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龍應臺將《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為開篇的專欄文章集結出版的《野火集》在21天之內再版24次，在臺灣頓時掀起軒然大波，其“野火”幾乎燒遍了整個臺灣，形成了燎原之勢，對80年代的臺灣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2009年，龍應臺自出版《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以來，相繼出版了香港版和臺灣版。《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立刻成為華語文化圈的熱點話題，此書也榮登當年各大暢銷書排行榜之列。　　

            （一）《野火集》：“無心點火”　　

薩義德“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和邊緣人（exile and marginal），業余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 ，他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局限、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人” 。

1975年留美前，出生在臺灣的龍應臺作為“外省人第二代”是“永遠的插班生、陌生人”，這使得少年龍應臺過著“流亡者”的生活；從1975年到1983年，青年留學生龍應臺作為臺灣來的亞洲人在美國是“局外人”；1983年，旅美8年后回臺的龍應臺又成為臺灣社會中的“邊緣人”。“流亡者”“局外人”“邊緣者”這三種身份使得龍應臺總是處于一種與所處環境若即若離的中間狀態，永遠不能完全適應，但這也給了她雙重的文化背景和看所處社會現狀的雙重視角，使她從不同社會環境的生活體驗對比中能夠更容易地看到社會的弊端。再，1983年歸臺時的龍應臺的教育學力也使她有能力作為一個個體知識分子揭露當時臺灣社會的灰暗面以啟迪大眾；又，歸臺后龍應臺作為學院派學者、“業余者”，她可以獨立地、相對自由地對公眾發表評判，這更有利于龍應臺保持知識分子的本色發出獨立的聲音，完成知識分子批判社會的使命。　　

     《野火集》于1985年出版。其“野火”雖然在當時幾乎燒遍了整個臺灣，以致形成了燎原之勢，但它的開篇《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確是“無心之作”。它之所以可以燎原與龍應臺的寫作角度和立場、寫作技巧以及當時臺灣的政治局勢有很大的關系：　　

龍應臺的寫作角度和立場：龍應臺是以生活在臺灣的普通民眾的視角來寫作。在《野火集》中，龍應臺把臺灣比作“生了梅毒的母親”，又寫道“美國不是我們的家”，字里行間都表現出她對臺灣的那種恨鐵不成鋼的愛。中國文化傳統講究“關起門來說事”“家丑不可外揚”，這樣的寫作不僅具有說服力，拉近自己與普通民眾讀者的距離，不至于使讀者產生心理排斥，更能激發廣大臺灣民眾拯救臺灣的使命感和熱情。再，龍應臺寫作潛意識里在政治立場上是保守的改革派而非激進派。這使得《野火集》雖然觸及到了社會的弊端，但是不至于像黨外刊物一樣被查禁。　　

龍應臺的寫作技巧：《野火集》從《難局》篇開始了策略性寫作，她以合適的語言、合適的話題介入，避免了所寫文章被國民黨當局查禁的危險，使得她的批判文字得以在主流媒體上公開發行出版，這種擦邊球式的做法使得《野火集》受眾眾多，《野火集》獲得了“燎原”的機會。　　

臺灣當時的政治局勢：施行國民黨集權統治，政治迫害——江南案、十信案等此起彼伏，人民被允許的言論的尺度嚴重不足。這種長期的高壓統治，使得民怨甚多，黨內外要求改革、變革的聲音愈演愈烈，臺灣的政治體制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這時候，《野火集》的出現與其說是“放火”不如說是“熄火”，在一定程度上，龍應臺寫作《野火集》是“曲線”救臺灣當局，對臺灣當局是“小打大幫助”。因為該書雖然措辭激烈，文字充滿了感染力和煽動性，但通篇卻只是在體制內發聲，從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環境污染、應試教育等）出發，將責任的承擔方直指普通民眾，提倡民主的生活方式。這種溫和的、改良派的批評，因為并未指出其深層的原因和具體的改革措施而只揭露了表層的社會現象，對普通民眾有一定的迷惑性，既有利于發泄民憤，又不至于觸及臺灣當局的政治神經，還為臺灣當局將要實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解嚴）做了前期自下而上的輿論準備。　　

《野火集》對80年代臺灣的民主改革進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它緣起于“無心之作”，以“策略性寫作”維持到結尾，全書詮釋了龍應臺作為一個優秀的知識分子敢于對權勢說真話，采取主動的姿勢全力以赴地投入公共空間的批評。　　

             （二）《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蓄意放火”　　

      龍應臺在《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后記中公開提及關于此書寫作過程的種種幕后故事。這本書是龍應臺“閉關”一整年的勞動成果，也是“加持”的結果。這本書的寫作得到了從龍應臺所在的香港大學到臺灣各級黨政機構的傾力幫助，不僅如此，它還有一個龐大的幕后團隊（包括紀錄片團隊、寫作助理等）。顯然，這樣一種聲勢浩大的寫作已經不可能只是簡單地為履行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愛的責任”。　　

      薩義德認為今天對知識分子特別的威脅來自“專業態度”，就是“不使自己有市場性，因而是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觀的’”。龍應臺寫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受到這么多利益集團的“加持”，既接受香港大學創立“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學者”的獎賞，又依靠政治手段獲得可供參考的歷史文獻，很難讓人不質疑她作為個體知識分子其聲音已不再獨立，她已流向權力和權威，成為特定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這使得龍應臺的這次寫作不免有“目的性寫作”之嫌，即寫作觀點、目的已經確定，龍應臺只是在迎合這一目的。　　

     1999年龍應臺從德國回臺任職至2003年，這次做官經歷使龍應臺自己有了一個政治意義上的歸屬定位：臺灣人。龍應臺于　2010年8月1日　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的演講中也曾多次有意無意的強調這一點，“我是臺灣人，不是湖南人，不是大陸人”。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前言里，龍應臺以“‘失敗者’的下一代”自稱。《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全書的寫作立場的政治定位都是臺灣人，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有失客觀中立性。　　

     龍應臺為全力以赴寫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而“閉關”一整年以期可以在2009年結束前出版此書，這不得不讓人覺得她是為了趕上1949年到2009年這個甲子周期的末班車，從而更能掀起風波。該書最后寫道“六十年來，沒有一聲‘對不起’”恰印證了這一猜測的正確性。從《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本體內容看，此書“蓄意放火”的意圖更是顯露無疑。　　

第一，龍應臺寫作時所選擇的受訪者的局限性限制其寫作內容的公正和全面。《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寫作視角是經歷過1949年戰爭的一個個幸存者（　應美　君、龍槐生、朱甘亭、朱經武、張玉法、管管等），它以對這些個人的采訪作為該書主要的史料依據。這直接帶來了很多問題：首先是受訪者的身份始終是1949年被迫逃離大陸的軍民或臺灣本土居民，卻沒有占當時中國大多數人口的大陸民眾，這使得這本書的視角單一，難免會片面；其次，不從國家整體的角度而從個體視角看待戰爭雖然具體，易于使讀者感同身受，但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簡單地從人本的角度出發來評判戰爭的是與非而并未從深入研究歷史邏輯的角度去了解戰爭的原因也不免膚淺；再次，受訪者大多現在已是老年人或經歷戰爭時僅是個小孩子，這使得他們的回憶很零散、相當主觀，缺乏嚴謹性和可靠性，留下的記憶都是在或被忘記、或記不清、或混亂、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后的簡單印象，且，評主觀去看待當年的戰爭容易陷入個人對它的刻板印象和化約式的怪圈；最后，整本書從個體的視角出發看戰爭，試圖跳脫意識形態對立的束縛和國別的差異而將個人利益凌駕于集體利益之上，不免有些幼稚，因為這既與現代的歷史現實大相徑庭，不存在現實實現的可能性，也與中國自古以來“舍生取義”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相違背。　　

第二，該書的題材定位混亂。如龍應臺自己所寫得是在做“愛的責任”，自己“邊做功課邊交報告”，以及從她逐一去采訪當事人、查閱相關的史料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應該是一部紀實的歷史書，但從文章的內容看又有很多文學性的、感性的想象和臆斷，這造成全書內容真實程度和可靠程度不夠。　　

第三，龍應臺所見史料的可靠性和全面性有待考證。龍應臺所參考的史料很多是自傳以及日記，這些材料本身存在著記述的史實失真以及受主觀偏好影響而對史實做出相對客觀評價的問題，另外，很多日記因為各種原因（因牽扯國家利益不便公開；保管不善，部分丟失；有意隱藏事實等）公開的只是一部分，是刪節版，缺乏全面性和整體性，也缺乏真實性。這就使得龍應臺的寫作是剪了又剪的史料，即使該書所用的材料里沒有編造的成分，也難免受龍應臺本身對歷史的刻板印象的影響導致其寫作有明顯的傾向性。　　

第四，龍應臺寫作該書所依托的價值觀念自相矛盾。《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開篇寫道“他們被帶往戰場，凍餒于荒野，曝尸于溝壑”“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那么，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這種表述很明顯地表達了作者認為戰爭不管戰勝還是戰敗，它對卷入其中的個人來說都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失敗，然后整部書也確實從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層面寫戰爭帶給個人的極大的傷害，但龍應臺卻在該書的最后寫道“太多的債務，沒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沒有回報；太多的傷口，沒有愈合；太多的虧欠，沒有補償……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來，沒有一聲‘對不起’。”要“對不起”卻又是在追究戰爭的責任。這造成此書自相矛盾，如果從人本主義的角度看戰爭，那么既沒有勝利與失敗之說，也談不上戰爭責任在于開戰的哪一方，因為戰爭本身就是錯誤，參戰雙方當然都難逃責任，并且戰爭是一個共犯結構，責任不止在幾個人身上，那么這里的“對不起”便成了無稽之談。造成這樣的自相矛盾并不是毫無理由的，龍應臺一開始就將自己在政治意義上定位為臺灣人，這使她很難克服自己寫作時立場的局限。　　

第五，只寫現象，不寫原因。龍應臺在《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開篇談到該書的寫作對象是自己的兒子“飛力普”，以期給他“半截山水”讓他“感受到一點那個時代的蒙住的心跳”，這便將讀者放在歷史無知者的位置上，但全書卻只是直觀地告訴讀者簡單的歷史現象卻并未深層探究現象背后的原因。這顯然會使讀者產生盲目的同感和同情，而對戰爭產生一味的反感，從而使得戰爭存在的歷史必要性為讀者忽視。　　

龍應臺寫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海峽兩岸以致整個華語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引起了公眾對1949年戰爭歷史的反思，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以偏概全、以管窺天不免使此書局限于個人領域，脫離大環境看問題。　　

（三）龍應臺到哪里去了　　

      從《野火集》的“無心點火”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蓄意放火”，二十年來，龍應臺的寫作不僅是一種單純的寫作，更成為公共話語領域的指向標。縱觀比較她的寫作內容，尤其當以龍應臺的《野火集》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為例，不難看出她的寫作既有價值觀的堅持，也有改變。　　

      龍應臺寫作價值觀的堅持主要表現在她一直崇尚西方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念。從《野火集》以生活在臺灣的普通市民的角度批判當時臺灣的社會黑暗面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1949年被迫逃離大陸的軍民或臺灣本土居民的視角看戰爭都表現出龍應臺對個人價值的看重和推崇，總是將個人利益凌駕于集體利益之上，認為集體利益應服從于個人利益。這種觀念極端化便容易由西方的自由民主轉變成個人的自私主義，貽害無窮。　　

龍應臺的寫作也有變化。如果說《野火集》是因有火而放火，那么《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則是為縱火而點火；如果說《野火集》是因懷孕而生產，那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則是為生產而懷孕。這很大程度上是由龍應臺角色的改變造成的，臺灣政治任職經歷已將龍應臺從“局外人”變為“局內人”；不僅如此，當一種寫作被某種利益支持時，這種寫作很難不成為利益的附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既是政治利益集團的“借刀殺人”，也是龍應臺作為寫作者的“借花獻佛”。從“不受獎賞的、業余的良心”到“專業性的懇求者”的轉變使得龍應臺漸失其作為個體知識分子的本色。　　

龍應臺作為曾經將“野火”燒遍華語世界的有名的一支筆，我們還是期待那個曾經耿直、雄辯、極為勇敢、吃了“正氣散”的獨立特行的龍應臺能成為批評華語文化的成員，再次以“有效溝通的方式”成為社會的啟蒙者，以“反對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非以“調適（accommodation）的精神”對權勢說真話。　　

參考文獻：　　

[1] [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陸建德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11月版　　

[2]龍應臺：《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天地圓書有限公司，2009年9月版　　

[3]龍應臺：《野火集》（二十年紀念版），文匯出版社，2008年8月版　　

[4]龍應臺，[德] 安德烈：《親愛的安德烈》，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5]龍應臺：《我們的“中國夢”》，　2010年8月1日　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的演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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