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公審大會在河北省當時的省會保定舉行。毛主席用處決劉青山、張子善的槍聲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筑起了反腐防變的大堤。令人遺憾的是,管用了近三十年的防腐大堤幾乎卻在“一夜之間坍塌了”。可惜啊!
這真的是在“一夜之間坍塌”的嗎?當然不是。現在仔細尋思起來,俗話說的“千里之堤毀于蟻穴”還真有道理。據我的觀察與思考,用“公款吃喝”就是最早的一窩“蟻穴”。
有人說,在腐敗已成社會的最大毒瘤的今天,還談什么用“公款吃喝”問題,不是太“小兒科”了嗎?有這個必要嗎?我以為,很有必要! 因為,任何一件都有來龍和去脈,搞清楚了來龍去脈就是為了追根溯源。找到了源頭,也許就可以從源頭治理腐敗了。
要知道“公款吃喝風”起于何時,先要搞清楚“公款吃喝”這個詞是什么時候才有的?在中國大多數上了年紀人的記憶里,新中國之初沒有,社會主義改造之時沒有,高舉“三面紅旗”時沒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更沒有。總之,在毛澤東時代就沒有聽到“公款吃喝”這個詞,更談不上“公款吃喝風”了。
說到這里,反毛分子會反駁,那時候“窮”,你想用“公款吃喝”也沒有啊!我說,你們錯了!從經濟上講,過去比現在是“窮一些”。雖然是“窮一些”,但也不是沒有公款吧。從理論上講,既然有公款,就有可能把公款用于吃喝。然而,那時的人們卻沒有把公款用于吃喝(至少是絕大多數地區、單位和個人都沒有,更沒有成為一種社會現象)。這不是因為“窮”而是人們的精神比現在富有。那時的人們思想比現在好,覺悟比現在高,自我約束力比現在強,紀律也比現在嚴明,絕大部分黨員干部都能率先垂范。即使在“抓綱治國”時期也沒有“公款吃喝”這個詞,因為當時毛澤東思想還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思想中占主導地位。
可是,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情況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正是在胡耀邦領導的“整黨”前后。照理說“整黨”是好事?怎么就把“公款吃喝”和“公款吃喝風”給“整出來了”呢?
舉例說明吧,一個朋友告訴我,1984以前,每年他們在食堂聚一餐,就是吃一頓“年夜飯”,還是自己出“份子錢”,不足部分由單位“補貼”一點。那時沒有“小金庫”,吃喝開支沒有渠道“報銷”,補貼款的來源盡然是“大糞款”。因此,便有人戲稱這是“自吃屎”。這是現在的人們無法想像的說來又好笑的事情。
那時的農村還是集體所有制,辦的是綠色農業。市郊的菜農種菜很少用化肥,大都用人畜的糞便肥田。所有縣(市)機關各單位廁所的糞便都被周圍的生產隊“承包”了,有的生產隊還因為“承包”不到廁所而鬧意見哩。這些“大糞款”是不上單位財務賬的,而是上在機關食堂的賬上。這就是當時唯一的“小家檔”(即現在所稱的“小金庫”)。
那時,同城的上級來檢查指導工作根本就沒有“工作餐”之說,更沒有“用公款大吃大喝”的事情發生。同級部門之間從沒有過所謂的“禮尚往來”。即使是省、地級及部門領導來了也是在單位食堂就餐,也不搞“大吃大喝”,來人自己還要交“基本伙食費和糧票”。(如:到鄉鎮去檢查指導工作,就餐一天個人應交的生活費是:一元錢和一斤糧票。即早餐兩毛錢、兩票,中、晚餐各四毛錢、四兩票。不足部分大多也是用)因為這是規定,每一個人都會自覺的去遵守,如果不收倒是很不好意思的事,一定讓別人收下了才安心。
可是,從“整黨”開始,特別是到了“整黨”后期,事情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一是把人們已經亂了的思想搞得更亂了。當時的一種社會思潮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過時了,過去的東西都錯了。什么思想、信仰、主義統統都是虛的,只有物質的利益才是實的。及時行樂,追求物資享受開始成為大多數人的生活態度。
二是形式主義的檢查驗收太多。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轉段之前要經過驗收,合格之后才能轉到下一段。因此,層層檢查,級級驗收的頻率極高。
三是招待吃喝是過關的好辦法。現在已無法查證誰是“始作俑者”。但誰吃喝招待搞的好,誰就能先過關(只要不出大的問題)已是不爭的事實。
四是交叉檢查推動了吃喝的攀比之風。同城同級各部門之間的相互學習取經或檢查驗收時,你今天是八個菜,我明天是十大碗;你今天喝散裝酒,我明天喝瓶裝酒;你今天發散煙,我明天發整包;你今天副手作陪,我明天“一把手”參加。
五是推動了招待費的猛增。隨著吃喝檔次越來越高,招待費也就成倍的增加了。交“基本伙食費和糧票”和“大糞款”作補貼的“規矩”已經成為了歷史。
六是國家的財務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招待費的猛增衍生財務上的弄虛作假。按照當時的財務制度,根本就沒有招待費的科目。更沒有誰傻到自掏腰包的,只能是巧立名目、虛開發票、虛列正當支出。這種“開拓精神”為后來更嚴重的腐敗創造了“經驗”。
有人說“‘民謠’是山寨版的歷史寫真”,我看很有幾分道理。
如:酒杯一端,政策放寬,筷子一提,可以可以。就是那個時候的真實寫照。
發展到后來,想辦成事情只請吃請喝都不行了,還得送禮。我把這看成是“行賄受賄”的初始階段或雛形(當然這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于是又有了“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的民謠。
到了“整黨”后期,“整黨”的成果要落實到經濟建設上,落實到發展生產力。于是有人提出“關系就是生產力的‘偉大’理論”。提倡“有關系的找關系,沒有關系的買關系”。找關系和買關系靠什么?當然是靠錢來打通關節,靠吃喝送禮,靠行賄受賄來架橋鋪路。
1987年1月16日,以批準時任“中央整黨領導小組組長”的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宣告了三年來的“整黨”工作勝利結束。
縱觀“整黨”的全過程,我們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公款吃喝”問題開始于“整黨”的后期,“公款吃喝”形成風氣是在“整黨”之后。
這主要是因為,在用“公款吃喝”這最早的一窩“蟻穴”中, 第一條“把人們已經亂了的思想搞得更亂了”和第六條“國家的財務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是兩個最大的“蟻穴”。“思想搞得更亂了”從思想和道德上為“公款吃喝”打開了“綠燈”;“財務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為“公款吃喝”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資金支持。這不僅讓“公款吃喝風”成為可能,并為隨之而來的行賄索賄,貪污受賄,買官賣官等更全局、更全面、更縱深地腐敗創造了條件。
毛主席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筑起的反腐防變大堤,就這樣被用“公款吃喝”的這窩“蟻穴”給毀掉了。
如果有人要問,這窩“蟻穴”上的“螞蟻們”呢?······不是本文討論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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