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蘇冷戰還是三國鼎立
山 澤
二戰結束后到蘇聯解體的近五十年間，被當代史學稱作美蘇冷戰時期。這是以意識形態陣營為依據劃分政治格局的研究方法，并沒有真正反映出當時世界的政治形式。
中國與蘇聯雖然有著共同的意識形態，但同時也是傳統的集權制民族國家，由于國家利益至上原則，使兩者不能簡單歸入同一陣營。
而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新領袖的崛起，改變了原來歐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民族國家式的直轄殖民地的統治模式，建立了經濟上壟斷所有權、政治上遙控民主政府的美式資本主義殖民體系。
在這種新式殖民體系下出現了所謂的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催生了一大批新興國家。歐屬殖民地的獨立并非官方史學所謂資本主義殖民體系遭到削弱的結果，而是其改變統治方式的結果。歐洲殖民地是在歐洲仍處在民族國家時期建立起來的，采取政治任命和軍事占領的集權統治模式。當一戰結束后歐洲主要民族國家都被民主制政體推翻而成為歷史，接踵而來的二戰更是摧毀了歐洲民族國家復辟的企圖，使南北歐所有民族居于猶太金融資本的統治之下。宗主國的政府集權制已被消滅，殖民地國家的統治模式自然也需要相應的轉變。而這轉變中，更重要的一點是通過殖民地的所謂政治獨立，使其脫離原屬歐洲宗主國，而接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新興領袖美國的幕后操縱。因此所謂的戰后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是名不符實的，其實質是金融大資本以資本集權取代原民族國家宗主國的政治集權的殖民統治模式的轉變。
因此二戰結束后世界上存在三大勢力：一是猶太金融資本控制的以金字塔模式分布的資本主義國家世界體系：一是俄羅斯民族為主體的政府集權制國家蘇聯及其控制下的附庸國：再有就是新興的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政府集權制中國。毛澤東當年提出的三個世界的政治格局將中國納入第三世界，是出于韜光養晦、以退為進的戰略圖謀，因為三方中國實力最弱，而三個世界理論打破了三方對峙格局，通過自貶身份以避鋒芒，并拉攏兩方體系的下層成員而分化對手，是一手以守為攻的戰略妙招。這與當代號稱韜光養晦的縮頭烏龜戰略是決然不同的。
戰后三國鼎立世界局勢的形成，是由中共奪取政權統一中國而決定的。而這一迅速變化的形勢也是美蘇雙方未曾預料的。中共建國后，三方關系并未明朗。中蘇雖然淵源已久，但蘇聯對中共的干涉和控制一直是雙方的主要矛盾，蘇聯對中共的一貫政策是扶植利用而防止其過分壯大，并不支持中共內戰，因此中共建國并非蘇聯的理想結果。而中美雖然由于民國的關系使雙方似乎處于敵對狀態，但這種敵對并未直接和明朗化。對于美國而言，保證中國的獨立地位而不是將其推入蘇聯懷抱是最佳的戰略選擇；對于中國而言，如果能利用美蘇爭霸而從中周旋獲利是最有利的戰略態勢。而這種可能性被中國建國后立即爆發的朝鮮戰爭打破了。
朝鮮戰爭是蘇聯直接授意下朝共的統一戰爭。雖然金正日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具有極強的中方背景，但并未向中國請示便發動了戰爭，這使中美雙方都陷入被動局面，并被迫作出抉擇。一旦蘇聯支持下的朝共統一了朝鮮，將與蘇聯遠東一起對美國控制的日本形成南北夾擊的態勢，使日本成為死地。為避免這一局面的形成，美國只有直接出兵介入戰爭；而朝鮮是中國唯一的重工業基地東北的門戶，一旦失守將成腹心大患，朝共的失敗又迫使中國必須直接進行軍事介入。朝鮮戰爭中，中國以志愿軍而非國家名義出征，中美雙方也未宣戰，可見兵戎相向對中美雙方都非理想選擇。朝鮮戰爭的結果迫使中國徹底投向蘇聯加入了社會主義陣營，建立了一面倒的外交政策。蘇聯雖然未能阻止統一的中國的出現，卻也成功防止了中美合作的可能。
60年代由于蘇聯對中國主權的一再干涉企圖，最終使雙方決裂。在最嚴重的軍事摩擦時期，中蘇在蒙古邊境陳兵百萬，大戰一觸即發。而此時的中國武器裝備處于絕對劣勢，在外交上不屬于任何陣營，處于孤立無緣的絕境，面臨著核戰爭的切實威脅。此時毛澤東發動了上山下鄉運動，將近代以來形成的過分集中于大城市的知識階層疏散到偏遠農村地區，又通過三線建設轉移重工業，擴大戰略縱深。工業和人才的疏散轉移加上全民皆兵的戰備模式，將使蘇聯核戰爭和閃擊戰的威力大打折扣，完美的防守戰略將中國建國以來最大的戰爭威脅化于無形。
曾經的知識青年們有幸沒有在俄國人的核彈中化作飛灰，卻有精神在傷痕文學中忸怩作態，這種行為也頗符合近代以來中國知識階層的水平。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以來中國新興知識階層從社會下層抽離，過度集中于少數大城市，造成了城鄉知識水平的嚴重分化，與備受批判的地方士紳藏智于民的傳統社會知識結構形成鮮明對比。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而言，離開大城市則如喪考妣，是其絕難承受之傷。
70年代中美建交扭轉了中國的絕地處境，最終解除了蘇聯的戰爭威脅。此前中蘇通過越南戰爭拖垮了美國，此后中美通過阿富汗戰爭拖垮了蘇聯。這兩場戰爭均以中國為目標，且均以進攻方的失敗而告終。
80年代，西方金融資本經過滲透布局，在政治上瓦解了蘇聯集權政府，在經濟上將中國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打造了中美國經濟體。自此，中國的經濟發展開始脫離集權政府控制，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日漸衰微。此后是三國歸晉還是楚漢相爭將由中國決定。
50、60年代是中國最困難的時期，國土經過半個世紀幾乎不間斷的全面戰爭破壞，內部社會經濟處于崩潰狀態，外部戰爭威脅始終存在。如此內憂外困下，中國不但沒有淪為外國勢力的附庸，卻能通過幾個五年計劃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并掌握了最先進的軍事技術，這是壟斷一切社會資源的集權政府通過高效的資源配置才能創造出的奇跡！而此時的對外政策非但不卑躬屈膝，反而能主動出擊輸出革命。只有高度集權的統治核心才能防止買辦勢力的出現，從而保證政府的一切決策從本國和本民族利益出發。只有高度壟斷才能實現高效配置和高效利用，這無論對于政府集權的計劃經濟還是資本集權的市場經濟都是如此。計劃與市場的辯論不過是用來迷惑人的文字游戲，兩者在壟斷本質上并無差別。
政由己出，這一主權國家的基本原則，在當今世界數以百計的國家中幾乎沒有誰能夠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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