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西方民主政治
對于西方民主政治,我們要解決好怎么看和怎么待兩個主要問題。
首先是關于怎么看的問題。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有其萌芽、確立、發展和衰亡的過程。因此,必須歷史地考察與資本主義社會相伴而生的西方民主政治。
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無論哪一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西方民主政治是與近代以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標榜“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本主義思想相配套而生的,在其誕生的歐洲大陸上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因此,它能夠適應當時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需求。對于過去的奴隸主政治、封建領主政治,它具有進步的權力監督制衡機制、公民參與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和公共決策機制,通過形式上的自由民主使廣大人民獲得政治文化上的滿足感,是一種極大的社會進步。
然而,在西方民主政治歷史進步性的對面是其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吉登斯曾經指出:“當自由民主制度日益普及的時候,我們希望它能成為一種非常成功的方式。然而,民主制遇到的困難幾乎無所不在。”實際上,由于“資本邏輯”的客觀存在,任何一種試圖走向平等、正義的努力最終都會走向它的反面,甚或走向虛無。選舉投票率下降、政黨政治衰落與人民對政府及政客的不信度增加,是當代西方民主政治面臨的三個突出問題。究其實質,是選舉權的實際不平等——不同種族、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工作狀況、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投票的熱情差異巨大;是多黨競選制度的困境——各政黨的政治價值的趨同化、政治基礎的模糊化以及政黨之間的某種利益上的“妥協”使政黨競爭越來越失去實際意義;是以上各種因素的影響,導致人民對民主政治普遍采取了一種政治冷淡主義的態度,這尤其突出在以總統選舉投票率超低著稱的美國。說到底,西方民主政治始終是資產階級的政治。
基于以上對于西方民主政治的考察,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中國如何對待西方民主政治的問題了。需要辨清的是,這里討論的中國態度不僅僅是當前的態度,也應當是將來的基本態度。
首先,中國是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前途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其次,應當看到,中國目前的社會生產力仍然處于較低水平,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比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還要低,短期內想要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是不可能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不通了。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無產階級革命與共產主義革命是可以分開完成的,即在具體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先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然后集中力量增大社會生產力,創造實現共產主義革命的條件。因此,在現今這一承擔發展社會生產力艱巨任務的重要階段,尋找一種既符合歷史規律要求又符合具體國情的政治制度尤為重要。
我們的態度應當是:在歷史規律與具體國情的雙重考慮下,既要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又要借鑒其合理的政治形式。
一方面,我們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許多人對“打碎”一詞存在誤解,認為這是在宣揚破壞一切的恐怖暴力。實際上,馬克思所說的“打碎國家機器”,并非像無政府主義者所鼓吹的那樣否定一切國家機構本身,而只是要消滅其具有剝削階級統治性質的軍事官僚部分。具體到中國近代歷史上來說,就是要打碎舊官僚、舊地主、舊軍閥和大買辦式的聯合勾結統治。
另一方面,我們要借鑒西方民主政治的合理形式。如我們所知,社會主義不是空中樓閣,而是在資本主義物質生產條件及其配套設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此我們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而同樣要借鑒西方民主政治的合理形式。其一,是實行代議制和普遍的選舉制,“把一切權力集中于人民代議機關之手”。其二,是要借鑒西方國家的社會管理制度,大力發展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事業,保障國家安全與人民生活的穩定。具體說來,當代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是實現以上兩點的可行途徑,當然它的實際運作仍需要進一步完善。
在這個“打碎”與借鑒的過程中,尤其要注意歷史規律與具體國情的考慮。要明確中國當前階段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位置,既不能落后也不宜超前于歷史發展潮流。要充分分析當代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和歷史等各方面的條件,而不是盲目移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以上兩項考慮下,認真揀擇西方民主政治的可取之處和需棄之處才是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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