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時，我們愛問初次接觸或接觸不深的人，“你是哪個學校的”、“你是做什么的”、“在哪工作”等等問題，實際上，我們問的是他（她）的“身份”。當得知對方的學校或工作地是自己沒聽過的或者自己認為是不太好時，交談、交往的愿望會降低；反過來說，當得知對方“身份”很好時，我們交談、交往下去的興致就會很高。這是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為在這個“陌生人的世界”，“身份”已經成為我們與陌生人建立信任基礎的一個“通行證”，另一方面是自己對好的身份的一種向往。而在目前看來，這種信任似乎并不是由于身份背后所代表的倫理、道德等產生的，而似乎是由于我們對身份背后的金錢、權力等的向往而產生的。換句話說，人們在互動交往中，似乎形成了一條準則——趨向利益。

那么，為什么“身份”背后的倫理、道德等所帶來的信任感“變弱”了呢？也許，這與“身份群體”的不自重不無關系，因為我們看到太多關于他們的“丑陋”了。那這里就產生了兩個問題：一是處于這些“身份群體”內的人為什么輕易地就破壞了他們身份背后的倫理道德呢，二是既然我們知道了這個“身份群體”的“丑陋”后，卻還要向往它呢。筆者認為，這兩個問題在實質上是一個問題，即我們為什么變得如此重視利益，而如此輕視倫理道德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得明白“身份理性”是如何對人起作用的。

在這方面，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里有很精彩的論述。在城邦里，哲王、護衛者、工匠等是有嚴格的身份區別的，“身份”一旦定下是不容許變換的，各人各司其職就是美德，對整個城邦來說就是正義。而各人嚴格遵守自己的身份，是因為他們從小就被嚴格灌輸這樣的理念，嚴格遵守神的安排，忠實地履行神賦予的“身份職責”。換句話說，我們忠實地履行“身份職責”是因為后天的教育而形成的在自我內部的“身份理性”。正是這樣的“身份理性”才使我們保持著對自我的克制。“而對于一般人來講，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服從統治者”[1]。倘若沒有這套嚴格地培養“身份理性”的過程，那么護衛是沖動的，城邦也會失去對工匠等人的控制，淪于你爭我奪的混亂境地，恐怕只有哲王才能保持自我的清醒。倘若視哲王為理性，護衛者為激情，工匠等人為欲望的代表的話，很顯然，整個城邦或整個人，是因為激情，欲望沒有服從理性（哲王）的統治而變得不正義、不和諧。如果把“身份理性”視為理性的話，那么前面所提出的人的不正常狀態的根源就是個人的激情，欲望不受“身份理性”的“統治”約束了，個人陷入“自我”與“身份理性”間關系轉換的混亂中（在這里“自我”指激情、欲望，而將理性從個人身上“剝離”出來成為“身份理性”，視為由外界建構而成的）。而這種混亂早在中國古代的教育觀中就埋下了禍根。

費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來描述中國人的秩序圈，既適用于封建的中國人，也適用于現代的中國人。魯迅說，中國的封建禮教“吃人”，筆者認為說的就是在中國的“身份意識”培養中，把“自我”吃掉了。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國家通過對個人建構這樣一種“身份理性”在思想上形成統治。這種“身份理性”構成了個人整個的行為準則，每個人首先要聽從別人的指揮。具體到個人生活得領域，個人的秩序則由家族圈，朋友圈等來建構。對于男子來說，讀書首先是“光大門楣”，是一種家族式的“自我”，個人的“身份理性”由家族規范，家族意識而形成。更可怕的是“女子無才便是德”對女性的殘酷統治。所謂“無才”就是沒有自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沒有思想，只忠實聽命于她所從屬的人或人群就是美德了。于是，我們看到，這里面都沒有一個“我”存在，他們的背后總有一些人去支配著他們的行為。而到了現代，情況似乎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個人太自由了。個人背后沒有“人群”了。比如說教育，我們現在對孩子們說，要好好讀書，將來才能有出路，才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實質上不是在說，孩子，為你自己的將來好好讀書吧，將來才能賺錢養活自己嗎？而回顧整個教育過程，似乎道德教育被弱化了，都是知識，技術的灌輸，或者說在培養個人的集體感，集體道德，構建一個集體的“我”方面是欠缺的。這個集體的“我”有別于愛國主義中的“我”，不是從國家層面，而是指各種“身份群體”的我。因為我們在國家層面是有很好的基礎的，比如在國家重大事件中，如98年大洪水，汶川大地震等人們表現出非利己性等行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國家對于個人來說似乎太抽象了，太遙遠了，無法時時“提醒”個人。

現代中國人依然是圈子的結構，只不過“自我”在最里面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一個圈，“我”是一個獨立體。家族對于“我”不再是統治。對于個人來說，似乎只有“身份理性”才能對個人的激情，欲望有所限制了。然而在現實的狀況中，我們每個人的“身份”太多了，每個“身份”背后總有其倫理，道德，行為規范等，而我們的身份間轉換的太快了，有時甚至還要同時扮演多個“身份”，以致我們處理不好個人與“身份”之間的關系，個人與身份模糊不清，只好“自我”去支配自己的行為了。于是各種“身份群體”頻頻爆出丑聞，就不足為奇了。當社會中的人們都扯掉身份的外衣，成為“個人”時，那真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人吃人”的社會，這倒是令魯迅先生始料未及的。他要打破吃人的封建禮教，喚醒中國人，卻不曾想現在中國人“覺醒”得如此之快。

現在的問題就是個人與身份群體不能有機地結合，身份太多。因此，首要的任務，就是給人造一個總的身份，這個總的身份統領著所有“身份理性”，也就是說，無論個人是什么身份，都必須首先滿足這個總的“身份理性”，換句話說，把個人塑造成這樣一個人：無論這個人處于什么樣的境地，在意識里首先毫無條件地服從這個總的“身份理性”。

既然要對每個人都適用，那就得找到一個普遍的方法。教育機構雖說可以實現對每個孩子的培養，但對于不在學校內的成年人卻是沒辦法的，而且他們還可以影響到自己的孩子，使得對孩子的教育效果大大折扣。其實，前輩們早做過這樣的嘗試，如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運動”。而如今隨著農民工潮，電視的廣泛普及和經濟市場的地位，他們的觀念更多的受到城市的影響。因此，首先要從城市的基層做起，這就是社區。推動社區運動，培養居民關心公共事務的熱情，營造一個溫情的氛圍，這才是社會工作對于中國最重要的作用。因此，社會工作者首先就要建設這樣一種社區文化：讓社區居民認同社區，從而推動居民更多地去關注社區；社區自治組織成為社區的代表去管理整個社區，強化社區的共同意識。人們在這個社區里做什么事時首先想著對社區的責任，對社區其他人的責任。在社區內，沒有“身份”之說，大家都是平等的。當其他人有困難時，他（她）有義務去施以援手，而并不是想著從他人身上獲利。這樣一種氛圍，孩子當然也會受到熏陶。當社區每個人都這樣想時，并且形成了傳統，成為個人理性，也許公民道德的基礎也就有了。也許這個過程非常漫長，艱辛，但是總得有人去這樣做，社會工作者就去成為這樣的“先驅”吧，我想歷史會記住他們的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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