題。隨著接班人問題由于趙紫陽的原因在十三大解決失誤，鄧小平同志要在10年內完成政治體制實質性改革的目標，成為趙紫陽大搞淡化黨的領導、加快政治西化和思想輿論自由化步伐的借口，客觀上推動了大規模學生上街和民眾示威的八九風波。
　　
　　
　　  面對目前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批評我們工作中的失誤，用馬克思主義強大的思想政治武器與國際國內公然攻擊誣蔑開國領袖毛主席，公然攻擊誣蔑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以及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這股極右反動思潮展開斗爭的這股左翼思潮，我們理當在道義上給予支持，比如像吳邦國同志公開宣布“五個不搞” 所做的那樣， 像陳奎元同志那樣發表文章旗幟鮮明的表達《信仰馬克思主義，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同時我們也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首先應該承認左翼思潮有利于我們全面提高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掌握，有利于矯正過去一段時間黨的工作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危險傾向；其次，對于左傾觀點和言論不盲從，要有選擇的加以采納運用。重要的是作為執政黨的我們要記住鄧小平同志的諄諄告誡：“‘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摘自《鄧小平文選》3卷375頁）
　　
　　最后，還來談談接班人問題。據主辦人透露他受屬地組織委托已經第三次赴省委交涉問題解決事宜，雖然其間1月29日上級領導曾經到屬地提供解決時機，但由于省委方面曾答復他們將派人下來與當事人見面，所以把上級領導到來作為解決問題的前站而未作這方面安排，至于2月8日上級領導到礦參加老同志回家聯誼會，被認為純屬私人活動，而且主辦人此時已經前往省委交涉問題解決，所以不應算作一次解決機會。
　　
　　 4月中我曾和接管政工工作的屬地紀委書記劉寶玉同志談到接班人問題，我說：“接班人問題拖了這么久，黨組織依然如此嚴肅認真對待，足見我們黨是一個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偉大的黨，加上屬地前任書記和主辦人都承認他們對問題延誤負有責任，這就說明胡錦濤同志是襟懷坦白的。但問題至今尚未解決，這里面既有黨性黨風方面的問題，也有主辦人政治敏感性與政治魄力和組織能力問題。我看上級在地生書記走后讓擔任紀委書記的您兼任政工書記，是頗具政治匠心的。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我們這個黨解決問題的誠意，說明黨組織是光明磊落的，是追求正確與正義的。”寶玉書記表示認可我的看法。
　　
　　 5月初，我和鄭樹森書記談話時，他一方面肯定我始終如一地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堅定立場，肯定我敘事論理的邏輯感，同時諄諄提醒我無論什么情況下都要堅持黨的領導，要求我多讀馬克思主義的書，多讀中外歷史書。對于屬地主辦人一任接一任的矢志不渝的解決努力，對于屬地黨組織為問題解決所營造的良好氛圍，及其負責任的政治愛護與培養，我理當謹記在心。這些終將匯聚成忠誠黨的事業的內在力量，讓我為之奮斗終身。
　　
　　 時值母親病重短暫回家料理之際，匆匆草上，言不盡意，當否，請復示！
　　
　                                                                                                                                   艾夢 2011年5月23日于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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