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法必究才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和中心環節　　

　三慎齋愚人　

摘要：依法治國“十六字方針”方針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歷來皆認為“有法必依”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和中心環節。近幾年來的社會公共性事件，無一例外都是與“法”有關，在那眾多的層出不窮的違反法治事件中，有哪一件不是因為沒有做到“有法必依”或者“執法必嚴”而造成的？但是，如何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筆者認為，“違法必究”才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根本保障，違法必究才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和中心環節。　　

背景：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盛行“人治”，即把治理國家的重任寄托在當權者個人身上。然而，無論是柏拉圖的“哲學王”，還是儒家的“圣君良相”，盡管可以給國家帶來一時的繁榮，但終究難以使社會長治久安，甚至會因一己之失釀成民族災難。　　

　1996年3月17日　，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正式批準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第一次以國家意志形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作為國家的戰略目標加以規定。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報告再次強調：“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跨世紀的發展，要求我們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　，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又在國家的根本法——憲法中正式獲得了確認，這是保證其長期性、穩定性的需要。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寫進憲法，是對國家整體法制建設的一個全民推進，此舉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志著中國徹底拋棄人治，堅定不移地沿著依法治國之路前進，也為中國在21世紀的治國基本方略提供強有力的憲法保障。　　

所謂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       　　

                                                        ——《法理學初階》2009版206—207頁　　

實行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或最低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有法可依，指國家應當高度重視和加強立法工作，逐步建立起完備的法律體系。之所以把有法可依放在依法治國的首要地位，作為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條件，原因在于，只有經過國家機關將人民的意志制定成法律，才能借助于法律手段對整個社會進行管理，使國家的各項事業有章可循。有法必依，即普遍守法原則，指的是制定以后的整個實施過程，要求一切國家機關、政黨、社團和公民在自己的活動中，必須嚴格遵守和執行國家法律。執法必嚴，是指國家機關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必須切實依照法律規定的內容、精神和程序辦事，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權威。違法必究，是指對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依法平等地予以追究和制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例外。　　

按照書本也是現今實踐或者理論通說認為，十六字方針中，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中心環節，執法必嚴是重要支撐，違法必究是保障。然而，關于“有法必依“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和中心環節這點，所有的解釋均只是詳細地展開解釋下“有法必依”的概念和內涵，僅僅只是在概念中有所強調國家機關、政黨、社團和公民該如何如何行為。那么，如何確保這些國家機關、政黨、社團和公民做到“有法必依”要求的那些行為呢？靠什么來保證“有法必依”？僅僅只是法律的規定?　 　法律規范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行為模式，是指規定人們如何具體行為的部分。

法律后果，是指做出符合或者不符合行為模式的要求時應當承擔的相應結果。為什么現今的違法亂紀行為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并且呈現愈演愈烈之勢？是法律條文中“行為模式”規定得不夠具體嗎？是法律條文中“法律后果”規定得不夠嚴肅嚴厲嗎？中國的法律從數量上來說應該算是世界上最多的了，質量上也在不斷改善，但是，中國每年所發生的違法犯罪事件卻為何依然不斷增加？這些該如何防治？

從那十六字方針中，不難看出，“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其實是一脈相承的，“有法必依”是從守法的角度，而“執法必嚴”則是從執法的角度。然而，從法律規范的角度來看，“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則又都是屬于“行為模式”的范疇。現今的一個重要問題便是，執法、司法機關在強調“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這一“行為模式”時，卻往往忽視了如果不“有法必依”和不“執法必嚴”的“法律后果”，更忽視了該如何確保因“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行為而產生的“法律后果”該如何實際地實現，也就是，在“違法必究”這一問題上出了問題。“違法必究”所達到的程度遠遠跟不上為確保“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能夠得到切實實現所需的程度。

現今的情況是，“有法必依”變成了“有法不依”也無可奈何，“執法必嚴”變成了“執法不嚴”也無可奈何，法律在落實中被貶值、在執行中被弱化，“違法必究”的法治精神得不到落實，其結果是法律成了虛文，導致“積重難返”“法不治眾”，使違法行為成為了久治不愈的痼疾。

為何“違法必究”如此重要？以刑罰為例。在刑罰中，真正起到威懾作用的不是單一次的刑罰措施有多么的嚴厲，而是每一次的犯罪行為都能得到懲罰。而為什么有的犯罪行為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在經濟生活中，當生產某一產品的成本越高時，如果收益也小并且伴隨著較大風險時，除非這種產品是非生產不可，否則它應該是生產得越少的。用經濟學效益論來分析犯罪行為時，當犯罪行為的成本過于地高，且犯罪可能得到的收益極其地小的時候，犯罪行為是會朝著越來越少的趨勢的發展的。但是為何現實中犯罪行為發生的越來越多呢？原因就在于犯罪的成本與犯罪的收益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空間，而且，是犯罪的收益遠遠大于犯罪的成本的。那么，要減少行為，則應該從兩個方面入手，盡可能地增加犯罪行為的犯罪成本和盡可能少地減少犯罪行為的收益。犯罪行為的收益是不以犯罪人和被害人之外的其他人所影響的，也即，犯罪行為的收益是無法以第三人的意志來減少的，也即，我們無法盡可能少地減少犯罪行為可能的收益。那么，為了減少犯罪行為的發生，我們就應當盡可能多地增加犯罪行為的成本。然而犯罪的成本又由什么構成呢？真正構成犯罪成本的，就是犯罪行為所受法律的制裁——形罰，而為了實施犯罪行為所付出的其他技術性成本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

在具體的犯罪行為所對應的刑罰上則又有兩部分，一是刑罰的程度性，二是刑罰的概率性。根據罪行罰相適應的原則，刑罰的程度性，即，某一行為應處以的刑罰措施和強度是由法律預先規定的，是無法也不應去改變的。那么，我們就只能在刑罰的概率性上做文章。說到這里，其實，我們也可以發現，“違法必究”其實就是一個對違法行為追究的概率性問題。“必究”講究的是一個高概率性，因為只有當每一次違法行為都盡可能地——高概率性地得到針對性的法律制裁時，這個時候，法律的威懾作用是最大的。當我們關注于法律的制裁作用時，難道就沒有想過法律的制裁的作用是什么？難道不就是通過法律的制裁來達到一種威懾，進而達到預防違法犯罪行為的再次發生么？預防違法犯罪行為的再次發生，這也是法律制裁的根本目的所在，甚至，這也是為何法律中不僅僅要規定“行為模式”而且還要配套規定“法律后果”的根本原因。“必究”，也講的是一種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是指法律對于違反犯罪行為的一種不舍不棄的追究，是一種對于違法犯罪行為的制度性反感，這種必然性更是社會民眾對法律認同感的重要影響因素。而這種“必然性”，不僅僅要體現在法律規則的制定上，更重要的則是體現在前面所說的高概率上了，在這個意義上，必然性要求高概率性，高概率性則體現著必然性。綜合上面所述的，總的來說， “違法必究”，是極其的重要。

那么，我們又該如何做到“違法必究”？先說一點，“違法必究”的“違法”，不僅指一般地違反法律，而且還包括對于違反憲法的行為也要加以追究；同時，還指一般的違法和犯罪。這里的關鍵是要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反對各種特權現象，必須有一個完善的法律監督體系，特別是要加強對執法機關和人員的監督。

違法必究，主要的，應當做到以下幾點：一，追究的必然性；二，追究的及時性；三，追究的合法性；四，追求的平等性；五，追究的準確性；六，追究的范例性。追究的必然性是違法必究的核心，面對高概率性的法律制裁，任何違法行為若不是必然性地和無法避免地發生，那么，該種行為在一般情況下來說應該是會盡可能少地發生的。追究的及時性，主要是牽涉到追究的根本目的——預防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角度來說的，當某種違法犯罪行為發生時，其所受到的法律制裁的速度越快越及時，其法律制裁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主要指威懾行將會是最大的。近幾年中國社會上所發生的公共性事件往往都呈現出一種曇花一現的趨勢，即，事件剛剛開始發生時，很容易的得到社會公眾的關注，案件也能夠得到極度的關注和處理，然而，隨著時間的拉長，社會公共對該案件的關注度便隨之冷卻減低。更嚴重的問題是，雖然案件的發生和發展得到了太多的關注，而案件的結果卻由于案件的審理過程時間的拖長，導致了往往不被人們所重視，因此，該公共案件的處理結果也就不能起到很到的社會警示作用，結果也就導致了類似的案件在人們關注度過后便又風起云涌了。比如說，藥家鑫案，現在上訴二審過程中，還有多少人在關注？當越來越多的社會公共案件由于得不到反省而不斷重復發生時，尤其是當人們習慣了這種“無聊生活中的不時時的點綴和刺激”時，這個社會是會朝著一種怎樣的方向發展是很值得去懷疑的。追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講的就是追究必須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依照法定程序進行。追究的平等性，則是指追究違法犯罪行為的主體時，忽略該主體的社會地位，以法律上平等人的資格，或者，以一種“天地不仁，視萬物為芻狗”的態度來平等對待的問題。追究的準確性，則指的是每一次的追究結果都應當盡可能地準確無誤，即使無法保證百分之百的正確，也應該以此為目標。因為，一次不公正的審判要比數次違法犯罪行為更為影響更為惡劣，因為違法犯罪行為所污染的是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在此處指不準確的追究，則污染的是水源了。追究的范例性，則指的是，當每一次的違法犯罪行為的追究行為結束之后，都應當盡可能地利用該此追究行為進行法制宣傳和教育，以起到最大的預防違法犯罪行為發生的作用。　　

      依法治國，路漫漫其修遠兮，吾輩當上下而求索。違法必究，亦應當作為依法治國的關鍵和中心環節而放在首要位置，以便為依法治國發揮最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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